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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淘的抉择
故事的最简版本是:7年前,一个清华博士签订了一份选调到基层工作的协议,之后赶上短视频风口成为一名“农村网红”。如今,在他任职的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人人都有机会通过公众号与这位县长交流。
“农村网红”“清华博士”“偶遇县长”,此类话题总能成为34万分宜人闲暇的谈资。随着一个个民生问题得以解决,这个名叫谢淘的选调生与他通过新媒体畅通问政渠道的故事,开始在互联网上传播。
故事的稍长版本是这样的:谢淘在清华园里求学10年后,于2015年获得了环境工程专业博士学位。那年江西省首次面向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定向招收选调生,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本科及其以上毕业生到江西基层工作。时年谢淘26岁。
谢淘1989年出生于毗邻分宜的宜春市万载县。教师家庭出身的他,从小学习成绩优秀,是家长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考出小县城后,谢淘得知有个词叫做“小镇青年”,他觉得自己挺像的。
在外求学十年,正当亲友们准备庆祝他即将在大城市站稳脚跟时,谢淘却选择回到江西农村。在2015年,硕博生还没有开始涌入县城,谢淘听到的也多是“惋惜”。
惋惜声终于日渐被肯定的声音覆盖。八年来,谢淘做了包括但不限于征地拆迁、扑灭山火、抗洪抢险、办文旅节、电商助农扶贫、防治水污染、社区抗疫和社会公益等大大小小的事情,青涩褪去,头上还渐渐有了几缕白发。
江西选调生规模也从最初的7人增长到如今的1706人。但这似乎还不够,“这些选调生分配到各个乡镇,其实占的比例还是低的,不过缺的还是真正愿意扎根基层的年轻人”。
进入谢淘视角下的选调生世界,你将看到一个更深邃的故事。这里有小镇青年的自白,也有小镇青年的乡土情怀;这里不止有梦想,也有着难以言说的误解和需要独自忍受的孤独。
采访在四月下旬进行,以下是谢淘的自述——
记者丨邱帆 刘琪 康中红
编辑丨YQ
01“农村网红”
▲谢淘在工作
2020年,我还在水北镇任镇党委书记。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事情,是我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了个人账号。本意是作为一种畅通问政渠道的方式,但因为我在短视频平台上频频出镜,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很多质疑尤其是来自体制内的质疑声音随之而来。
有人觉得读到博士再从政是资源的浪费,有人觉得乡镇书记拍短视频是不务正业,还有人觉得这纯粹是作秀。一些长辈很耐心地告诫我,为官之道,一定要低调。
但我的想法很简单,当时正值直播电商的风口,如果这件事真的能帮到贫困户,帮到扶贫产品、扶贫产业的推广,能更好地宣传我们的乡村美景和地道美食,能带给社会满满的正能量,我就问心无愧。
当时我身上有挺多流量特质,“清华博士”“乡镇书记” “助农扶贫”。恰好又是6·18期间,一些电商活动在密集开展,我接受了一个本土扶贫产品直播推广团队的请求,去他们短视频直播间带货。通过那场直播,卖出去不少扶贫产品,水北特色米粉就卖了300多份。
之后的短视频也是和他们合作拍摄的。第一条爆款视频是一天清早到水北集镇上吃粉。第二条爆款是一天下午在黄坑古村拍的,那天刚好有其他选调生从南昌过来,于是就请他们两个博士一起上镜录了一条。那条视频还蹭了一下高考的热度,文案大概是:高考考得怎么样不要紧,清华北大浙大的博士告诉你,最后都要回村里!
