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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 大学生活没有指南

2022-09-26 16:4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九月校园，新生们包裹在迷彩绿中，一连一队军训，很快她们将接触到口耳相传的“大学生活指南”：要关心绩点，加入社团，广结朋友......

学长学姐们大多听着这些开启四年，杨婵最初也是这样想的，她拼力想成为指南里标准的大学生，却屡屡受挫——绩点卷不赢，社团面试失败，定了交友KPI、加了很多人微信却没交到真正的朋友，指南为她指出的方向使她精疲力尽，所获寥寥。

新新报记录了杨婵的挣扎与挣脱，大学四年，她花了两年才与“指南”中的标准大学生和解。有了喜欢的运动、要好的朋友和抒发情绪的渠道，她终于找到一点落地的感觉。

或许大学生活并没有一个适用于每个人的指南，指南之外，是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

2020年9月，19岁的揭阳女孩杨婵与学姐们拼同乡会的大巴车，摇晃了5个多小时，在下午到了深大校园，下车后忍不住呕吐。狼狈之中，她在陌生的校园中开始了第一周。与其他新生的好奇或希冀不同，她想起那一周，只有焦虑，和延续至今的尴尬。

开学第一天，她就遇到了难题。跟着室友走完报道、吃饭这些流程后，她要独自去解决问题——将新买的电脑连上网。

“宽带”、“网线”、“转换器”，靠着百度，她被这几个词汇搅得稀里糊涂。

电脑和接口间需要一条网线，杨婵跑去商场，买回来发现一米短了，再跑去买回两种，卷成一团的那种无从下手，送了朋友才知道拉出弹回很方便。杨婵自己用了另一条2米的网线，拖在地面上，三年里杨婵无数次踩到它，想起入学那一天的慌乱。

连接，输入账号密码，出错；连接，再输入账号密码，仍然出错。

冷汗浸透衬衫后，她第一次打开了校园网，红色页面弹出那一刻，她强忍着不让眼泪飙出来。

手机也带来很多麻烦，宣传社团的学姐很热情地递过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杨婵开始回忆前几天刚学过的“扫一扫”。

她可以瞬间记起十几个政治大题答题模板，但此刻忘了怎么扫微信。

“十九年来，我第一次尴尬到想要大哭一场，”她抠着手指，三轮车的吱呀声从记忆深处响起。

八岁那年，杨婵在台式电脑上注册了人生第一个社交账号，9个数字组成的QQ号，小姨帮她取名“小龙女”，当时很火的动画片主角。

“我初中同学的号码都是十位数，我的更早”，可是，“小龙女”的头像很快变灰了，一沉寂就是11年。

父亲把那台电脑放进堆满废旧家电的三轮车后备箱，当着她的面，三轮车消失在长长的小巷尽头。三轮车脚蹬子摩擦的吱呀声，夹杂车喇叭的嘈杂声，却留存了很久。

10岁的杨婵被送进寄宿学校，直至高中毕业。

“我失去了我的电脑，再没有碰过网络。我和这个社会脱节了。”

大一新生杨婵从封闭中被放出来，遭遇了完全陌生复杂的大学。

入学班会上，同桌两个女孩染了金色头发，前面女生斜挎着黑色皮包。杨婵第一次觉得黑色高马尾和双肩包不合时宜，甚至是扎眼。

班主任让每个新生上台自我介绍，她费力想了很久，完全想不起特长和兴趣，同学讲述初中暑假的旅行趣事，她勉强想起，那个假期她在补课，第一次穿了改短一点点的校服，却从没穿过裙子。

同学们三三两两走在一起，谈论学校对面高耸的闪着光的玻璃大厦，谈论新做的美甲。谈论同色系的饰品和长袜，要如何搭配短裙或短裤。

杨婵看着眼里有光的女孩们，妆容藏着女生的小心思——眼线若有似无，粉底熨帖得仿佛天然。短短几天，她们变成了深圳这个年轻城市的一员，并且看起来理所应当。

杨婵为臃肿的小腿纠结着，新裙子只在开学那天穿过就脱下了。她为开学前选了圆形黑框眼镜懊恼不已，为什么没选那副金边眼镜呢？

十几年里，她没有做过什么选择，初中到高中，几乎是同一种生活。

起床，排队，跑操，早读，上课，吃饭，晚自习，回寝室。无波无澜。

为了她的学习成绩，家里人十几年没有购买过智能机；除了冬夏两身校服，杨婵的衣柜里没有其他衣服；食堂饭菜每周重复，她吃了六年，偶尔面无表情挑出细钢丝；社团是普通班学生专属，杨婵所在的重点班被明令禁止参加；社交是耽误学习的，她没有聊得来的朋友。

