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总督府：民族耻辱柱该不该拆所引发的论争

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之下，今天的人们大都意识到，即使是再普通的空间和建筑，都不仅是自然或客观的景观，更是社会及文化的产物：一方面，它们使得特定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另一方面，它们又永远暴露在公众的争议之下。

在所谓的“负遗产”上，这种属性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建筑、雕像和纪念碑，或代表了某个民族不堪回首的过去，或体现了全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不幸。和心理创伤（trauma）类似，它们除了给人带来即时的冲击之外，还会在后续的讨论及回忆中造成又一次的撕裂。

本文讨论的由日本殖民者修建的原朝鲜总督府，正是一个典型的建筑“负遗产”。它在建成之初，就立刻成为半岛沦陷和殖民权力的双重象征，而在七十年后，关于它是否应该被拆除的讨论，又成为民主化后韩国政治结构和社会话语转型的新标志。

日本殖民统治的空间

1910年8月22日，日本基于《日韩合并条约》将朝鲜半岛——彼时的“大韩帝国”——正式并入自己的版图之中。位于京城府（之前称作汉阳，即今天的首尔）的朝鲜总督府，成为殖民者在地的最高行政机关。

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焦点大多放在日本如何剥削朝鲜半岛的经济和资源，而统治者在殖民地的一系列“空间实践”则时常被忽略。事实上，在日韩合并两年后的1912年，朝鲜总督府就颁布了一系列的“市区改正”条例，开始对殖民地的空间进行系统性改造。这些改造背后，既有出于发展工业和推动现代化的实际目的，更有确立日本式的空间秩序以及现代权力关系这一更为抽象的企图。

在这一过程中，象征着朝鲜半岛传统权力结构的朝鲜王朝宫殿群处在了被改造的最前线。比如，李氏朝鲜最后一位君主纯宗所居住的昌徳宫变成了一座公园，昌庆宫转型成了动物园，而高宗主政时，事实上的主宫德寿宫则被改造成了艺术博物馆。

这些对传统王室空间的改变，不单纯是用途上的“现代化”，背后更是福柯所言的“治理术”的转变。朝鲜人民所要适应的，是一种建立在“规训”之上的新模式。通过监控人们在上述现代公共场所里的表现，殖民者让被殖民者时刻感受到来自权力的“凝视”，并鼓励他们把这种凝视进行内化。

处于京城府最中心同时也是汉阳五宫之首的景福宫，是殖民者空间实践的重中之重。在开展大规模修建之前，日本人首先把原本立于景福宫南侧的正门光化门搬到了宫殿的东侧。有学者认为，古代朝鲜受到来自中国的筑城思想影响，以南北向的“中轴线”而主轴。而在日本本土的思想中，却有着以东西向为上的传统。由此可见，光化门的移动并不只是简单的布局转换。

紧接着，在1915年的9月11日到10月31日，“朝鲜物产共进会”这一借鉴了在西方取得巨大成功的“世界博览会”的活动，吸引到100多万参观者。总督府没有选择将景福宫的建筑全部拆毁，而是推倒了大约48栋建筑物，为展览会留出空间。会场里来自日本“内地”的最新科技和会场外朝鲜王朝破败的宫墙形成了强烈对比，而日本作为朝鲜现代化建设领导的角色和政权的合法性也在这种对比中得到了言说。

朝鲜总督府的空间

在上述“朝鲜物产共进会”结束之后，日本殖民当局加速了在会址上修建朝鲜总督府大楼的工作。总督府由活跃在日本的德国建筑师Georg de Lalande 设计。据说大楼借鉴了美国的国会大厦，也采取了带有圆顶的新古典主义样式。这座钢筋混凝土的五层建筑高54.5米，大楼主体占据了7055平方米的土地。总督府外壁由全部出产自朝鲜半岛的花岗岩组成，而内部的257座房间则采取砖砌。在原建筑师于1924年去世后，日本本土的建筑家野村一郎和国枝博继续了工程。1926年，耗资了636万4482日元的朝鲜总督府终于完工。

朝鲜总督府比当时英国在印度的总督府规模还要巨大。它显示出日本帝国对朝鲜半岛的重视以及对于亚洲大陆的野心。但值得玩味的是，虽然殖民者想以建筑的规模和气势给被殖民者带来震慑，但许多朝鲜人关注的并不是建筑本身，而是总督府对于首都“风水”的破坏。

1392年，朝鲜的太祖李成桂在开城即位，两年后他便把都城迁移到汉阳。根据来自中国的风水学说，李成桂认为汉阳背靠北岳山又面临汉江，实乃宝地。1395年，景福宫修建完毕并成为朝鲜的正宫。日本人在景福宫原址上修建的总督府很快就被认为是“风水入侵”的一部分。

有民众指出总督府的平面图呈汉字里的“日”字型，而在它的南边修建的京城府市政厅平面则呈现汉字“本”的形状。又有人说日本人在北岳山脚下修建了总督府，在南山脚下又盖了朝鲜神社，这两栋建筑直接把朝鲜的“气”堵住了。虽然类似话语可以被视作是某种形式的“弱者的武器”，但这种基于传统的论说又给了殖民者口实：以当地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为由，全面强化自己的文化侵略。

