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友社与抗战时期上海职业青年的身份建构

职业青年一词，自1930年代起逐渐被媒体用来指称城市青年职员。使用者一开始大多为了教育目的，向青年职员提供职业指导和职业修养方面的建议。1935年以后，民族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很多青年职员参加了职业界救国会、蚁社、职业界救亡协会等组织。在集体行动中，他们一方面加深了对于民族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对于自身在城市社会中的职业青年身份也更为自觉。八一三战役结束后，上海原先的救亡组织无法再活动，中共地下党为了团结青年职员，在他们中组织了11个联谊会，拥有约4万名会员。以往有关这段历史的研究对于职业青年的身份建构问题未尝予以关注。通过对益友社的历史及其出版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上海地下党在抗战时期巧妙地运用文化领导权，引导青年职员积极地接纳和塑造进步的职业青年身份，明确其价值和责任，增强了他们的力量，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一、益友社的创立

集体身份的获得，离不开其成员在一个组织起来的集体内的共同经历。抗战时期的上海职员（含店员）联谊会在巩固青年职员之间的团结、培育其“大时代”职业青年的身份意识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中共在幕后推动创立的益友社，就是此类联谊会的一个代表。

益友社的第一个发起人名叫陆知悟，又名陆毅。他是浙江上虞县人，1934年下半年，二十出头的他来沪谋生，住在堂哥陆志仁家里。他只有小学文化，找工作很困难。于是他在量才晨校补习中文，在上海市商会补习学校补习英文会话，终于在来沪8个月后进入英商天祥洋行担任练习生。在陆志仁建议下，陆知悟与几个小学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学习《大众哲学》《读书生活》等左翼书刊。1936年2月，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当时已经加入中共的陆志仁把陆知悟介绍给顾准，又由顾准介绍加入了救国会干事会，负责联系南京路几家大百货店和商场的店职员。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陆知悟参加了募捐、慰问和难民收容等工作，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时任中共上海职业界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的陆志仁要求陆知悟在他原来的读书小组和联系的救国会成员基础上，成立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随后又指派了张一帆、卓飞两名党员来帮助他。1938年2月，以张一帆、陆知悟等为发起人的联谊组织益友社正式成立。（陆毅：《益友社的诞生》，《益友社十二年（第二辑）》）益友社成立次月，经时任中共江苏省委职员运动委员会委员的顾准介绍，中共党员谢胥浦带领由中华职业第二补习学校同学组成的“知行社”四十余人并入益友社。10月，中共党组织又介绍由蚁社留沪成员组成的微明社加入益友社，使得社友中中高层职员的人数增加。可见益友社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共领导下发展起来的。

《益友》杂志封面

在1938年4月和10月举办了两届征求社友活动后，益友社成员人数增至二千余人。1940年6月第四届征求社友活动后，人数增至四千余人。益友社以职员为主体，成员来自上海各行各业，并邀请关絅之、闻兰亭、袁履登、潘序伦、金芝轩、张莲舫等四十多个上海工商界上层人物担任名誉理事。益友社在公共租界获得合法登记，社章规定，“以推行社会福利事业，并利用业余时间作正当娱乐，借以联络感情，增进知识技能，提高服务效能为宗旨”。1938年10月，益友社在理事赵朴初的帮助下，租得天津路一幢二楼二底的石库门房子作为活动场所，开展体育、戏剧、歌舞等文娱活动，设有补习学校、图书馆、诊疗所、理发室、消费合作社等机构，出版《益友》（后改《益友月刊》）《益友汇报》杂志。补习学校每年的毕业生约有二三百人，最多的一届是1940年790人。图书馆藏书虽然只有8000册左右，但流通量大，1940年每天有70多人借书。1941年12月孤岛沦陷后，益友社大部分活动归于沉寂，诊疗所、理发室仍然开放，图书馆在转移了3000册左右爱国书籍后继续开放，成为沦陷时期社友活动的中枢。