文理分科，填报高考志愿，她把选择权完全交给了父母。“选择”两个字让她感到恐慌。

“不是数学选择题的那种选择，而是现实生活中那种对自己可能会有重大影响的选择，我很不擅长，或许有点选择恐惧症。逃避，或者让渡选择权，我几乎只会这样。”

“我只要学习就好了，只要考上大学。其它的事情交给爸妈和学校规章制度。”

2020年秋天，大一新生杨婵不得不依靠自己，学习适应，学习选择，走出社会化第一步。她扮演着“大学生”的人设，按部就班跟着听来的“大学指南”走。

杨婵面试了三个社团，前两个是热门社团，不敢选新媒体运营，她挑的都是别人口中“卖力气”的岗位。

她对体力也没有十足信心，认真读了宣传资料、编造了一大堆兴趣和特长、看了一堆面试技巧。

面试官面前，杨婵不敢让问题与回答之间有一秒的间隔，怕自己露怯，也怕气氛尴尬。

第三个社团她没做准备，她提前打听到这个小社团严重缺人，只要交点费用，每周一起喝茶聊天。

“室友们都在社团，我没加的话怪尴尬的，我不喜欢去社团聊天，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社团。”

杨婵开始尝试交朋友，给自己定了交友kpi——一周至少加十个人微信。

为了kpi，她尝试着和同班同学、社团同学去亲近，饰演一个随和大方的角色。刚开始杨婵为自己独立交到朋友的进步感到骄傲，也真拿到很多人微信号。几周过后，她开始在社交中感到无力。

“我并不觉得有发自内心的亲近。每次聊完天，走在路上或躺在床上，我都会开始复盘，今天说了什么话，有没有冒犯到他们。这样的复盘让我感到很累。我开始厌恶社交。”

挣扎了几次后，大二上学期，她和很多微信好友互删，退出了社团。

宿舍里不知谁第一个装上了围帘，杨婵迅速跟进，买了最长的1.5米的帘子，在宿舍打造出一个严实封闭的个人空间。

拉紧床帘，戴上耳机，把音量提到中挡位，打开B站，杨婵开始看一个日更up主煮菜带娃的日常。

“室友买新耳机时会找我，她们真的觉得我的耳机隔音效果很好。”

在没有课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B站、豆瓣和微博，前段时间迷上了小红书。这些没有熟人的平台让她觉得很自在。一天时间她能发十几条微博，相反，今年八月她只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对熟人社交的情绪与其说是讨厌，不如说是害怕。”但在没有熟人的平台，她很热衷于记录自己的心情和日常。

她说，朋友圈的自己是展现出来的自己，微博、豆瓣等社交平台里的自己才是真正的那个自己。

“其实也是在逃避吧”，每天早上八点半，室友燕华背着电脑包出门的时候，杨婵也从睡梦中醒来，听到关门声，她开始感到心慌无措，“知道别人在忙，但是不知道别人都在忙什么的时候是最焦虑的。”

杨婵和燕华的交往并不算多，燕华早上离开宿舍，晚上十一点才回到宿舍洗漱，很多日子都是这样。

燕华是杨婵眼里最标准的大学生——绩点高，拿奖学金，学生会干部，穿衣打扮得体大方，学习非常自律，有好几个能力很强的朋友。

这些各具能力的朋友，有的从社团认识，有的来自上课分组。她们从大一下学期在一起做小组作业，不出意外的话，这也是她们大四做毕业设计的阵容。

燕华从小到大都是受人注目的好学生，成绩好、会弹钢琴、性格文静。顺风顺水了十二年，她经历的唯一一次挫折是高考失利。

高三上半年，有深大的师兄师姐到班级宣讲，发了一个印着深圳大学字样的笔袋，她带着上了高考考场，心里预想着，不能低于笔袋上的大学。命运使然，她来到被当作底线的学校。

“当好学生”已经成为燕华的习惯，这一次的失利她想要用其它的办法弥补，例如成为一个名校研究生，最好能通过保研的方式。

入学后她很快摆脱迷茫的状态，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像之前的十几年一样，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

两年里，杨婵在无数个早晨听着燕华的关门声，有一次听到她不无遗憾得说，“你信吗，我还没有去过欢乐谷”。

前两年杨婵住在乔院，宿舍楼旁有一个生锈的小门，门外的世界是城市凹下去的一个角落，大家喊它城中村。

第一次沿着楼梯走下去的时候，杨婵觉得这里是任意门外的世界。

格子间商铺里，大叔操纵着三个锅煮面，游刃有余；小卖部前台，烫羊毛卷的大妈操着潮汕味的普通话在大声讲电话；街角踩缝纫机的阿姨头顶的灯光忽明忽暗，她戴着老花镜凑得极近；看手机的过路人、阳台上刷牙的年轻人、呼啸而过的摩托车，汗臭味、苹果味、汽油味、垃圾味、生肉味，交织、分离，具体又朦胧。

