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出走的二十岁：太妹、混混和娘娘腔

“我想上个高中”。

八年前，上初中之后就没拿起过书的吴静在红砖与黄泥修建的房间里生出了这样的妄想。坐在河对岸的我呆呆地看着练习册，还没从白天的嘲讽中缓过劲来。离村子五公里远的镇上，十五岁的吴特不太熟练地抽着烟，看着人砍人的闹剧。

震耳欲聋的愿望默不作声，无知的孩子四处跌宕。

采访 | 吴震彬 黄咏贤

撰稿 | 吴震彬

内容编辑 | 黄咏贤

运营编辑 | 钟欣童

出品 | 新闻工作坊 · 第一新闻中心

1.

“荒地”

1999年吴静搭上九零后的末班车，在红砖和黄泥修建的房间里发出了响亮的啼哭。两年后，在同一个房间，她叔叔的两个儿子先后出生，也就是吴特和我。

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我和哥哥、堂姐吴静今年都是二十出头。

八年前，小胖子吴特刚刚瘦下来，不爱学习还学会了抽烟；吴静读初三，磕磕绊绊地背着初一的知识点，试图转变自己不良少女的身份；而我从深圳转学回老家，还没习惯被天天喊“娘娘腔”的生活。

八年后，我们都已离散，我持续着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吴特在厂里操控机床，摸索着自己的未来；吴静从普通高中到专科大学，如今在全力准备考研。

2013年，父母用攒下的积蓄在河对岸搭建了我们自己的家。一栋两层半的小楼房，和村里其他逐渐富裕起来的家庭一样，瓷砖铺满了房屋的外表和内里。

从门口向右一直走十分钟，经过一段段破碎的水泥路，再爬一段三层楼高的阶梯，就到了我们仨的小学。校门口有棵榕树，小的时候我常常坐在旁边，看着它的树干，幻想自己是一个会魔法的孩子。我动动手，玉米就能变得又大又甜；点点头，稻米就能从水田里一个一个“破壳而出”，飞到谷仓。

每年暑假我们像很多留守儿童一样，乘着拥挤的大巴车去往父母的所在地——深圳。

我们的老家是粤北小县城旁的一个小村庄，从这到深圳是五个小时的车程。在昏暗的车厢里，我判断是否到达深圳的方法是视线内还有没有山的轮廓。

二年级暑假的一个下午，爸爸脚步急促地走进了狭窄的出租屋。涨红的脸上淌着汗，带着屋外的热气，他从背后拿出两份一样的发票，郑重地宣布我们两兄弟将要在深圳完成我们的学业。他的脸激动得发红，双臂挥舞着，他说：“在深圳读书，肯定能考上大学的。”说完，又笑起来。

我和吴特在深圳留下了，但是在几年之后，我们的经济条件不足以上民办中学，也没有户口支持我们上公办学校。我们只能回到老家。

我们在隔壁村的文源中学继续读书。从我家门口往左，顺着河走半个小时可以到文源中学门口。最后一段小道沙尘飞扬，碎石凌乱，小道尽头便能看到铝制的大门。

作为一所百年老校，文源中学出过不少寒门贵子，一个个“金凤凰”从这里展翅飞翔。

然而，时过境迁，教育资源和环境跟不上人们前进的步伐。从2010年之后，文源中学的学生数量不断下降，有些被父母接到别的城市，有些去了镇上或市里的初中。到吴静那一届时，一个年级只有三十来人，整个初中部合起来勉强达到百人规模。

文源中学的读书氛围并不浓厚。老师来上课就像是播放一个视频，没有任何互动。老师都努力地往城里跑，在这里教学毫无成就感。刺头们课堂上和老师发生口角是常有的事。老师训斥女生的时候，女孩子一般会乖乖收起手中的扑克牌；但是想要男生闭嘴的时候，常常有可能升级成武斗事件。

穿着拖鞋的男生岔开双脚晃着黝黑的脚丫，懒散地靠在墙上，也许是无聊，他举手跟上着课的老师戏谑地说“老师，你看他们在打扑克哦”，语气如同挑衅。顺着手指的方向，男生平日的伙伴们低着头聚精会神打牌。