中共在益友社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团，社内党员人数最多时达六十余人，最少时仅一人坚守。党的领导只能隐于幕后，益友社的发展壮大主要还是依靠青年职员自身的力量与热情。益友社租用房屋、出版杂志、开展活动所需的资金都来自社友的社费或募捐，一切社务都靠社友们利用业余时间共同维持，社的理事、监事、干事都由社友民主选举产生。青年职员对这样一个组织倾注热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益友社是“职业界同人业余精神寄托的所在”（《我来做向导》，《益友》第11期）。一方面，益友社符合他们对于娱乐和教育的需求，它“能以正当的娱乐——乒乓，音乐，戏剧，弈棋和集体的自我教育——读书，阅报，讨论来充实生活，消遣无聊”，是一个“既有正当娱乐又有自我教育的团体”（赵朴初：《希望热心人士予以援助》，《益友》第4期）。另一方面，益友社满足了青年职员对于集体生活、集体力量的需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工会法》《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1928）等法律，规定店员和职员不能加入工会，并且，除非作为所在企业的代表，他们也不能加入商会和同业公会。这样就使得店员与职员没法组织起来，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更为疏离。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有些店职员加入了职业界救国会等救亡组织。随着中国军队西撤，上海大部沦陷，租界区域沦为孤岛，所有救亡组织都变成非法组织，店职员再次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在严酷的生活环境中，他们意识到：“我们要参加有益的团体，在这里大家共同的娱乐大家共同的学习，同时还可以互相解决一切日常生活的困难。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加强我们的认识，从集体生活中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前途一天天光明起来！”（哈拿：《生活要有前途》，《益友月刊》第二卷第4/5期）

赵朴初为益友社创立五十周年纪念题词

二、长衫阶级：职业青年的外在特征

益友社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在1938年10月的2000多名社友名录中，社友所属行业包括洋行、报关、汽车、轮船、运输、学校、五金、铁行、书局、百货公司、绸庄、纱布号、花号等（《益友社二届社友大会分组名录》，上档Y4-1-95）。这些成员80%属于下层职员。以五金业为例：

我们大多职员都来自宁波、绍兴、无锡、镇江、南京的农间居多，教育程度，都只有高小毕业的水准，父兄大半是小商人及农民，一个职员的过程，都须役过三年的学徒，小职员与学徒的工作，每天须要十余小时的繁杂碎事，同时有几家商号店规是“严森”的，几乎没有些业余时间。（ 应坤：《五金业种种》，《益友月刊》第三卷第8期）

可见下层职员大多出生在小商人或农民家庭，高小毕业的教育程度，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就职业青年一般处境来说，‘家道清贫，从小失学’八个字可以为他们忠实的写照”（孙起孟：《职业青年的进修》，《进修月刊》创刊号）。社友中也有少数中高级职员，有大学或中学学历，如工部局的李伯龙、久丰丝茧号的杜力民、中国花纱布公司的周豫康、大纬印染织造厂的陆修渊等，他们的年龄比多数小职员略长，1938年在30岁上下，是益友社理事会的骨干成员。

在益友社的出版物《益友》《益友月刊》和《益友汇报》中，对于社友身份有多种称呼，包括职业青年、工商青年、工商从业员、上海青年、小职员等，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职业青年”。

职业青年的身份，与普通工人是不一样的。职业青年属于“长衫阶级”，这是他们与普通工人最明显的区别。从当时的照片来看，理事会开会，或其他正式场合，主要是西装和长衫。图书馆借书的照片、参观展览的照片，则长衫、短衫都有。一般中国企业的职员，主要还是穿长衫。长衫在上海是具备职员或职员以上身份的标志，一些电影院，大厦，穿短衫的人是进不去的。据散文《长衫与短衫》的描述，如果一个职员穿了短衫去人家公司收账，对方会不客气，还会怀疑他的身份。当他穿着短衫路过工人区的时候，大饼摊主会向他吆喝。穿长衫的时候，就不会。（默化：《长衫与短衫》，《益友月刊》第四卷第10期）职业青年的收入不一定比工人高多少，但一般来说比产业工人更体面，职业上也有更多的上升空间。

益友社没有明确地排斥工人，但其章程所确定的吸收对象是“工商界人士”“工商界同人”，这种措辞在当时的语境中已经把普通工人排除在外了。益友社的社交氛围也不适合普通工人，因为他们初次见面互相介绍的时候，都是称呼对方为“密司脱”或“密司”的（海啸：《周年回味》，《益友月刊》第二卷第4/5期）。

《益友月刊》封面

三、青年模范：职业青年的道德和知识追求

上海二三十万职业青年中，参加益友社这样的联谊会组织的青年只占少数。以纱业为例，“参加团体活动和正当娱乐的，那是占不到全数的十分之一了”（剑风：《纱业生活》，《益友社花纱业社友交谊会特刊》）。与多数不参加团体活动的青年职员相比，益友社内的青年在道德和知识方面都具有更高的追求。

赵朴初是益友社理事，他对于参加益友社的青年是这样描述的：

这个团体，完全是上海商界一般自好的青年所组成的，他们既没有坐茶室，上溜冰场以及到其他金迷纸醉的场所的“钱”与“闲”，又没有谈谈闲天，看看街景的兴趣，于是他们便组织了这个娱乐团体，用以调剂身心，修养学识，联络情感，这种纯正的青年，即使称之为青年模范，谁曰不宜？（赵朴初：《希望热心人士予以援助》，《益友》第四期）

