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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何怀宏：我不喜欢任何社会的和道德的高调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02-23 17:10

1978年伊始，当“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录取的第一批大学生步入校园的时候，我还在军队，在塞外的大青山下。早春的时候，我也进入了一个学校，是北京军区空军在天津军粮城办的五七干校。而它恰是“文革”的遗产之一，是遵照毛泽东文革前夕著名的、要把全国办成一所“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大学校的“五七指示”建立的干校，我参加的大概是最后的一、两期。

在干校尽管也忙，但比起我在基层部队的时间还是多了许多，也不用担负什么直接责任。而当时的时代气氛已经在朝着“思想解放”的路上走，这结果就是年底召开的、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78年的干校，大批判已经不怎么搞了，更没有了针对具体批判对象的批斗会，学员主要是劳动和学习。

作者军旅照

白天种水稻、打马草，读书讨论，晚饭后我会有一次在旷野中长足的散步，可以极目四望，看到远处勘探队的蓝色活动房屋，再远则是大海。春天的时候，万物都在萌生，我的思想也在苏醒和活跃。其时的一些想法载入了我后来出版的《若有所思》——我把这本书戏称为“包含了我后来所有思想学术的萌芽”。

夏天又回到原部队，担任政治机关的干事，但到了次年春天，我又获得一次学习机会，而且是调离原部队，到上海江湾五角场的空军政治学校教员队学习。在这里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的主要精力实际是花在一门“非功课”——学习英语上。1980年夏天，我被分配到了北京的空军学院做政治教员。在我所住的小屋子里，可以看见颐和园万寿山上的白塔。

从内蒙－天津－上海－北京，应该说我的读书条件越来越好，时间越来越多。但为一生的职业计，还是希望有专门的读书求学机会，终于在84年得以转业，当年秋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那时国内的学校体制和各项规定还不严密，学生相当自由，但学习的风气却是浓厚，思想的交流也非常活跃，几个学生找一个不上课的教室就可以贴海报请人来讲演，而蛰伏到一个远离北京的地方读几个月书也无大碍。

自此以后，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就获得了一种职业前景的保证，也可以说这时才真正走上了一条学术研究之路，以后的经历就基本是从学校到学校了，虽然也经过了90年代初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但也心如止水。如果没有前面的社会阅历，我大概也是会不满意老呆在学校的，以青春的年龄，也会想到世界上去闯荡闯荡。

但是，到那个时候，我想我已经知道了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是什么，那就是一份思想学术的工作。后面我就不再谈经历了，而主要说说这些年从事这一工作的几点体会。

平衡的吸收

一个较深的体会是平衡的吸收。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学徒期是漫长的，尤其又是从长期封闭的环境中走出来。而要保持思想的敏锐，“学者”的职业含义又还隐涵着需要终身学习之义。而我还希望尽可能地从思想和知识的来源上平衡自己的学习和吸收。

这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很明确这一点，最初的选择还是有些运气或个性的成分，但越到后来就越是比较自觉地坚持这一点了，即尽可能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不仅包括书本和文字的学习，也包括对世事的观察。这样看起来，我在进入大学之前的社会阅历也可以说是一种“学”了，近年有机会到中国和世界各地“游学”，也会注意观察当地的社会情况。

当然，在1980年代初，我得首先努力补上书本学习和学校训练这门课。整个八十年代，我没有多写作，一个是读书，一个是译书。我在进大学之前就仔细地读了几本西方哲学史，并翻译了我的第一本译著、悌利的《伦理学导论》。这翻译也是因为我读他的西方哲学史引起的。悌利不算是很有独特创造性的思想家，但也许正是因此，他能够相当客观公允地将一部西方哲学史梳理得相当清晰。

我也读其他各有特点的西方哲学史和原著，比如黑格尔与他的哲学和世界历史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史讲演录；罗素重视与政治社会联系的西方哲学史等。我对罗素的哲学史中的一句话印象很深，即“一种思想往往是另外一种思想的解毒剂”。