老师皱了皱眉，训斥举手的男生不要在课堂上扰乱秩序，多说了几句后，四五个打牌的男生把牌一扔，“唰”地一下站了起来，他们瞪大眼睛，放低了声音恐吓老师：“你算老几。”老师梗着脖子僵持了一会，看着他们越靠越近，把书一扔，走了。

老师走了，我也就只能趴着睡觉了。

矛盾总是时不时地爆发一下，无论是出于恶意还是好心。初二的班主任是一个很温柔的老师，皮肤白净，讲话斯文。“这就是城里人吧”，这是我当时的印象。

一个下午，她走到班里刺头的面前，试图跟他讲些心里话。

老师温柔地问他以后要做什么，他沉默。老师问他生活和学习上有什么难处，他说没有。一来一回，老师保持着耐心，但他却肉眼可见地烦躁了起来。挠头、抖腿、不停地望向窗外，他不习惯这样的对话。

当老师说到尽量不要影响他人时，他直接回怼：“关我屁事。”老师停顿了一会，语气开始变冷了一点，空气中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言语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两个人都互不退让，但老师处理不了对方的污言秽语和咒骂，渐渐地处于下风。她脸色涨红，把刺头面前的桌子掀翻了，她哽咽着：“大不了我现在一尸两命！”

空气凝滞，被教育的对象沉默了一会，站起来把椅子踢倒走了出去。我只能在座位上蜷缩地看着翻倒的桌子和椅子。

这里就像一片荒地，总有人试图在这里播种，但最终都只能心灰意冷地离开。她在我毕业之后就离开文源中学去市里教书了。

我在班里是个旁观者，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很早我便认定自己是一个自私、爱耍小聪明还自卑的孩子。

与之相反，吴特小时候很可爱，说话也俏皮，很得长辈喜欢。成绩的高低在很小的时候就初见端倪，我只是常常疑惑，为什么会读书的那个孩子是我呢？

“你不爱吵闹不喜欢打闹，说话像女孩子一样，讨厌摩托车引擎发动的声音，以前还嫌弃别人普通话讲得不好。”

吴特说，我这种算是农村里的“天选之子”。

我说，那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初中三年，我没有进过学校的厕所。刚开始是不习惯，到后来是畏惧。

全校只有一处公厕，相比因为企业做公益投资修缮的教学楼，这里像是被遗忘了。只用了最简单的水泥浇筑，课间的时候白色的烟雾，充满性和暴力的笑话脏话不停从中冒出。

文源中学可能是最热衷于给人贴标签的地方之一，而贴标签的权力掌握在笑容最肆意的人手中。我被贴上的标签是“娘娘腔”，刚开始我并不在乎，因为他们只是偶尔对这个标签品头论足。

冷暴力的加剧，是从反抗开始。

桌子好像总是愤怒的容器，自习课上无故被挑衅的我把对方的桌子推倒了，对方也把我的桌子掀翻。两张同样倒地的桌子，我们的未来却并不一样。人少，不意味着恶意的降低，反而是恶与恶之间的连接加强。标签变成了脸上的刺青，嘲讽和戏谑从两三个人扩大到一群人，再扩大到整个学校的男生。我变成了恶意的承受者。

我常常想一整天待在教室里，可以睡觉和发呆，娱乐的话也可以陪女孩子一起聊天、打扑克。出去意味着风险，我不确定走廊和楼梯间有没有扎堆的男生；不确定他们会不会突然嘲讽我；也不确定会不会被他们拦下来故意激怒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怯于出现在公共场合，我想象着他人的目光审视着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有时还会顺拐。

言语的伤害是逐渐积累的过程。当有一天我发现我无力承担的时候却无处可诉，所以我只能沉默，将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棱角的人，把成绩弄好。因为在农村的孩子们中间好像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你不能对一个无害的好学生实施暴力。

2.