充满烟火气的场景让杨婵瞬间回到千里外的老家乡道。

用胶布粘着裂痕的脏玻璃窗倒映着她看到的自己，黑框眼镜、高马尾和臃肿的小腿。居然和周围的一起不突兀。

大一她有时做梦，梦到大嗓门的楼层宿管，梦见饭里的钢丝，梦见雨季下水道旁白色的浮沫，梦见二层小楼和路边浇花的阿姨，梦见涂鸦的墙壁和玻璃窗。梦境里，她分不清是高中学校、是老家乡道、还是几十米外的城中村。

“我整个大一都无比想要回到过去，回到那个一条路走到黑的日子”。

大二时杨婵去做义工时，遇见了比自己高一年级的女孩吴可。吴可成为她生活中特殊的存在，彷佛一条从生活的井里攀上来的绳索。

“吴可是我身边的人里我最羡慕的，因为她总是快乐的。”

吴可熟知学校里每一个漂亮但是没有什么人的犄角旮旯。她们每周至少见一次面，两人走过校园这些地方，然后去城中村吃竹升面和炒酸奶。

“我原以为学校没什么值得热爱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的秘密基地算是。”

吴可把杨婵的焦虑情绪归因于社交环境。在分宿舍的时候，吴可很庆幸自己能够分到三个和自己相似的室友。没完全适应大学环境时，她已经收获了三个可以谈天说地的朋友。

三年多来室友们一起逛街、吃饭、旅游，学习的时候一起组小组。“（我们）对自己的专业也不感兴趣，卷的时候一起卷，摆的时候一起摆。这样确实会少很多社交压力。”

杨婵感受得到同学们的“卷”，目标是电视台记者的郝离在大二就加入了“卷王”大军。

“大一努力交朋友，努力多读点书，大二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无论什么事情，我觉得有挑战的，我多往前冲一冲。”郝离的那股冲劲仿佛回到高中。

“我太需要外界的肯定了，有可能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很优秀，很容易可以得到他人的注目，但是到了大学哪有这么多人不断给你肯定，也不像高中一样，动不动就考试，考试之后就有成绩。”

在“卷”的一年之中，郝离常常陷入自我怀疑的困境里。“我感觉那时候自己有点本末倒置了，我需要想想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横冲直撞的一年里，郝离尝试过很多东西，她喜欢看各门各类的书，每天写作，试着摄影。“最开始只是迷茫状态下为了让自己有一技之长所做的努力，但是在做这些尝试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和新闻不谋而合。新闻是个很包罗万象很美妙的专业。”

杨婵没法像郝离一样，为了专业疯狂。吴可劝慰杨婵，“你心里觉得做这件事会让自己收获快乐，那你就去做，如果不能就果断退出，这种事是不能勉强的”，杨婵深以为然。

大四的吴可出去校外实习，和杨婵减少了见面时间。杨婵自己去学习了游泳，新买了泳衣，她约了其他的同学，等学校游泳池开了就去。

“今天你努力了吗？”

杨婵点开豆瓣小组，n条相同内容的信息挤出屏幕。

杨婵加入的这个豆瓣小组叫“躺平后起立互助联盟”。小组里的成员互相监督各自的“起立”进度，杨婵有时候也会在里面分享自己的“勇敢起立”的经历，小组称之为复建日记。

被同龄人卷到的时候，杨婵习惯于在这个网络上的小社区里寻求安慰，平时这里是她打鸡血的地方。

大二到大三的一年多来，杨婵习惯了不去追求“指南标准”，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

小组作业她会找最后没有组到队的同学一起做，被安排到什么任务就去做。如果作业获得高分，她会为自己的付出而骄傲；如若低分，她也会安慰自己，“我只是团队里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角色，或许主要责任不在我。”

她偶尔会和吴可或和室友一起吃饭运动，吴可备考公务员后，她更多时候一个人行动。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去南山博物馆看展、一个人去看音乐节。

“当我发现脱离集体的生活让我觉得很自在时，我突然发现那些大学生‘应该’做的选择，其实很多是可以放弃的，我可以不社交，可以不化妆、可以不用追求高绩点。”

前两年挣扎和逃避的痛苦渐渐消退，大三的杨婵可以理所应当的逃避“指南”——当她发现这些逃避带给她的影响是正向的。

“有时还是会焦虑，在这个环境里避免不了。”当杨婵发现社交平台可以成为一个树洞时，她几乎有一点小的心情变化就会在微博写一大段文字，在小红书分享自己的一日三餐，在B站看一些温馨的生活类视频让自己平静下来，在豆瓣寻求有相似经历的网友的安慰和鼓励。就在前天，她和豆瓣上认识的同在深圳的女生约了十月份去看音乐会。

“网络会给我一些心里安慰，但是我也不觉得自己被网络控制。”杨婵不喜欢打游戏，不爱追新剧和综艺，不太关注热点话题，对追星也只是三分钟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