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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负盛名的文献展落幕，此次一别，或是永远？

2022-09-30 11:1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 Jason Farago Life and Arts集锦

这是一场始于流言的崩塌。

每五年一届，每次持续约100天的德国卡塞尔文献展总能吸引全球各文化圈的关注。凭借着宏大的艺术理念和雄厚的资金支持，这场在中型城市举办的大型展览一直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当代艺术展。今年6月开幕的新一届展览却出师不利，全场最受关注的那幅带有明显反犹太主义讽刺色彩的宣传壁画引起了广泛的抗议，最终展方不得不撤下了这件作品。

古巴汉娜·阿伦特艺术行动学院（Instituto de Artivismo Hannah Arendt）的一件装置作品正在德国卡塞尔的文献展厅展出。

当组委会提名由印尼的Ruangrupa艺术家团队负责策办第15届文献展时，我们就知道，旧模式将逐渐被淘汰；但我们没有想到，新模式的诞生竟如此艰难。本届文献展首次选用了艺术家策展团队，之前每一届都是由专业策展人主导、有核心主题的模式。Ruangrupa团队的核心成员将集体决策的方法应用到了更大规模的范畴内，邀请了多个艺术家团队参加卡塞尔文献展，还允许这些团队任意邀请其他艺术家加入。各艺术家团队组织了多次大型Zoom会议，自行组建社群参展，这也就是所谓的“lumbun”（印尼语，意为“米仓”）。本届文献展与以往不同，展览核心不是艺术或理念，而是一路走来所结识的朋友——是朋友，也是敌人。

德国媒体对此予以严厉谴责，专栏作家纷纷称这是一场“失败”、“耻辱”、“灾难性”的展览，这还不是最难听的话。然而，英语艺术媒体对第15届文献展大加好评，称其是一场“非凡”、“鼓舞人心”的展览。因它表现出的对被盲目崇拜的艺术对象，乃至对全球艺术正统的蔑视，评论家们更是不吝赞扬。就我个人而言，在离开卡塞尔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沮丧，并不是因为艺术本身（人们总会忘记这一点），而是因为它所传达的冷漠态度，以及因不被欣赏而产生的诡异的满足感。

上图：卡塞尔文献展的主要展馆之一，弗里德里齐阿鲁门博物馆的立柱上包裹着罗马尼亚艺术家丹・皮乔沃维奇（Dan Perjovschi）的一件作品。

下图：在文献展厅内，一位参观者正在与肯尼亚艺术家恩古吉·瓦韦鲁（Ngugi Waweru）的多媒体装置作品互动。

1955年，第一届文献展在卡塞尔弗里德里齐阿鲁门博物馆拉开了帷幕。彼时，这座被战火摧毁了的博物馆刚刚完整重建。那也是自1937年纳粹的颓废艺术展以来，德国举办的第一个现代绘画和雕塑大展。文献展起初就充分体现了公众意识。并且，从颇具盛名的2002年第11届展览开始，就确立了“世界艺术展”的定位，此后的每一位艺术总监都致力于扩充、重构博物馆的启蒙遗产，以彰显全世界的创造力。卡塞尔文献展不仅影响深远，预算也十分充足：今年的展览预算将近4200万美元，是威尼斯双年展预算的两倍多。

Ruangrupa团队的壁画和“米仓”社群颇有印尼后苏哈托时代新浪潮的意味，似乎预示着这将是一场摆脱枯燥、拥抱欢乐的文献展，场馆内还设有卡拉OK厅和儿童保育设施。相比于前四届晦涩难懂的策展理论，此次展览大可以轻松观看。然而，印尼Taring Padi艺术家团队的反犹太主义讽刺漫画引起了轩然大波，100天来争论仍未平息。而且，这还不是本届文献展唯一的争议点。

Archives des luttes des femmes en Algérie艺术家团队的作品正在弗里德里齐阿鲁门博物馆展出。

曾经是游泳池的另一大片空间展示着Taring Padi的作品，为避免被误认为犹太男子戴的圆顶小帽，艺术家团队用黑胶带遮住了那幅头戴印尼圆帽的人物画像。（佩戴者的长鼻梁更是雪上加霜。）还有一些参展作品，包括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宣传册在内，当有参观者发现存在宣扬反犹太主义的反以色列图像后，展方不得不把它们撤下。

公开信、采访、示威：这些都没能平息本届文献展的风波。Ruangrupa的成员埃德‧达玛万（Ade Darmawan）被德国联邦议院传唤出庭。本届展览的总监萨宾·肖曼（Sabine Schormann）宣布辞职。知名度最高的参展艺术家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撤回了她的视频作品，重新编辑后，在卡塞尔的场外音像店将其上映，真是一如既往的机智。

到了这个月，本届文献展的最后一桩，或许也是最糟糕的一桩丑闻也被曝了出来。漩涡的中心是名为《东京胶片》（Tokyo Reels）的系列电影，是几年前在一份日本档案中被人重新发现的亲巴勒斯坦宣传影片。9月10日，因壁画引发争议而介入调查的咨询委员会要求取消《东京胶片》的放映活动。委员会的其中五名成员还分别撰文，指责Ruangrupa和展方组织了一场充满“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以色列情绪”的展览。