摸爬

2015年文源中学毕业生里有三个人考上了市里的高中，其中一个是吴静。2017年，同样也只有三个人考上了市里的高中。吴静考上了三中，我考上了一中。

刚上初中的吴静不会想到自己会继续学习，而现在的吴静，虽然会把曾经的生活作为勉励自我的存在，但也对其感到尴尬。

吴静曾经狠狠扇过初三的同桌阿雅两巴掌。

初一的一个傍晚，在一个同学家的屋顶，云似火烧，晚风吹动衣角和发梢。吴静回忆说，当时的场景就好像在演女版古惑仔一样。

阿雅说，“有本事你就来打我。”

吴静上前两步，动作迅速有力，挥臂毫不犹豫，直接给了阿雅两巴掌。隔天，吴静就被叫去办公室教育了，在老师面前，吴静斜着眼看阿雅，仍然是一幅不屑一顾的样子。

“谁能想到我们之后还能成为朋友呢，还相约要一起当兵。”

2019年春节大扫除时，吴静在整理房间杂物，拎出来一双布满灰尘的松糕鞋。我问她这是什么时候买的鞋子，看起来款式已经有点过时。她跟我说不要小瞧它，当初这双鞋可是跟着她“南征北战”许多次，也算是战靴了。说完后，吴静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我没有见过吴静在桥头和别人约架撕逼的现场，只从同学口中感知过害怕和厌恶的情绪。而老师告诉我吴静是个很有礼貌的孩子，过节的时候吴静会给她送自己煎的饺子。我很疑惑，从他人的口中得知的吴静是一个善于拉帮结派，搞校园冷暴力的人。我以为她会通过忤逆师长彰显个性。

“也不能说是没有，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会直呼老师的外号，这些外号也常常带有侮辱性。”

回忆起叛逆时的行为，吴静觉得非常幼稚。“在那种环境里，你要不就是嘲笑或者说欺负别人，要不就被欺负，大家的脑子很简单又很恶毒。”

吴静的改变在小何的离开后发生。小何是吴静从小到大的朋友。向右走，她们一起上了六年的小学；向左走，她们却只一起走了一半的路程。

“她的路慢慢地就走岔了。”吴静说。

小何在初二下学期的时候辍学了，因为插足别人的婚姻不敢来上学只能出去打工，或者说本来就是计划打工，只是时间提前。她离开后，吴静就没再干过约人吵架打架的事情了。从这之后，她的交友不再充满暴力和帮派，生活里也不全是对学习的鄙夷。

2014年7月，一封信从广州寄出，几经周转，吴静从同村的女孩子手里拿到了这封信。这封信的主人是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个学生，他曾在我们村的小学支教。

信里写的是对吴静的激励与相信。她觉得这封信点燃了自己。

“没有人觉得我还能继续读书，包括我自己，我当时还想着初中读完去学当厨师。”

吴静是聪明的，初三的新学科化学对她而言是重启的节点。花了点心思背书，再做一下以前不会碰的练习册，吴静便在第一次化学考试中拿到了第一。

“不一定是聪明，更大的可能是我们身处谷底的时候，向上反而是一件简单的事。”

吴静渴望从老师和父母口中得到肯定，有了一定的成绩后，吴静得到越来越多的夸赞和优越感。吴静非常享受这些。

虚荣推着人往前走，前进的路却常常不一样。

红木桌上的塑料杯子塞满了烟头，桌面上落着黑白的烟灰，空气里夹杂着茶烟酒混合的浑浊气体。偶尔我回到家会看到这一地狼藉。

我的哥哥吴特来不及收拾，便急不可耐地和朋友骑着摩托扬长而去。

有些伤害是日积月累的，吴特的变化也并非一朝一夕。

刚回家的那段时间好像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间。早上六点钟起床准备晨跑，提前煮好饭，顺路在支着破烂棚子的磨坊倒一壶豆浆，在路口和婆婆们一起买半斤猪肉。当然，我实在不是一个善谈的人，对那些婆婆的夸奖只能点头。回到家开始切肉切菜，煮汤炒菜。叫醒吴特吃早餐，然后七点二十骑单车上学。吴特掐着点起床，吃完饭去学校、和朋友聊天玩乐、看有手机的同学打王者荣耀。

晚上也是玩乐时光，大部分情况他们都是骑着时速八十千米的摩托飞驰。特意给摩托装上音效器，在车流中穿梭、吼叫，流连在一张张茶桌、酒桌上。

第一杯酒是什么时候入肚的，第一支烟是什么时候架在手上的，这些都已然忘却。在大家都对未来不抱有希望的世界里，一切堕落都显得顺理成章。

2015年12月，早上六点，吴静已经在教室里大声朗读背诵。高一是吴静最热血拼搏的一年，在中考之后吴静第一次感受到了把握自己命运的感觉。在初三她就是靠背靠念学好的，吴静相信只要自己肯投入、肯发声就会取得成果。

