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战争与和平（一）：欧洲的安全密码

进入近现代以来，欧洲土地上发生了无数的战争。紧随战争而来的，有边界的移动，有各国势力对比的调整，有时还有统治之法、空间之法的巨大变化。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这座火山喷发出的滚烫岩浆，很快便蔓延到了欧洲。蔓延的方式之一，是1803—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

面对拿破仑，欧洲撕裂了，德意志撕裂了。

分散的、封建的、落后的德意志，应该如何去理解拿破仑？黑格尔赞美拿破仑，歌德赞美拿破仑——拿破仑是自由和进步的化身。费希特反对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反对拿破仑——拿破仑是对德意志民族的侮辱。皇权、民族、自由、革命，到底什么才是“历史正确的一边”？

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空间与法、历史的上升与错乱，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片迷雾。

这样的迷雾，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在这样的迷雾中，欧洲寻求它的安全空间。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和平之地。巴尔干虽在冷战结束后燃过战火，但已不复“火药桶”模样。一层和平的氤氲之气，犹如一层玻璃罩子，将欧洲与地球上的其他地方隔离开来，也与欧洲过去几百年的延绵战火隔离开来。

欧洲的和平建立在各种或明或潜的规则之上。几乎与所有的规则一样，这些规则是各方算计博弈的结果，但无不凝结着人类智慧。它们是欧洲或主动、或被动在历史长河中层层淘洗出来的。我们姑且称之为欧洲安全的密码。下面介绍四组这样的密码。

（一）大国协调。

现代的“民族国家”和“国际法”都起源于欧洲。

在19世纪末以前，所谓的国际法其实就是欧洲的国际法。这套国际法的主体是“国家”。也就是说，国家，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个人、皇室、地方、政党、阶级，是国际法的主体，是外交和战争的合法主角。纳粹“桂冠法学家”施米特（Carl Schmitt）指出：“新国际法的出现要归功于一个新的具体空间秩序的形成……欧洲大陆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封闭的区域国家，他们拥有单一的中央政府和管理机构，以及固定的领土边界，与之相适应，诞生了新的万民法。”

这个国际法不能保证欧洲国家间的和平，约束战争的主要办法靠国家之间的“力量均衡”，或说“均势”。英国外交的最大目的就是避免出现欧陆雄主，故被称为“离岸平衡手”。奥地利的“梅特涅体系”和德意志俾斯麦的“五球不落之戏”，也是均势外交的经典。

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欧洲的国际法也延伸到了非欧洲的土地。非欧洲空间没有主人，是待殖民的区域，是供欧洲列强瓜分的“外部空间”。在欧土之外，约束战争的主要办法则靠对占取“无主之地”的相互承认——因此产生一个“势力范围”的概念。这等于是均势外交的延伸。

均势外交的集体性、制度化安排，被称为“大国协调”——这滥觞于拿破仑战争后英法俄普奥五强打造的均势体系，欧洲19世纪大部分的和平据说归功于这个均势体系。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人们越来越少听到“均势” “势力范围”“大国协调”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些词已经染上了众人厌恶的权力政治色彩。

但其实，大国不会轻易丢掉自己学到的东西。二战后联合国设立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即是美国吸取了一战国联的失败经验，要将大国协调引入到联合国的决策中。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也算大国协调的与时俱进版本。

战后的欧洲安全与几个大国关系最为密切——欧陆的法兰西与德意志、西岛英伦、东缘俄罗斯、大西洋彼岸美利坚。

欧洲一体化是法德和解的直接产物。法德从不说欧共体、欧盟是自己“势力范围”，但众人皆知此二国是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法国是二战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为了平衡法国影响，德国一直比法国更欢迎英国加入欧洲大家庭。法德注重的一体化渗透方向也有区别。德国更重视东欧、巴尔干，法国更重视南欧、地中海。