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Ruangrupa和大部分参展艺术家在一封公开信中把矛头转向了这些指手画脚的人，对展览经理和政府的“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举措”发起了猛烈抨击，并声称有多位艺术家在卡塞尔遭到了歧视与虐待。《东京胶片》仍在正常放映，但破坏已成事实，甚至影响还在不断扩大。在Ruangrupa的公开信上签了名的艺术家塔尼亚·布鲁古拉（Tania Bruguera）本周发声，对文献展被“劫持”一事表示遗憾：“突然之间，我们都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参加了这场展览而被贴上反犹太主义的标签。”

她在接受德国艺术杂志《Monopol》的采访时说：“这种标签一辈子都洗不掉。”

整件事已经沦落成了恶意和受害者论的一场狂欢，这是特朗普与推特十余年爱恨情仇的两大标志：对以友谊为标志的展览来说，实在太过讽刺。为什么第15届文献展会落得这般下场？这是德国“记忆文化”与前殖民世界相碰撞的必然结果吗？还是说，策展过程中的某些特别因素导致了这场崩塌？

不过，即便是在所有德国媒体都在搜查反犹太内容的情况下，《东京胶片》系列电影整整轮播了三个月，才在展览的最后几天引发了这场波澜。如你所见，《东京胶片》并不只是影片，还有大量杂乱的档案材料和TED演讲风格的图表。关于各种会议或社群的文件资料浩如烟海，看着看着就会（愉快地）开始走神，就连组织者都懒得逐一查看展出的艺术品。当Taring Padi的横幅被撤下时，Ruangrupa的成员们不得不承认，尽管这幅60英尺高的作品被挂在了卡塞尔的中央广场上，但在此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些反犹太讽刺漫画。

肯尼亚内罗毕The Nest Collective的作品《物归原主》（Return to Sender）正在卡塞尔公园内展出。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场展览，我更赞同我的同事悉达多·米特（Siddhartha Mitter）6月时的巧妙评价——这是“一种整体氛围”。同频共振是它的目标，也是它的败笔。在设计层面上，第15届文献展就限制了自身的观看性。展览目录上明晃晃地写着，“观众已经过时了”。这场展览真正的核心不是墙上的展品，而是周围走动的人。换句话说，这些1970和80年代亲巴勒斯坦宣传电影的实际内容和表现形式并没有把它们带到这里的新集体，以及聚在一起与之产生共鸣的其他艺术家重要。集体本身成为了一种目的：正如Ruangrupa所说，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交朋友，而不是搞艺术”！

听起来很有意思。但如果你朋友的艺术作品糟透了呢？谈及参观者在卡塞尔实际看到的东西，这场“有争议的”文献展算得上是本世纪最安全、最无聊的展览，几乎没有任何围绕艺术展开的话题就是明证。除了档案式的宣传电影，还有各种和你无关的研讨会展示说明，当成艺术学院的毕设作品可能都拿不到及格的枯燥视频，以及无数只适合贴在青少年卧室墙上（“听，这是我想说的话”）或在某个非政府组织的培训会上用（“我们的目标是尊重这里每个人的人性，比如使用大家自己选择的人称代词”）的海报和横幅。然而，对于在文化领域日益壮大的一派来说，抱怨文献展艺术水准低似乎是多此一举。如今，受关注的是艺术家而非艺术；分享即意味着在意。

整件事都太尴尬了，但为什么德国以外的人也要关心呢？因为卡塞尔文献展向来都是个风向标，今年这届展览无疑指出了一项更大的转变，这在我们的博物馆、艺术学校和杂志上也有体现，即从审美的野心和智慧的严肃向更轻松舒适的团聚、号召和乐趣转变。如果你朋友的艺术作品很糟糕，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一起协作比把事情做好更重要。如果德国媒体说你朋友的艺术作品很糟糕，那也没关系，相反，你可以安心，因为这证明我们在这个腐朽的殖民世界没有容身之地。

Nha San Collective把越南风格的花园“搬”到了文献展现场，有参观者正在其中闲逛。

如果被称为“百日博物馆”的卡塞尔文献展在2027年还能继续举办，那它很可能是比如今更“保守”或“对市场友好”的一届。但我觉得，经过今年的风波，人们对文献展的尊重可能大打折扣，其水准也可能有所下滑，用一场展览构想整个世界的目标可能永远都无法实现。建立全球艺术世界的梦想已然破灭，恐怕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有很多人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本届展览引发的不解与愤怒正是他们一直想要的证据：我们不会拥有共同的未来。

但是，引用一位比第15届文献展大多数参与者都更严肃的人的话来说，后殖民世界并非处于“无休止的争论、失范、混乱和不可持续的粗劣状态”。后殖民世界是“一个趋同的世界”，展览的作用就是让这些相遇更有效、更有意义、更有启发作用、更美好。在艺术世界里，至少在顶尖的艺术世界里，“支配民众和主体之间一切伦理关系的张力都趋同”。

这些文字的作者是尼日利亚策展人奥格维·恩维佐（Okwui Enwezor）。他组织举办了2002年的卡塞尔文献展，并在目录中写下了这段话。他的严谨与世界性点亮了我和成千上万人的职业道路，而仅仅才过了20年，他留下的遗产就被摧毁殆尽。恩维佐已于2019年离世，他在职业生涯中始终坦然直面德国的偏执，从未为了共享空间的简单乐趣而放弃全球民众的理想，也从未曾在娱乐和安逸中停止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