这个过程中有好多意外之喜。我收到返乡做农民的李豆罗市长的邀约一起做公益,能帮着贫困户卖鸭蛋、解决扶贫瓜滞销问题,有大学生联系我想来乡镇实习,甚至有人找我学做水北腌粉,还收到了很多热心网友的祝福。
这还可以是一种畅通问政渠道的方式——不少乡民私信我,反映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这能让我更好地了解当地的社情民意,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老百姓。
▲公众号留言区
这其实不是我第一次尝试新媒体。
我工作的第二年,在我工作的第一个乡镇——新余市仙女湖区的河下镇,因为五六月份连续下暴雨,我们一个一千多亩的杨梅基地杨梅滞销严重。我了解到村里有酿造杨梅酒的习惯,通过联系一些清华校友,做直播,互联网众筹,把村民们酿的酒基本上卖出去了,每家每户平均增收有两三千块钱。
杨梅酒卖完后,整个村里的人聚在祠堂里庆祝,好多在外务工甚至过年都不回的都被叫了回来。感觉全村人一起干了一件大事。
“为什么很久没看到你拍短视频了?”偶尔有朋友会问我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一个农村网红的成长史》。经历过流量挤入直播间里的喧嚣,经历过流量给实体小店带来的冲击与变革,也经历过流量让非遗文化焕发新的生命,热闹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以一名公职人员的身份,应该如何看待代表着公权力的组织或者个人努力用互联网接近当代年轻人的话语体系?由此带来的流量应该如何正确地使用?其边界应该在哪里?
“ 这还可以是一种畅通问政渠道的方式——不少乡民私信我,反映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这能让我更好地了解当地的社情民意,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老百姓。”
从2020年6月到2021年7月,我们陆陆续续拍了有100多条短视频,终于在一年前,我离开水北镇的时候,停更了。
02“小镇青年”
高中时我写在本子上的一句话是,“命运如掌纹,曲曲折折,但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我以往33年多的人生经历中,高考刚好是一个分水岭。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小学在镇中心小学,初中一年级上完后学校被撤并,我就转到县城去了。
刚到县城时我有点跟不上,因为普通话不太好,还经常被县城同学笑话。更糟糕的是,县城老师讲课进度比乡下快,好多课程内容我得自学去补,所以开始有几次考试我都不及格。
但我骨子里还是有那种乡下人的倔强,越是被人瞧不起,越是想证明。所以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把各科成绩赶上去。中考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我们县里最好的高中——万载中学。
“ 命运如掌纹,曲曲折折,但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的高中成绩一直都比较稳定,都是考第一,可能有点儿“凡尔赛”。但高考我却没有发挥好。好几门信心满满的科目,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成绩。出分那天,老师们比我还紧张,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后来听其他老师讲,她在帮我电话查分的时候,当场就哭了。她可能从来没想过我会考这么差。
当时还是估分报志愿,因为过于自负,只填报了一个志愿。出分数那天,我默默捡起了教材,做好了复读的打算。阴差阳错的是,那年分数普遍不高,我的分数居然还是上了投档线,虽然没去成理想的专业,但还是如愿去了最想去的学校。
如果让我回顾一下我的中学时代,跟其他同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就是更早懂事,用农村的讲法,就是“开窍”得比较早。
在中学时代,我成为一名很耐心的学习者,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刷题家”。慢慢地,学习也就成为了一种习惯。坚持了那么多年,或许只是因为知道,想要改变命运,没有退路,也没有别的选择。
▲谢淘自画像
我第一次去省会南昌是在高三,数学老师带我去参加奥赛,为了奖励我,还特意带我去了南昌动物园。因为去得比较晚,动物园都快关门了,我们走着走着,天也渐渐黑了,我们刚好在狮虎园,周遭都是猛兽的低吼声。跟在老师后面的那种安全感,我始终记得。
第一次去北京就是去上大学,第一次吃到肯德基、麦当劳也是在北京。那时候我们县里只有一个盗版的“欢乐基”。