德国和法国的战略精英都曾提议建立由本国主导的欧洲空间。在二战以前，施米特曾提议建立一个中东欧大空间：“（德意志）帝国有能力将它尊重的一切民族的伟大政治理念作为一种为种属和渊源、血统与土地所确定的生活现实，扩散到中部和东部欧洲的空间，并击退外空间的和非民族性的大国的干涉。”二战刚结束，法国哲学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向法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法国国是纲要》，建议法国利用自己在南欧拉丁国家的领导地位，以罗马天主教为精神资源，建立堪与美苏抗衡的“拉丁帝国”。

但是，欧洲最后的一体化实践，采用的是“欧洲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的版本。让·莫内是法国酒商之子，与美英关系密切。让·莫内的欧洲一体化设想，不只考虑法国，而且还考虑德国，此外也不排斥美英。而法国战略家经常把英国视为美国安插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

美国势力介入欧洲安全更主要的是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北约的第一任秘书长、英国人伊斯梅（Hastings Lionel Ismay）有一句名言，说北约就是要“赶走俄国人，请进美国人，摁住德国人”。

冷战结束对欧洲的安全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各大国首先想到的是“摁住德国”。法国的应对办法是创建欧元区，让德国放弃马克。苏联要求德国统一后保持中立、退出北约，但美国做苏联工作，称如果德国“单干”对欧洲就是个潜在威胁。

冷战期间，欧共体和北约都是以俄罗斯为假想敌发展起来的——某种意义上，欧洲在冷战期间的和平正是拜美苏核恐怖平衡所赐。冷战结束后，各大国也要重新思考与俄罗斯的关系。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变身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这个组织的功能其实就是要打造一个包含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安全空间。

此外，苏东解体产生了大量地缘政治“碎片”。这些碎片坠入到一片权力真空中，心向西方。如果不是北约和欧盟吞噬掉这些碎片，巴尔干将重新成为地区动荡的根源。但这也使得东西前沿从柏林东移到了波罗的海，自顾不暇的俄罗斯失去了一大片“势力范围”。

（二）普世均质。

科耶夫于上世纪30年代在巴黎讲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时，首次提出来“普世均质国家”这一概念，后来又在1943年成书的《法权现象学纲要》中充实了这一概念。

什么叫普世均质国家呢？譬如说，地球上甲乙两国对调，而不觉有异；一个人走到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觉得和自己国家一样。除了上述空间意义的均质化，还有时间意义的均质化。也就是说，历史的进步已经完成，过去和未来一个样，“太阳底下无新事”。时间均质化更广为人知的版本是冷战结束后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

因此，“普世均质”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各国国内制度是相类的（因为这是人类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二层是各国彼此之间不再需要战争（因为战争已成为无意义的循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流行于世的“民主和平论”身上都可以看到普世均质国家的身影。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被戴上了两个紧箍咒。一个是不能随意发动战争。《联合国宪章》只认可两种战争——正当自卫的战争以及联合国授权的战争。第二个紧箍咒则是内政的标准。《联合国宪章》“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结束后进一步发展，以普世人权为由干预他国内政。

如果说全球哪个大洲最接近于“普世均质”，那肯定是欧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为何欧洲盛行“和平主义思潮”，才能理解为何连那些不在欧盟之内、不在北约之内的欧洲小国（如瑞士、圣马力诺），也丝毫不担心战争的威胁。

（三）集体安全。

“集体安全”思想在《联合国宪章》中有所体现，但它最完美的“代言人”是北约。北约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为了弥补联合国的不足而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被称为“集体安全条款”，兹录如下：

“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因此，缔约国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承认之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之行使，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此等武装攻击及因此而采取之一切措施，均应立即呈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安全理事会采取恢复并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必要措施时，此项措施应即终止。”

简言之，这个条款的意思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在冷战期间，北约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对抗苏联军事联盟。但是，苏联及其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后，北约并没有如新现实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也随之解体。这说明北约不是简单的军事联盟。

诚然，北约内的各国名义上平等，但实际上唯美国马首是瞻。这导致在其他大国看来北约就像美国的“势力范围”。北约之外的俄罗斯对此十分不满，北约之内的法国也有些介怀。但欧洲小国对此不以为然，更看重“第5条”给自己带来的安全感。