我同时也读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康德、洛克的一些原著。我以为无论后来研究什么哲学，先用西方哲学打下思想方法的底子是有必要的。但我的确也感觉到了有些西方形态的哲学可以理解和得到启发，却是中国学者难于做出来的，比如20世纪最有哲学思考天才的两位：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

我还翻译了德国哲学家包尔生《伦理学体系》的理论部分和历史部分，这起因也可以说包含有对曾经用文言翻译其理论部分的蔡元培校长的敬意，和对曾经细读这个译本的毛泽东早年思想的留意。包尔生在其当世影响较大，但现在几乎不提他的名字了，但他对近代西方思想来自希腊和基督教的两个来源却有精到的叙述，包括对基督教带来的一种根本的价值观的转折和近代转折的意义也多有阐述。

我自己带有学术意义的研究则是从法国“存在主义”开始的——虽然那时将许多人和思想都归在“存在主义”名下是很可疑的。我首先注意的是萨特的哲学，读了英文版的《存在与虚无》等，也有翻译过来的他的大量生动有力的文学作品，写了一组有关其自由哲学的论文。但是，我不久就转到了存在主义的另一面，即有神论的一面，写了马塞尔的论文，并上溯到帕斯卡尔，写了介绍他的思想的一本小书。另外我也开始很留意加缪，尤其是他强调包容和节制的思想。我也很喜欢读卢梭，但在思想理念上对阿隆，以及更早的托克维尔、孟德斯鸠更加重视。

所以，我实际上是从法国思想起步的。虽然后来我也从英国哲学如霍布士、休谟、洛克，甚至经济学兼伦理学家亚当·斯密等、从德国古典哲学以及更广义的思想家如韦伯那里受益匪浅。但以上也都主要是欧陆思想，1980年代后期我翻译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部分和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则表明我思想关注的重点已经转到社会政治制度及其正义而非个人生命选择的问题，从思想方法上也是更重视理性乃至经验而非直觉和情感。

他们两人的思想也形成自由主义内部的一种对照，前者更强调平等，后者则更强调自由。当然，我也喜欢读西方哲学的早期经典，尤其是喜欢古希腊哲学，也留意其在近代的演变，并在1980年代后期翻译了拉罗什福科的《道德箴言录》和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前者指明人事实上是什么，后者则谈到人可以想望什么。平衡吸收——这就是我早期学徒生涯印象较深的一点体会。

独立的思考

第二点体会则是独立的思考。我曾经在一篇“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义”的文章中谈到知识分子应当独立于权力、资本和大众。但我这里想说的“独立思考”还不是作为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独立思考，而是一种内部的力求独立，即尽可能的独立于各种思想学术流派，包括独立于中西思想学术之间来进行思考，即应当总是尽力以探求真知、真理、真相为目的，而不受派别、国别和文化地域的过分影响。

我从1990年代开始就基本不再翻译了，而且想回到中国，回到中国的历史，以便日后或许能够开始自己的真正具有独特思想意义的写作。所以，我有两、三年甚至不怎么读西书了，几乎完全“浸入”在中国典籍的阅读之中。在阅读中国典籍的时候，我也尽可能地“顺着读”而非“逆着读”，全面地读而非单面地读，经史子集都读，且是作为修养而非研究的目的来读，避免“为用而学”，更不“急用先学”。

“顺着读”比较容易防止先入为主地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虽然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肯定会带有现代的考虑和眼界，甚至我后来也尝试做一种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的工作。但在那段阅读期间，我希望尽量通过古人的眼光来了解历史，努力认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和在这段历史中生活的人们对历史的体验和渴望，我希望深入体会我所属的文明的原汁原味。我今天依然觉得，有这一段封闭期——一段对域外思想、对现代思想的封闭期还是挺好的，这或也可以说是一种中西古今思想之间的平衡。

读中国历史可能最好不是只读一个方面，它的文化传统本身就是以综合和连贯为其特征的，是无法严格以现代学科方式划分的。比方说，如果仅仅读史，读其现实黯淡的一面的材料，那可能会觉得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相斫书”，或者就是一部专制史，甚至是一部黑暗史、血泪史；而如果仅仅读经，则又可能容易夸大它理想的方面，它理论的方面，将它实现的方面与未实现的方面混同。