也就是说，他们是自好的青年、纯正的青年、青年模范。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种颓废或堕落的青年形象。一部分物质条件比较好的，是“小资产阶级公子哥儿”，“他们先前虽也曾参加过抗战，但工作的成绩只限于贴标语喊口号，那是为的迎合潮流，出出风头，等一遇到了阻折，就马上表示动摇，幻灭，同时又敌不住物质环境的诱惑，于是堕落了，颓废了”（ 唐友瑾：《关于提倡正当娱乐——一封没有寄出的信》，《益友》第三卷第2期）。至于一般的青年职员，“最普遍的是叉马将；有些欢喜吃老酒，开房间，跑跳舞场；甚至还有进赌场”（剑风：《纱业生活》）。

纯正的青年，也是需要娱乐的，但他们参加的是有益身心的“正当娱乐”，包括乒乓、篮球、武术等体育活动，以及唱歌、舞蹈、戏剧等文娱活动。益友社的乒乓球队在孤岛上海小有名气，《申报》多次报道其比赛。舞蹈方面有著名舞蹈家吴晓邦的指导。这些活动往往与抗日宣传相结合，例如唱《义勇军进行曲》，与四行仓库孤军营进行篮球比赛等等。同时，这些娱乐也是最为节俭的。

具备职业道德以及职业所需的知识与技能，这是职业青年的自我要求。陈文麟认为会计人员要诚信、稳重、谦和、进取，并具有健康的体格（《理想的会计人员》，《益友月刊》第三卷第6期）。郑澄认为跑街要注意态度、仪表，善于应对，守信强记（《闲话“跑街”》，《益友月刊》第三卷第6期）。衍民认为，职业青年不应该因为对于自身的处境不满，而给顾客看“包公面孔”，应该“忠于本位的职业”（《从包公面孔说起》，《益友月刊》第三卷第10期）。益友社利用补习夜校、学术讲座等方式，对社友进行这方面的培训，同时在《益友月刊》上解释工商名词，分析工商形势，普及工商知识。

纯正的职业青年对于上海的消费文化持有批判态度。一旦有青年出入舞厅，那一定是堕落了，是向肉欲屈服了。至于沾染色情的书籍，甚至武侠小说都是不良读物。从立信同学会加入益友社的唐友瑾是个业余剧作家，始终没有加入中共，他这样描述一般青年职员的读物：

一次，我到某大公司的职员宿舍去找一个朋友，无意间发现每张床的枕头边都躺着一本书。我一面惊奇着这里的好学之风，一面随手翻来看看，不看倒还好，一看就骤然冷了我半截身子。你猜是些什么名著？告诉你：XX奇侠传一本，XXX秘史一本，嫖经入门一本，骚奶奶一本……（唐友瑾：《谈谈读书》，《益友月刊》第三卷第3期）

这些读物在唐友瑾看来是不堪入目的。《益友月刊》的作者最为推崇的，是鲁迅、高尔基、罗曼·罗兰等左翼作家。

益友社曾经组织过一个“何谓益友”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也许比较能反映他们的共同价值：

关于“益友”的标准具体条件，照现在说来约有下列几点：（一）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爱团体、爱真理；（二）有革命的战斗的不妥协的精神；（三）有高尚的品格，康健活泼的身体思想；（四）有生活的技术，而非倚赖社会的寄生虫。（《何谓益友——集体讨论》，《益友月刊》第三卷第7期）

四、休戚与共：职业青年的团结意识

《职业青年歌》，穆俊（萧岱）词、陈歌辛曲

休戚与共的观念，首先来自于共同的受压迫感受。这种感受有一个加深的过程。1938年，上海经济呈现畸形繁荣，物价也没有开始疯狂上涨，劳资关系还算融洽，而中共地下党也提倡劳资合作。在“职委”主办的《职业生活》杂志上，发表了穆俊作词、陈歌辛作曲的《职业青年歌》，歌中唱到：“团结起来吧，职业界的青年们，劳资团结，万众一心，结成了一座铁的长城。” 1938年6月，益友社举办了一个青年问题座谈会，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有人以为我们职工们为求自身的解放，与上级和资方是没有调协的可能的！这话对吗？”而讨论的结果是：