（四）主权让渡。

和“国家”一样，“主权让渡”也是欧洲的原创，是欧洲在二战之后对自己的超越。“主权让渡”和“国家”出现之初一样，仅局限于欧洲地区，以欧盟为其主要体现，是当前欧洲最具自身特色的制度安排。

前文提到，过去欧洲国家维护和平主要靠“均势”“大国协调”，但两次世界大战让欧洲国家深刻理解到这是远远不够的。

欧洲国家作出了石破天惊的决定，要把一部分主权让渡出去。1950年5月9日，法国时任外长舒曼（Robert Schuman）根据让·莫内的建议，发表了一份震惊世界的宣言，提议法德将煤钢交给一个欧洲机构去运营，由于煤和钢都是重要的战争物资，因此“法国和德国间的任何战争不但不可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再可能”。后来欧盟把5月9日定为“欧洲日”。法德煤钢联营被视为欧洲一体化的开端。

欧洲国家首先让渡某个具体产业的主权，然后逐渐让渡贸易的主权、司法的主权、防御的主权等等。大家管这叫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新功能主义”主要就是解释这种层层外溢的一体化深化现象。

在地域上，欧洲一体化则是层层外扩，先是法德意荷比卢6个创始成员国，然后扩到南欧、北欧、东欧。一体化的外缘是不清晰的，欧盟成员国之外有入盟候选国（当前有阿尔巴尼亚、黑山、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土耳其、乌克兰、摩尔多瓦），入盟候选国之外有已申请入盟的国家，此外有签署联系国协定的国家、加入“东部邻居政策”的国家等等。

与“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原则不同，“让渡主权”必然意味着相互干涉内政，因此欧洲一体化对国家的“同质性”有更高的要求。欧洲一体化进程，是一些相类的国家集合起来，再不断改变周边国家的过程。

凡是加入欧盟的国家，都需达到一定的经济、政治、价值观标准（即所谓的“哥本哈根标准”）。短期内无法入盟的国家，欧盟便与其签订“联系国协议”、施以“邻居政策”，实则是建立缓冲地带。而再远一些的国家，没有加入欧盟的前景，但欧盟也同样会发挥“软实力”，推广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

层层外扩，改变周围国家的行为，使别人成为自己，从而实现和平——这就是欧盟的逻辑。

与集体安全相比，欧洲一体化是消除内部冲突的更好工具。层层环扩的安全结构导致欧盟比北约有更强的事先干预性质（如对候选国的严格“培养”，对周边安全的辐射）。而多层级的治理结构则让欧洲一体化成为消化分离主义、民族冲突的好工具。因为许多欧洲国家和地方认为，失去了的利益，可以通过加入欧洲一体化而弥补回来。如捷克斯洛伐克分家、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北马其顿和邻国的纠纷，如果没有欧洲一体化，肯定会更加不可收拾。

以上便是欧洲安全的四大密码——大国协调、普世均质、集体安全、主权让渡。

四条密码中，欧洲的安全被认为主要靠后三条，特别是主权让渡这个创举。如果单靠大国协调，那么冷战结束后，英法德意俄可能就打起来了，就像美国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1990年在“回到未来”一文中所预测的那样。

这几个密码有相互补充的地方，比如“主权让渡”明显让欧洲国家更加“普世均质”。但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其最大的矛盾之处在于，一个普世均质的国家，通常更倾向于集体安全和主权让渡，而更少关心大国间的力量均衡。

欧洲安全的薄弱环节是俄罗斯。冷战结束后，西方一度希望把俄罗斯变成“普世均质国家”，但对结果感到失望。而俄罗斯希望在不利的环境下维护大国间的力量均衡，对北约和欧盟的扩张耿耿于怀。俄罗斯无法像其他前苏东国家那样加入已经成熟的欧洲安全框架，但又未能与其他大国一起建立新的更广泛的安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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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境，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