第一次出国是读研究生的时候,去的欧洲,在那以前,我连飞机都没坐过几回,哪想过有一天会在德国的火车上,跟一群要去慕尼黑啤酒节的老外喝大酒。后来还去了美国,去了澳洲,一个人背着包走了二三十个国家,最后还是觉得哪里都没有家里好。
这段经历我至今依旧羞于提起。一方面是难为情;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所获得的这些,可能运气的成分要大于自身的天赋。分数后面,并不代表异于常人的智商,而仅仅是一个“小镇青年”愚公移山式的执着坚持,一个乡下娃因为自卑而产生的对于自身命运改变的迫切渴望。
我后来回忆起高中时代,会生出一个词,叫做“纯粹”。人生中再也没有什么时候像那时候一样,倾心于每一个细节,甚至把高考都当作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去经营。但其实也是这样一段难忘的经历,能让我在未来的路上拥有更多的勇气和决心。
03“自强不息”
这几年,我喜欢给青少年推荐《大学》这部电影,它的英文名是“The Great Learning”,并不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的“University”。它讲述的大学,更像是“大学之道”的大学。虽然影片是以清华为拍摄对象,但其实更多地是想通过清华个例去窥探大学精神的一些角落,去阐释大学精神对个体的影响。
我的大学生活,一开始是灰色的。在群星闪耀的星空里,我渐渐沦为了非常黯淡的一颗。我不像很多真“学霸”那样,可以不必苦行僧般熬夜苦读,就可以轻轻松松拿高分。
我曾不敢在人群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曾在德语中级班的课堂上,被老师直言不讳批评说“学了这么久,怎么这么简单的文法依旧不通”;曾为体育课伤破脑筋,3000米的测试莫说高分, 连及格的成绩我都难以达到。
和其他“小镇青年”一样,我经常陷入自卑。大一的很多时间里,我成天泡在图书馆的角落,思考我过往与未来的人生,曾突然惶恐地发现,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除了学习,什么也没学会。但我也庆幸,因为学会了学习,我有能力去重新开始一切。
这才有了之后:无数次的脸红让我发觉,每一次、每一句话都是一个进步;每天的刻苦让我在最后的德语奖学金考试里拿到了那届的第二名,而后还顺利地通过了德语、法语的四级考试;最终的坚持让我体育的分数一度拿到了90分,甚至跑完了北京马拉松全程,还组建过两支排球队伍拿到了冠军。
▲如今,跑步不仅成了谢淘的爱好和解压方式,还拉进了他与县城民众的距离
本科四年,在更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依旧在很用功地做好每一门功课,虽然成绩只是在10名左右的位置打转。但我也因此学会,要诚实地面对自己,无论成败与否,毕竟努力过。
本科毕业后我选择了直博,只是因为觉得拿到更高的学位,能让自己以后有更多的积淀,更好的平台。
读博期间,我申请了一个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在美国芝加哥待了一年。我特意选了一个华人不多的课题组,想着多练练自己的英语,也借这个机会了解更多元的文化。
在离开美国的时候,导师问我,是不是你们中国人都这么拼——因为当时我论文算比较高产。
我想了一下,给了他一个答案。我现在也不记得当时语言是怎么组织的,大致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中国人整体是勤奋的,不过中国还有个地方叫做“江西”,是一个中部省份,我们习惯都叫自己“江西老表”。江西老表有一个特质,就是平时可能不善言辞,寡言少语,但是工作起来确实很拼,很能吃苦。在那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骨子里有一种坚韧。
我想,即使到现在,我依旧没有放弃骨子里的那种坚韧,无论在什么时候、碰到什么事情、在什么岗位,都拼尽全力。
博士毕业后,我带着骨子里的这种坚韧,回到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现在回想,当初的决定,多少还是有些固执,但那终究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也是我这么多年的打拼让我有了可以选择的机会。
“ 江西老表有一个特质,就是平时可能不善言辞,寡言少语,但是工作起来确实很拼,很能吃苦。在那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骨子里有一种坚韧。”
工作几年后,我渐渐理解了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内涵。“自强不息”,即是不断地去完善自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厚德载物”,即是以己之能,回报社会,让更多人过得更好。
