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珊·桑塔格，我最早知道的就是她一直迷恋中国

【编者按】

美国作家西格丽德·努涅斯的《回忆苏珊·桑塔格》最近推出了新译本。西格丽德·努涅斯曾是桑塔格的助手，后又成为桑塔格儿子的女友，她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最佳小说奖。本文是她为《回忆苏珊·桑塔格》新译本所写的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苏珊·桑塔格

关于苏珊·桑塔格，我最早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她一直迷恋中国。这一迷恋理由很充分。首先，她父母都与中国交往深厚。桑塔格的父亲杰克·罗森布拉特1921年第一次出差去中国时才16岁，是他在曼哈顿任职的毛皮公司派他去的。后来，杰克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功成毛皮公司；他和桑塔格的母亲米尔德里德1930年结婚；两人去过几次天津，后在那里生活了几段时间；而杰克公司的总部就在天津。据说，杰克的生意很成功，在天津的外国商人能维持一种优渥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也是衣食无忧。米尔德里德日后总是很开心地回忆起，雇得起一帮家仆的感觉有多爽，这是她在美国享受不起的一种奢侈。

但是，这对年轻夫妇的幸福生活未能天长地久。杰克十几岁时得过肺结核，1938年，他还在中国经商时，一次严重的发作结束了他的生命，享年32岁；当时，他是两个小女孩的父亲，5岁大的苏珊和她2岁大的妹妹朱迪丝。

一种“未结束的痛苦”“久远的消失”“我这一辈子心里对死亡一直在思考的源头”，多年后，桑塔格会在日记里用这些方式描述她幼年失怙的重创所带来的影响。

她母亲总是避而不谈不愉快的事情，对她丈夫之死的细节一直都闪烁其词。考虑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她女儿是如何老是对中国，或者确切地说是对她想象中的中国魂牵梦萦了。苏珊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对她的同学谎称自己出生在中国，她总会对人说，她母亲很可能就是在中国怀上她的。我们发现，在她1972年的一则日记里，她回忆说：“为伯肯小姐四年级的课写的论中国的‘书’，是我当时写过的第一篇长东西。”

至于桑塔格的母亲，她一辈子都在对中国念念不忘的回忆中度过。两个女儿在满是中国家具、物品和装饰品的家里长大成人，她们也经常被米尔德里德数落，说她们不像她当年看到的中国孩子那样规规矩矩。尽管米尔德里德经常回忆她在天津时的岁月，但她极少与女儿们谈她们的父亲。桑塔格不仅不了解自己的父亲，而且除了一些基本事实以外，她对他一无所知，这一直令她痛苦不堪。苏珊13岁时，米尔德里德改嫁，尽管她的新丈夫内森·桑塔格并没有通过法律程序收养苏珊和朱迪丝，但两个女孩都同意接受他的姓。

我第一次知道苏珊·桑塔格与中国的情感联系是看了一篇自传体短篇小说《中国旅行计划》，小说1973年4月发表于《大西洋月刊》（后收入她197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我，及其他》）。中国政府邀请她作为西方作家和知识分子代表团成员到访中国为期三周，《中国旅行计划》以她接到邀请后做的札记开头。这次出访定在1973年初，桑塔格十分期待，浮想联翩。她想象这趟旅行会激发她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不过，她认为这本书也会涉及很多其他内容。事实上，她在日记里说，它包罗“万象”，“我的整个人生”。而这本雄心勃勃的书的核心会是杰克·罗森布拉特，她正是打算把这本书献给他。

我第一次读到《中国旅行计划》时，对这篇短篇小说赞叹不已；那是在我认识苏珊的大约三年前。此后我经常读它，把它列入我讲授的写作和文学课程的阅读书单，并一直认为这是她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尽管她坚持认为它应该被当作一篇虚构作品来读，但称之为回忆录更为精准，虽然是以极具原创性、独出心裁的方式写就。桑塔格没有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手法来写《中国旅行计划》，而是采用了拼贴手法；其中，在思考她脑子里一直存在的关于中国的某些想法和想象的同时，凭借能收集到的有关他的所有情况的碎片，还有他的缺席给她造成的永远的苦痛，她试图建构一个父亲的形象。大约15年后，我也想写一个谜样的父亲：他有一半中国血统，早年曾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而对他的过去我却几乎一无所知。这时候，我从桑塔格的小说中获得了灵感。

