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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红高粱》:中国电影的转折点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1988年,张艺谋导演、顾长卫担任摄影,巩俐、姜文主演的电影《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在世界一级影展上获得大奖的华语电影,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电影迈向国际的重要里程碑。


红高粱成为“中国人”的象征,即便在贫瘠的地方也能茁壮成长,生生不息,经过人生经历的酿造也能成为香气绵长的烈酒,浇在干燥的高粱地上就是满原烈火。

1985年4月,由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担任摄影的电影《黄土地》在第九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引发轰动,受到影评人的一致赞扬,并在法国南特、瑞士卢卡诺、英国伦敦、美国夏威夷等影展上相继获奖。之后,这批被称作“第五代”的青年导演具有艺术探索风格的实验电影开始成为国际影展上备受重视的对象。
然而,墙内开花却只在墙外飘香,“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国内处境并不乐观。《黄土地》赴港参赛前,第一批拷贝只卖出了三十份,愿意放映的院线寥寥无几,最终电影草草下线。
国内舆论批评第五代导演“反叛传统”,在艺术表现上“长于造型,拙于叙事”,完全是被外国评论界吹捧起来的,徒有虚名。相关部门也要求这一代导演在吸收和运用西方电影手法的同时从本土观众的需求出发。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让第五代导演电影普遍具有莎士比亚悲剧特征,叙事中有着难言的悲壮与痛苦,坚持反叛性表述的同时又不得不屈从于主流话语。
直到《红高粱》的出现,中国电影第五代的“莎士比亚悲剧”命运才宣布告一段落,也是从这个里程碑开始,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风格开始走向了多元与分化。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的不同在近些年的中国商业电影制造大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寻根电影猎奇的主题和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备受西方文化学者的重视,向西方提供了研究中国家庭制度、婚姻关系的样本,通过高度艺术化的风格向西方提供了研究中国宗族文化、族群文化的绝佳案例。大多数赞扬寻根电影的国际话语,往往只是西方论述的单一视角,电影中的中国始终只是被观察的客体,最大作用在于为补全西方论述中的“记忆拼图”。

这也就是第五代导演电影的最弔诡之处,第五代电影的源起是为了探寻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历史轨迹,青年导演在实现从现实转向历史的同时,也把镜头从城市移到农村(因为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遗留了更多传统习俗)最后却沦为西方偷窥中国的途径,在西方回应以褒奖、赞美之后出现迷失,在从寻根逐步走向猎奇。直到西方社会在九十年代中期将关注点转移到以中国城市题材为表现主题的第六代导演身上,第五代导演对旧社会乡村民俗的猎奇挖掘兴趣才逐渐消退。

《红高粱》中地母般壮美的女性在日后的中国电影中变得越来越罕见,有着高粱般生命力的人物也变得越来越稀罕。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红高粱》非常具有代表性,逆光下行走的父子两人成为一代人的中国西部影像记忆,作为历史的回音、作为中国人原始欲望与生命力的象征,无数次幻化成别的模样出现在此后的中国电影中。


“北京八分钟”总导演张艺谋在赛事主新闻中心召开发布会表示,这次表演将展现中国人民欢迎全世界朋友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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