04“厚德载物”
▲博士毕业时,谢淘一家人与导师的合影
兜兜转转,最后又回到了家里。可能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人,就是《大学》中的钱易院士,她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
像影片中所呈现的那样,钱老师对学生非常亲切,我们更愿意称呼她钱奶奶。第一次见到钱奶奶,是在我刚刚考入清华环境系的时候,钱奶奶坐在报告厅参加迎新会。当时我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这位亲切的长者日后会成为我的博士导师。
毕业后我作为江西省首批清华北大选调生回到家乡工作,而在做出这个决定以前,我可能连公务员和事业编的区别都分不清。最后的职业选择其实很大程度是受钱奶奶的精神鼓舞。一个人的学识与能力其实并不能代表修养与境界,但钱奶奶告诉了我何为“大家”。能为自己喜欢的事业奉献一生,就是无悔。
一开始我很担心钱奶奶不会支持我的选择,觉得读了这么多年书浪费了。但没想到的是,钱奶奶跟我讲,她本科毕业后,第一志愿其实就是去支援大西北建设,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想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
毕业后,跟钱奶奶也经常会有邮件往来,跟老师汇报一些基层的流域水污染治理工作等等。她在一次给我回复的邮件中说:“有你这样有理想、有斗志的晚辈,是我的幸福。从基层做起,你一定会成为理解人民,能够带领人民走向美好明天的好干部。”
看到邮件那一刻,我热泪盈眶,一方面是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另一方面是我也真正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其实之前也有很多人问过我,在我博士毕业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回到家乡的基层工作?就像《大学》里很多人对于宋云天的质疑一样。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当时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农村孩子回农村。
“ 有你这样有理想、有斗志的晚辈,是我的幸福。从基层做起,你一定会成为理解人民,能够带领人民走向美好明天的好干部。”
我是一路从乡下到县城,再考到北京去上大学,我这一路其实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与此同时,我也占据了我身边很多同龄人所不曾有过的社会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
按照我们乡下人传统的观点,毕业找份工作养家糊口就可以了,那我觉得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如果那样安于一生,我觉得我内心是会有愧疚的,我对不起我所占据的这些资源。所以那时候我坚定地想,要找到一个平台去回报这个国家和社会所给予我的这一切。
前几年,我回到清华给环境学院新入学的新生做了一次开学典礼的分享,我选的标题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让更多人过得更好”。这也是我对清华校训的理解。
从县城走出来的“小镇青年”,也许每往前走一步,都在尝试很多人生的第一次,都在一片黑暗中探索人生中的一点微光,但这样的人生,或许也是更为厚重,更有意义。
05“英雄主义”
2015年毕业之际,是选择到大城市发展,还是以选调生的身份回到家乡?2017年,两年挂职期满,是选择回到市直单位,还是到县区任职?2019年,从福建挂职回来,是选择参加国家部委或者省直部门的遴选,还是继续在县区工作?
几次抉择,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平台大小远比职位高低重要。让我真正成长的正是基层的平台。
▲谢淘在基层调研
人生中可能会经历那么几次“至暗时刻”,但每一次经历都是一种成长。以拍短视频为例,我曾想过为什么要在体制内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从每天几十条上百条的私信里,我了解了当地老百姓最迫切的需求和渴望。通过一件件事情的解决,让他们认可了我,让我在这个陌生的环境站稳了脚跟。
我也从举报的私信里掌握了很多村干部的一些情况,并转交纪委处理,这也为我大刀阔斧地进行干部调整提供了充分的助力,也让我能够真正意义地去改善这个地方的大环境。所以如果一件事是真正为最广大的老百姓好的,是真正有意义的,大胆去做就好了,即使我个人受到一些非议又有什么关系?