第一次碰巧在《大西洋月刊》读到《中国旅行计划》的那个四月，我正处于大学毕业与读研之间，在《纽约书评》当助理编辑。桑塔格是《书评》的常驻作者，此前，我在我们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办公室见过她，不过只是擦肩而过。大约就是在那个时段，她开始写作那些精彩的系列文章，先在《书评》上发表，后合成她那本获奖著作《论摄影》。

1977年《论摄影》出版时，桑塔格的人生发生了巨变。两年前，42岁的她被诊断出转移性乳腺癌，为此她做了根治性手术和一段残酷的化疗。她在手术恢复期间，雇了我几天，去帮她打字，回复信件。我们在曼哈顿上西区她公寓的卧室里一起工作，她在床上，我坐在她的书桌前把她口授的信打出来。我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次遇见了她儿子、后来当了记者的戴维·里夫；那些日子，戴维部分时间住在他母亲的公寓里，部分时间住在他就读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房间里。那是1976年的春天。我和戴维开始约会，当年夏天，我们成了一对情侣。我搬进了公寓，接下来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仨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在《回忆苏珊·桑塔格》里，我写的主要就是这一时段的事情。

桑塔格扛过了她的第一次癌症，她同样扛过了第二次；第二次是在她患乳腺癌23年后的子宫肉瘤。然而，2004年春，她被诊断出了一种新的癌症，叫急性髓系白血病，并于同年快到72岁生日时去世。

关于苏珊·桑塔格，我最早写的东西是一篇发在文学季刊《集粹》2006年秋季号上的随笔短文。之前出现的各种悼念文章和讣告，其中均有大量断论，说桑塔格无论是在写作中，还是作为一个人，都毫无幽默感。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对此进行反驳。诚然，我所知道的桑塔格极为尊崇智性和艺术的严肃性，但她也是个喜欢说笑的女人，她和其他人一样，也喜欢好玩的笑话，喜欢开怀大笑。我给这篇文章起的标题为《桑塔格大笑》。

大约一年后，有位名叫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的作家邀请我为她在编的一部文集写稿；这本文集收入的文章都是一些作家谈论某个对他们和他们的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为这本出版于2009年，标题为《导师、缪斯和恶魔：30位作家谈影响他们一生的人》的文集，我写了第二篇关于桑塔格的文章《桑塔格的规则》。这篇文章也在《锡屋》杂志某期上发表过，引起了时任阿特拉斯出版公司老总詹姆斯·阿特拉斯的注意。阿特拉斯写信给我，问我能否考虑将我写的文章扩充成一本书。因为写桑塔格的过程我感到很享受，回顾自己初为作家的情形时激发起的那些生动记忆也令我很愉悦，而且因为我还有更多的话要说，我相信读者也会感兴趣，我便愉快地接受了阿特拉斯的稿约。我修订了《桑塔格大笑》《桑塔格的规则》中的材料，增加了一百页左右的篇幅。2011年，阿特拉斯出版公司推出了这本《回忆苏珊·桑塔格》。

唉，苏珊终究未能写出那本她曾满怀着激情梦想写作的关于中国的巨著。还有，让她感到终生遗憾的是，1973年到访中国后，她再也没有去过那里。但是，她对中国的迷恋——那个真实的中国，而非她童年时代幻想的中国——和她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好奇一直保持下来了。她继续关注中国，关注亚洲其他国家，尤其开始迷恋起日本来。

桑塔格当然乐于看到这些年来她这么多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为她赢得了一个越来越大、越来越热情的中国读者群。同样，我也很高兴地看到受她的教导和友情激发起的这本书也有了中译本。这本书能否达到桑塔格自己为文学作品严格设定的高标准，不能由我来说，但我至少希望，它可能对保持人们对她价值无法估量的作品的兴趣起到一些作用。苏珊·桑塔格是她那一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人物之一，一个偶像级的、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和思想家，她是非凡的，以至于在她去世已18年的今天，仍然无人能取代她的重要地位。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她将会对我本人成为这样的作家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只是越来越有充分的理由感觉到，遇见她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

西格丽德·努涅斯

于美国纽约

《回忆苏珊·桑塔格》，【美】西格丽德·努涅斯/著 姚君伟/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好·奇文化，2022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