在35年的统治之后，日本终于在1945年战败并无条件投降。日本人撤出后，朝鲜总督府的建筑几经易手。1945年到1948年期间，美军征用了总督府。从1948年5月起，总督府被称为韩国的制宪议会大楼。在此后的朝鲜战争期间，大楼一度被北军占领，而他们在撤退时放火焚烧建筑。

直到1960年代，韩国的政府机关才全面进驻大楼进行日常办公。1986年，总督府摇身一变，成为韩国国立博物馆并向公众开放。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关于总督府是否应被拆除的争论却开始浮出水面。

论争的空间

其实，关于总督府应该被拆除的意见，从日本战败开始就一直存在。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就是拆除的支持者。只是在经历朝鲜战争后，南韩无力负担拆除所需要的巨额资金投入。于是，他采取荒废总督府的措施，另选地址办公。直到朴正熙的军事独裁政权上台，这一空间才又得到充分利用。

真正把总督府拆除议题搬上台面的，是韩国民主化之后的首位民选文人总统金泳三。他在执政之初即表达了自己支持拆除的立场。而在1993年8月，金泳三更是向全国宣布了总督府拆除的具体方案。此举一出，立刻在全国上下引发了热烈讨论。

总体来看，论战可分为三派。支持拆迁的论者以历史教授和参加了朝鲜民族独立运动的义士家属所组成的民间团体为主。而对总督府持保留意见的则主要是建筑学或艺术史教授。在这两大意见的夹缝中，有一小部分人可被称作折衷派：他们或是认为总督府虽然最终应该被拆毁，但是需要等到新的历史博物馆完工，等建筑物内的展品可以被安全转移时再进行拆除；或是主张应该保留总督府的建筑，但是需要把它移到其他场所。

这场论战最值得观察的地方在于，各方对同一空间、同样发自民族主义史观的不同解读。在支持拆除的人们看来，总督府作为民族历史上的耻辱柱，早应被拆除。随着韩国经济腾飞，政府终于有了拆除的手段和资本，行动刻不容缓。

对总督府持保留意见的论者，虽然也同意它背后的耻辱意味，但他们强调它也可以成为一个爱国教育的场所。只有保留了总督府的建筑，人们才能更为直观地理解日本殖民主义，并防止战争和殖民的再次发生。他们还主张，总督府归根结底是由许多朝鲜工人的辛劳修建而成。并且，仅从建筑物存在的时间跨度看，韩国人对它的占有时间实际超过了日本殖民者。从而它作为韩民族的遗产被留存也可以站得住脚。但显然，在相同的民族主义话语场中，无法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自己观点的反对派，最终会败下阵来。

另一方面，在总督府建成之时就已有的“风水”论说，此时又浮现出来。从1980年代开始，陆续有游客在北岳山发现用途不明的锥型物体。经过大众传媒的扩散，关于日本人在首都的“福穴”上钉钉，从而把韩国的脉和气都压迫的传说一度盛行。

虽然政府没有在官方文件中直接引用风水作为总督府拆除的正当理由。但这种言说无疑为拆除方的观点赢得了有力的支持。根据1992年首尔大学的一份民意调查，有71.3%的民众支持总督府拆除或搬迁，而作出这一选择的民众中，有71.8%的人给出的理由是，总督府是国家耻辱。另有19.4%的民众认为建筑物挡住了国家的“气”。

1995年8月15日——这一年是景福宫建成600周年纪念，当天是朝鲜半岛脱离日本统治50周年——原朝鲜总督府的象征性圆顶在万人围观下被“斩首”。该结构随后被安置在韩国天安市外的“独立纪念馆”里展出。而总督府剩下的建筑则陆续被拆除。

此后，因为反对拆除的市民团体在首尔地方法院对政府提告，拆除一度停滞。但在法院判决支持拆迁的决定后，工程很快恢复了进展。1996年的11月13日，随着最后一段墙体完全拆除，朝鲜总督府建筑正式从地面上消失了。

尾声

有研究者指出，在朝鲜总督府拆除与否的论证中，不管哪一方都没有提出太多基于实际层面的论点，比如影响交通或土地利用的不合理。主要集中在民族情感和意识形态上的讨论，似乎也是各种“负遗产”的共通之处。

在朝鲜总督府被拆除后，韩国政府立刻进行了景福宫的复原工作。目前工程仍在进行，计划到2030年全部完工。朝鲜王朝的建筑在今天也不再被视作封建落后的代表，而成为全民族文化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

事实上，韩国还有许多像原朝鲜总督府这样的殖民时期建筑。但它们受到的关注远不及总督府，因此不一定会被摧毁。比如，旧京城府市政厅的主体建筑就变成了公共图书馆。而它后方就是新建的以醒目玻璃外墙为特色的新首尔市政厅。

放眼全球，更多带有争议的公共建筑物都面临是否被推倒的讨论。对于这些“负遗产”的处理则考验着其所在社区成员的智慧。

参考文献：

Sitings: Critical Approaches to Korean Geography, Tangherlini, Timothy R. & Yea, Sallie edit,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Japan in the Public Culture of South Korea, 1945-2000s: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Colonial Sites and Memories, Jung-Sun Han,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