另外，我们自然还需读诸子、文学等集部，如此才能注意到它思想曾经活跃和文化相当精致的一面。我想，如果没有这几年的潜心阅读，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世袭社会》和《选举社会》两本书的，也写不出《良心论》这样的书。

我非常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不仅认为它在历史上达到了一种独特文明的高度，而且到今天一些最重要的思想也是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独特精神价值资源的，它总体上也是可以调整得与现代社会良序制度相容的。但是，我不认为在今天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主要是儒家文化，能够大规模复兴，原因主要就在于它上要依赖政治的力量，包括一套社会政治制度——尤其是文官治理和选拔制度；下要依赖一套乡村社会的家族制度，但上面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上世纪初就已不存，下面的制度经过百年来的政治动员和市场冲击也几乎摧毁殆尽。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全面复兴的上行与下行两条路线实际都将遇阻。中国传统文化强在“人文”，但也弱在“人文”，自西周就开始了的“周文”取得过了不起的成绩，尤其是其从察举到科举的古代选举制度，为社会等级的开放流动与不流血地更换统治阶层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这是传统中国最特殊、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发明，迄今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现实的借鉴。但传统人文作为“人文”还基本是文化精英性质的，它甚至不太容易像真正的宗教信仰一样，具有可能超越社会政治和基层结构的爆发力量和普及力量。

在中国文化中浸泡过一段时间之后，反过来对西方思想也有了一些新的更深认识。在1980年代，我们那一代学人对西方思想的确深入辨析不够，只是如饥似渴地吸收，而且往往会根据当时西方的热点来吸收，我们缺乏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甚至也缺乏对西方历史文化的统观。

在现代世界中，西方思想的影响也是太强势了。这有它的原因和理由，并不能一概批判和否定，尤其是它具有的人文社科学术上的长期积累、递进的优势，是我们现在的学术还不能比的，更不要说自然科学和技术了。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势，我们在人文社科领域又要有所警醒，不宜亦步亦趋。

后来，我不仅注意读西方的哲学史，思想史，观念史，也注意读西方的“经史子集”，尤其是读了许多西方的社会政治的历史，比如希腊罗马的历史、中世纪史乃至教会史、《统治史》，休谟等人写的英国史、霍布斯鲍姆和托尼朱特写的近现代史等等。后来也有机会去更多地游历、去实地“看世界”了。

另外，也要注意西方社会和思潮的最新变化，这种变化在价值观念上的一个侧面，或可用一位非洲裔的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的话来说：“如果你一直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按照同样的规则参与博弈，并按照同样的标准来给予评判，那么，你在60年前会被贴上‘激进主义’的标签，30年前会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现在却会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

他的话可能说得比较尖锐甚至夸大，但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在西方，尤其近年在美国的这样一种在思想学术上的演变趋势，那就是越来越强调实质的甚至物质化的平等，也强调一种满足个人欲望的充分自由。于是在西方可以说已出现了一种“西方反对西方”的情况，这种“反对”一是表明西方的思想分裂和价值冲突，即一部分西方正在反对另一部分西方；二是表明，在这种分裂中，在西方思想学术界看来还是批判和否定西方的思想更占上风。用索维尔的另一句同样尖锐的话来说就是，对多元主义文化的强调今天似乎已经变成了：“你可以赞扬世界上的所有文化——除了西方文化；你不能谴责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除了西方文化。”他说的可能有点极端，但也是对另一种极端的反应。

我感到庆幸的是，我的直接“看世界”——实地接触当代西方社会和思想比这稍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精神上准备好了，内心已经有一种定力了，所以可以比较从容地选择，不被时新的西方思潮淹没，不至于西方热什么，我们就热什么。我一方面还是赞叹西方思想学术的精致，但也不会摧毁自己的自信，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和不要什么了。