吴静知道自己只是相比以前有了进步，生活不是小说，脆弱的基础、短暂的时间、缺乏资源的环境只能让她踏出一小步。三中的升学率并不高，我读的一中重本率最高为30%，吴静读的三中本科率为10%。

吴静必须全力以赴，她渴望成为这10%。

2018年七月，吴静被顺德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录取了，没有进入10%。

“我用力太猛了，我太累了，我好像一下子就失去了那股冲劲，我的嗓子都要被我念坏了。”

高二的时候吴静选择了理科，她好像对文科丧失了所有兴趣。对于不擅长的物理，她认为只要自己肯学就不会一直坏下去。可是，事实上，她确实对物理一窍不通。

“自己确实懈怠了，到后期信念已经崩塌了。”

吴静靠到一个确定的岸，初中毕业的吴特在此时开始坠落。

和很多人一样，吴特没有继续升学了，他去了亲戚家的制衣厂打工。

工厂位于汕头一个纺织业集聚的小城市，薪水按件算。缝衣领七毛一条，裤头六毛一件，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熟手一天能做三四百件，新手勉强只能做到一百多件。十六岁的吴特每天都会在墨绿色的地板上匆匆来去，在隆隆作响的机器旁和三四十岁的领班或工友谈笑风生。

早上八点工作到十二点半，下午一点多就开始工作，直到六点半。晚上也并非休息时间，很多人都会干到十一点才下班。习惯了流水线的工人对制衣厂的工作也会觉得疲惫不堪，吴特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之下也常常跟我诉苦。仅有的娱乐活动是上完夜班后去吃夜宵和打游戏。高压和封闭的环境导致吴特对于踏入社会这件事没有太大实感，工作模式并不正常，没有合同，薪水都上交到母亲手中。

“这根本就不算踏入社会吧。”在制衣厂待了一年后，吴特跟爸妈恳求上职校，爸妈同意了，最后决定的是妈妈负责我的高中费用。爸爸负责吴特的职校费用。

2019年年初，吴特准备从读了一年半的职校辍学，还有半年他就能拿到毕业证书。

“因为70块钱车费，爸爸他把我删了。”

吴特用尽全力，克制着愤怒向我说道。

“每个月800元的生活费常常拿不出来；为了钱的事情总是大呼小叫；弄碎了同学的眼镜赔偿400块之后，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吴特说，他觉得累不仅仅是因为钱的事情，还是因为——“你爸一点本事都没有，还要摆大家长威风；自己赌博大把大把钱往外扔，从来没有尊重过我……”

吴特知道如果找母亲要的话，肯定能要到学费。但是他不想，他想要独立和自由。

在和父母经济拉扯的时候，在烈日下派一天传单拿四五十块钱工资的时候，在每一个窘迫的、被压制的情况下他都想着独立和自由。

妈妈默许了吴特辍学，在那一辈人看来，不会读书，外出打工才是唯一的正确的路。

吴特说，靠得住的永远是自己。

3.

转折

2021年春节，一张寄错地址的催款单送到了吴静手里，那是吴特还没还的贷款账单。

2020年暑假，辗转过深圳几个工厂，吴特说他要去学编程。我立即反对，仅有初中文凭怎么学得会呢？父母同样表示反对，还是应该先打工攒钱。

吴特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他一个人借了网贷带着行李去东莞上课去了。

没有人支持吴特，也没有人去尝试理解吴特。他说的编程不是计算机，是数控机床的操作。他能学会，但是没有人帮助他。

我的哥哥有一颗粗糙而坚韧的心。在他学习的中间我们通过几次电话，我从未在他的脸上或者言语中感知到悲伤和愤怒。我以为他的生活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到我看到那张账单时，我才意识到吴特的生活早已不堪重负。

吴特的选择和努力好像都是平平淡淡的，没有昭告天下，只是默默地前行着。

学了一年后，他来深圳找工作，和他说的一样，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份薪水不低的工作。工作仍然是辛苦的。早班夜班轮转，有时候也要干清理调整机床这样又脏又累的活。“但是，没有什么比自由和独立更重要，即使只是相对的。”