在今日举国正集中力量，进行神圣抗战的时候，劳资间在不违反民族利益前提之下，是应互相谅解的！不应再有对立的状态存在，如果在今天还有人强调劳资对立，那不是敌方授予的诡计，企图分化我内部；便是中了奸人们的恶毒的挑拨的阴谋！所以我们应付职业环境，只要在不损害民族利益原则下，在态度上对老板和上级同人是应该调洽的。（《青年对职业问题应有之态度》，《益友》第4期）

《职业生活》封面

但是同一时期，一个刚刚经历的三年学徒生涯的小职员就抱怨说：

我看到老板们的生活，是舒适的是阔绰的！进出是汽车，吃的山珍海味，着的是绸缎西装革履；住的是宽适的洋房；而我们的住房是阁楼，吃的是黄豆，着的是布短衫裤，我感到万分悲闷时，我想逃避这万恶的都市了，可是为了生活环境的束缚，无可如何的忍受着。（忠孝：《卑劣的生活》，《益友》第7/8期）

1938年工商企业获利甚丰，但小职员们大多没有能够相应地增加收入。1939年开始，孤岛物价开始上涨，生活越来越艰难，对于老板的抱怨也随之增加。老板们自己“在各物飞腾狂涨时，无论大小店号，都盈余十余万至三四百万之巨，因此彼等生活，益加舒适，而更趋于歌台舞榭之糜烂生活”（应坤：《五金业种种》）。但是对于职员却依旧苛刻。有的老板则给职员的住宿条件很差：“一间房子，要卧三十余人，简直是不可能，但是我们是人挤人地在地板上；每个人项柴爿似的插进去，没有翻一个身的余地。”有的老板对于职员的伙食非常吝啬，店里的厨师抱怨：“一桌二毛钱，叫他要烧一荤二素一汤，如何烧法呢？”（卢庐：《陆经理》，《益友月刊》第三卷第4期）

休戚与共的观念，也来自共同的斗争经历。1939年底，永安、新新、先施、大新、国货等五大百货公司的职工群众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发动年关斗争，要求增加收入。虽然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资方和工部局进行了联合报复，1940年有300多职工被解雇（包括30名中共党员），13人被捕。

休戚与共的观念，还来自于益友社所提供的集体福利。益友社收取微薄的会员费（入会费3角，日常会费最低每月2角），不仅为社友提供参加文娱活动的机会和场所，也为社友举办了诊疗所、托儿所、图书馆、理发室、消费合作社、补习学校等福利事业，因此他们在益友社内部，创造出了共同利益。

五、工商文艺：职业青年的自我表达

较早提出职业青年应该根据自己在工商界的经验撰写文艺通讯的是《职业生活》杂志的穆俊（萧岱）：

文艺通讯一方面固能提高一般职业青年的文艺水平，另一方面更能把职业青年在各职业部门实际斗争的经验，许多与抗战有关的事实，光明的或是黑暗的，给予发扬和暴露。……由于职业青年他们实（际）生活的丰富，他们的广大的斗争经验，反映在文艺上的是，将使中国贫乏的文艺界充实起来，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也由于文艺运动在职业界的开展，必然地能更积极的启发职业青年来提高他们对于整个文化的贡献。（穆俊：《开展职业界的文艺通讯运动》，《职业生活》第3期）

《职业生活》是中共江苏省委职员运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其编辑谢胥浦本来是《益友》的主编，穆俊则是中共党员。《益友月刊》用“工商文艺”的口号响应了穆俊的倡议：

我们都知道文字是目前反映现实最良的工具，尤其在这畸形发展的时代种种的黑暗，无形地隐藏在各个角落部门里，无耻丧心病狂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而牟利的事情正层出不穷地在发生着，倘使工商职员们能用文艺的笔调，公开揭发的话，无疑地会给一般唯利是图的人们一个致命的打击。因此组织“工商文艺”实是迫切所需要的。（《展开“工商文艺”运动》，《益友月刊》第三卷第7期）

为了推广工商文艺，《益友月刊》不仅组织了三十多人的通讯员队伍，开展了工商文艺征文，还给出了写作指导：

在你的生活部门中，投机，囤积，生活斗争，更是花样百出，你要像一只饿虎，守住在那里，把那些百出的花样，吞进肚里，如果晚上倦上（原文如此），那末你就把这百出花样中的一些写出来，那就是一篇很好的工商文艺通讯，为我们所最欢迎的稿子了。（《怎样写工商文艺？》，《益友月刊》第四卷第11期）

上面的写作指导侧重于揭露现实。但是，唐友瑾认为，“工商文艺”不仅是揭露的工具，而且是小职员们表达自己文化诉求的一种艺术。他特别提出了一个发展“小职员戏剧”的建议：