我希望使自己的视野尽量开阔，努力独立地去追求对的东西而不是新的东西，也不想刻意维护属于哪一个派别或地域的东西。但由于西方思想目前事实存在的强势影响，又有不少呼声说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学术——实际是西方的学术紧密接轨。考虑到这一点，我倒宁愿与当代西方思想新潮保持一段距离，甚至有意拉开一段距离。这样或许才能保持自己比较独立的思考，专注于自己的问题意识。我希望继续补课，不仅更深地认识自己的传统，也更深地认识西方的传统。

我很遗憾，对犹太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还了解得不够。对内亚、西亚、北非等中西以外的历史也了解得不够。当然，精力有限，也不可能全面补课，但是，还是想尽可能地具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就这样静观这世界，静观其往，也静观其变。我想不仅了解思想学术，也观察社会现象，包括一些极端的现象、异常的观念也都要在观察之列。我大概也会、或者也应该做一些微薄的努力来试图有所影响这世界，但要警惕为追求当前的影响力而写作。

我的基本思想观念甚至学术体系，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基本形成，不容易改变了。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在伦理学的一些应用领域，比如政治伦理、国际关系伦理、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等方面也尝试做了一些研究，甚至也发表过一些社会时评，当然还有散文札记。我的思想大概不容易归类或入派，但有一点可能是我的特点，即不喜任何高调——无论是社会的高调还是道德的高调，甚至常常是持一种底线思维，更关注那些可能对文化、社会乃至人类造成真正重大危险的东西。

我的学科意识甚至学术意识大概不如我的问题意识强烈，我的思想学术更多地是跟着问题走。我甚至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但却不可能再像过去传统的读书人那样会有时感叹“书读完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一下变得很大，变化的速度更是惊人。

如果从今天世界的眼光看，仅仅读中国的四部书，也不难发现它单调、重复的一面，但它也有稳定人心和更加重视常态的一面。今天从四处涌来的书再也不会读完，永远不会读完了，就连自己书房的书也不可能读完了，而且每日还有许许多多通过网络等各种新媒体涌来的新知识和新信息。我们只能努力地做一个文化薪火的传承者，如果还有一些创造性，也尽力增加进去一点自己的热力与火光。

我喜欢德尔斐神庙的两条铭文，一条是“认识你自己!”，一条是“不走极端”。在我看来，独立是我这一行的自我要求。平衡则不仅是一种方法，甚至还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或者说是一种“中道”。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走自己的路，完全可以是专家之学，可以是立场鲜明、乃至极端思想，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社会应当容忍所有偏激的思想，我甚至也非常欣赏某些偏激的思想，但还是不希望自己这样。

社会可以在容忍各种偏激的、但也遵守某些基本规则的思想竞争乃至斗争中保持平衡（当然中道的思想最好还是主流，否则社会也容易过度分裂），但我却希望自身也有一种平衡。我固然还是一定会有自己的思想倾向性，甚至可能有自己不易觉察的“极端”。但我至少是努力想保持平衡和中道的态度。我提醒自己保持反省，对他人的观点和意见保持敏感和开放。而要清醒地认识和遵循中道，可能也恰恰需要透彻地了解各种极端，即“叩其两端而执中”。

1978年以来的四十年，一般是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但人文学者不像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年青学者那样，直接参与了一些重要政策的“改革”，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开放”所带来的思想变化。在久久封闭之后，西风西潮迅速涌入，我们一开始大都是如饥似渴地吸收，学习，然后才有如何自立，如何在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的基础上发展的考虑。而更大的进步则还有待于来者。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十年世界已大变、新鲜事不断涌现。但现在我们这一代学人耳边与闻的声音已不再是出发或集结号了，经常听到的倒是“曰归曰归”的声音。个人也还有一些精神上的求索，可能是无关学术，甚至无关中西，但却始终潜藏在心底。我想在这里就以我在四十年前——那是还写诗的年龄——写的一首短诗作为这篇回忆的结束：

读Augustine

好象我的灵魂

跳出了腔子

突然看我一眼

我停住了脚步。

只是

那么一刹那

好象∶

一切创伤都得到了抚慰

一切名利都成为粪土

一切野心都成为泡沫

还有一切的笑和一切的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