2021年上半年，我都在跟吴特叨念着要快点还完贷款，我说可以先借别人，或者跟爸妈要。而吴特总是说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

这一年，即将步入大三的吴静坐在实习工位上休息，刷视频网站时看到了一条名为《要不要专升本》的视频。看完后，她热血沸腾，马上做了决定——她一定要专升本。

“‘我明明有过去看更大世界的机会’，我决不允许未来我说出这种话。”

辞掉工作，她马上回学校备考，制定详细的复习计划，开始了打鸡血状态。

这次她不再冒进，理性安排计划。她从专科的建筑专业跨考英语师范专业。

2021年4月10日，我带着吴静坐校内小巴去考点，吴静的考点正是我的大学。

五天后，我见到了哥哥吴特，他也来了深圳。我们聚餐后，他很快找到了薪水不低的工作。工作仍然是辛苦的。早班夜班轮转，有时候也要干清理调整机床这样又脏又累的活。“但是，没有什么比自由和独立更重要，即使只是相对的。”

那时我常跟吴特叨念着要快点还完贷款，我说可以先借别人，或者跟爸妈要。而吴特总是说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

五月，吴静说她考得很好，开始给自己攒学费生活费了。吴特给我打了两百块零花钱，我让他先把钱还了，他坚持让我拿着。

我们聚了又散，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前进。

4.

出发

2020年，我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同时，也成为了一名“边缘人”。课堂上的位置在后排，成绩表上的位置在中间，睡觉的时间却名列前茅。我其实很喜欢这个状态。此前的生活和学习经历带给我的能力是，接受自己的平庸以及生活的困苦。

实际上人的心智没有自己想象的强大，生活也不会接受你的平庸和困苦，它会逼着我们成长。B+的成绩单并不让我焦虑，真正让人招架不住的是要面对新媒体各式各样的软件硬件和庞杂的知识。我像一只无头苍蝇，四处乱撞，一会在办公软件上勤勤恳恳、一会在剪辑软件里浮浮沉沉。然而这些南墙，我都只是撞过没有撞破。

当我听到我的同学在讨论留学阿姆斯特丹、或者英国爱丁堡这些遥远的东西时，毫无波澜的内心让我明白，我给自己设置的底线很低，低到只需要“生存”二个字就可以解释。

吴静最近又在准备考研。我在晚上十点跟她通电话，她刚从图书馆出来。我们聊起过往，她说最迷茫的时候是大一，没有目标。但现在她觉得，有目标就不会迷茫，四级、六级、本科、研究生，一个一个慢慢来。

2019年年末，吴静的父亲因为脑溢血去世，工地赔偿了一笔金额。整个家族商议后，决定把这份赔偿的保管分成两部分，吴静的双胞胎弟弟一人拿卡，一人拿密码。吴静和他们母亲没有权利动用这笔赔偿。去年，这笔钱被赌光了，吴静的弟弟还欠着一部分。吴静感到愤怒而无奈，与此同时，内心却更加的坚定。

2022年8月吴特辞职了，他准备先把驾照考完。中秋假期的时候我去找他，他和朋友合租一个小单间。出乎意料，房间很整洁干净，灯光明亮，环境看起来还算舒适。房间里占地最大的家具，是一张很大的床。吴特说，床够大，两个人够睡。当我问他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他跟我手舞足蹈地比划了一番。我没听懂，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他很专业。

“说到底还是死事，以后的路还要再看，把眼前事做好先。”吴特最后说。

我们迫切地想要离开自己的黑暗，但我们好像永远躲不掉；我们想要成长，但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其实无论是被迫地承受着苦难前进，还是主动地开拓未知的疆域，我们都在前进，对生活都仍然抱着期待。

离春节还有四个月，我们仨好像又快见面了。

我总会记起2008年那年春节，很冷，水缸结了厚厚一层冰。吴静穿粉紫色绒裙，打趴下两个弟弟后，带我去小卖部买一块钱一个的洋娃娃玩。吴特拿着十元的红包，买了一把会闪光的彩色塑料长剑。

原标题：《聚焦 | 出走的二十岁：太妹、混混和娘娘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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