我愈发深刻地感受到,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终究是自己的选择。前些天重读陈行甲的人生笔记,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脚下虽有万水千山,但行则必至。我离职以后,网上出现了很多写我的文章,其中一篇《山路带我回家》让我很有感触。我喜欢这个题目。从精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啊。终其一生,我们都需要找回那个最本真的自我。有时候背着包行走在路上,那种不知道下一个驿站在哪儿的苍茫感,让我感觉越过人生的山丘重回青春。”
我也想过,我之前在校园里所坚持的价值观,放在基层的土壤是不是太过于理想主义了?但这几年走过来,我从这片土地上汲取到了越来越多温暖的力量。
我在仙女湖区河下镇工作的时候,发起过一个关爱留守儿童的志愿活动,联系了一些北京等大城市的朋友结对帮扶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留守儿童。这几年,有时间我还会去看看那些小朋友,看着他们一年一年长大,就觉得很是欣慰。
去年大年初四那天,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看望了一下值班人员,走进信息排查组的办公室,一股泡面的味道扑面而来,大过年的还有这么多人坚守在岗位上,都挺不容易。
我把内心的想法录了一个小视频发布,意外地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和私信,分享他们今年响应号召就地过年的故事,还有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经历,让我感觉非常温暖。
当我们满怀善意地行走在这片土地上,或许总会有周遭的质疑或嘲讽,但更多的始终是真善美的目光。这些善意的回馈,终会让我们的远行更有力量。
大学初学法语时,很快记住一个短句:“C'est la vie!(就这样吧)”但后来,我最喜欢的是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里的那句:“Il n'y a qu'un héroïsme au monde - c'est de voir le monde tel qu'il est, et de l'aimer.(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06“理想的种子”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不容易,要靠实实在在的行动才可以。
在我的入党自传里,我写到了我的爷爷。小时候,爷爷跟我讲他们那个年代的党员,怎么一门心思帮村里边做事情,组织大家修水库,到海南去学杂交水稻的种植技术等等。很纯粹,就是想着什么事情为村里好,就去做。
刚到基层工作的时候,其实有比较大的落差。虽然小时候在农村长大,但是在北京待了快十年,一开始还真的不太习惯。夏天蚊虫特别多,办公室都是各种飞蛾。有一次还看到一只老鼠趴在我的宿舍被子上。这些只是生活方面,更多的还是刚开始和村民们之间的隔阂感。
他们会觉得,你一个清华的博士到农村来,是不是镀一下金或者怎么样,会有这方面的误解。但后来我发现,只要真正把我们村民当朋友一样看待,很多工作慢慢地也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就像解决好赤谷村杨梅滞销那件事情后,村里的老百姓还给镇里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一心为公情系百姓,杨梅酒香温暖人心”。真的非常感动。
疫情之初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一个小区,因为都是高层,人员比较密集,最高峰的时候整个小区确诊的、检测出阳性的和无症状感染者加起来一共有八例之多。有一栋楼就直接封闭了,可能有上百户居民困在里面。
当天就有居民在微信群@我,问为什么把他们锁起来,大家都不理解。我们一个一个耐心地去做解释工作,甚至到凌晨一两点。每天帮居民做垃圾的收运,做好物资保障,用电梯把食物分配到每一层,通过很多细致的工作,才慢慢得到居民们的认可。
社区疫情快要结束的时候,那天阳光特别好,有一队老年人,他们在树下跳交谊舞,阳光洒在他们脸上,让他们的白发有一种熠熠生辉的感觉。我当时第一时间想拿喇叭说请大家不要聚集,后来我想了一下,那其实是个很温馨的时刻。我就站在旁边静静地待了几分钟。
▲社区抗疫工作人员合影
当选调生需要什么样的特质,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为基层服务的想法。不用担心大材小用,其实这个培养过程对思维体系等综合能力都是一个锻炼。而且基层确确实实需要很多的年轻人。
在我看来,大学能够给我们内心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你可以把这颗种子播种在不同的地方。像我是选择把这颗种子播种在我们江西的土地上,我希望它能够在基层的土壤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能够实现它的意义。也希望每一位大学生,在你们做选择的时候,可以思考一下:你希望把这颗理想的种子,播种在哪里?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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