小职员应该有“小职员戏剧”。自然小职员散布在各行各业中，也许不能单独称为一个阶层；但不可否认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苦闷和共同的要求。尤其在职业地位上，他们都是些比较地下的从业员，在“同病相怜”的情境下，为什么他们不可已结合在一起？

“小职员戏剧”的意义是：为小职员而写的剧本，由小职员自己来参加表演，并且在小职员所有的剧场里演给小职员自己看的。（《怎样写工商文艺？》，《益友月刊》第四卷第11期）

实际上，职业青年的自我表达不仅局限于工商文艺。《益友月刊》的主要稿源就是社友自己撰写的各类文字。而据中共地下党的统计，1939年上海“各业团体及产业内的群众刊物共有五十多种”（张承宗：《店员与职员运动》，上档Q323-1-365）。

六、上进与前进：职业青年的政治觉悟

各方势力对于职业青年有不同的政治期许。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核心的上海市补习教育协会提出，“职业青年行为训练的最高原则，在求个人行为上养成完全的独立的人格，集体行为上养成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精神”（《职业青年行为训练纲要》，《申报》1939年1月9日）。可见在战时上海这样的特殊环境中，他们不希望职业青年展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国民党方面则对于共产党在职业青年中的影响非常警惕：

近来职业青年求知欲最为旺盛，论者名之曰知识的饥荒，其迫切好学可感而饥不择食又滋可惧也。愿贵刊以至诚恻怛之心，精选适宜之食料，俾获补充滋养之实益，而酖（鸩）毒无自而进，此实莫大之功德也。（陈布雷：《题词》，《绸缪月刊》第三卷第7期）

国民党希望与共产党争夺对于职业青年的领导权。在1940年9月的《中央党务公报》上，有一份题为《核准自贡市盐业职员组织联谊社》的批准文件，准许该联谊社成立，“惟组织之先，应由当地党部与当地盐务管理机关洽商同意，并应于该项职员中加紧吸收党员，以形成领导核心。”不过在上海的联谊会内，共产党对职业青年的影响更大，也敢于向他们公开提出抗日爱国的政治要求：

职业青年当前最中心的修养课题，我认为主要有四个：第一要提高民族意识，坚定爱国步伐。……第二要加紧团结，使生活组织化、团体化、大众化。……第三要加强文化训练，开展自我教育，使一切行动有正确的理论作指针，一切生活有科学的认识做标的。……第四要注重生活严肃，遵守民族纪律。（倩之：《职业青年的修养问题》，《职业生活》第一卷第13期）

为了维持其在孤岛上海的合法存在，《益友月刊》在政治议题上措辞谨慎，但态度鲜明。作者们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光明与黑暗进行激烈抗争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里，职业青年不能满足于苟且偷生，而要保持良好的节操，求发展、求进步、求“表现生命里的我”（李维昌：《什么是生活》，《益友》第二卷第7期）。

1940年，针对读者将诃的来信，《益友月刊》开展了有关“上进”与“前进”之间关系的讨论。将诃把在现有的职位上“向上爬”称为“上进”，把为民族革命作贡献称为“前进”。他的苦闷在于无法抉择：“叫我在职位上兢兢业业地‘向上爬’底上进呢？还是为着大我福利，跟着时代前进呢？”将诃的问题引起了《益友月刊》读者的广泛兴趣，编者收到很多来信，但提供的答案却基本一致，那就是上进和前进不矛盾，既要上进，又要前进，不过职业上上进的目的不应该是物质的享受，而应该为了更好为“大我”谋利益。

但是这些读者回信都没有抓住将诃提问的实质，那就是，他敏感地意识到，如果选择前进的道路，例如加入中共，那是不要说上进，就连生命都是可以牺牲的。中共益友社支部在抗战时期发展了40多名党员，向新四军输送30多位党员和积极分子，其中牺牲者约占三分之一。这些加入中共和奔赴前线的职业青年，显然选择了前进而不是上进。

1939年1月29日，益友社社友向四行仓库孤军营谢晋元将军献上“不屈不挠”锦旗

七、结论

八一三淞沪抗战结束后，党中央指示上海党组织要隐藏力量，埋头苦干，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遵照中央指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注重合法斗争，勤学勤业交朋友，以隐蔽渗透的方式在上海原有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施加党的影响。为了团结广大青年职员，党组织没有一味将他们与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进行罢工斗争，而是通过影响其职业青年身份建构的方式，帮助他们巩固在上海社会的职业地位，增加他们与资方谈判的筹码，引导他们同情、接纳乃至信任中共的抗日主张。通过这种方式，中共不仅赢得了大批年轻的抗日同盟军，而且从中吸收了一批懂得现代经济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