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生成中的新北京书写

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史上，北京文学已经不再是一个地方的概念，作为新中国文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北京文学涌现出诸多作家、作家，如近些年的《北上》《应物兄》《必须保卫历史》《世间已无陈金芳》《北京城与年》《小翅膀》《永远的玩具店》等。在前不久揭晓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北京作协推选申报的董夏青青的《在阿吾斯奇》、杨庆祥的《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张莉的《小说风景》三部作品分获短篇小说奖和文学理论评论奖。

新的北京书写或者说在新的历史语境里怎么书写北京，怎样把此时此刻丰富复杂的北京经验通过强大的共情力转化为普遍的人类的经验？最近，北京十月文学月的重要组成之一、“新时代·新北京·新文学”北京文学高峰论坛举办。

论坛共设置三场，第一场是主题演讲，嘉宾是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作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格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第二场是圆桌对谈，学术主持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与谈嘉宾为《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作家计文君，评论家丛治辰、徐刚；第三场是青年之声，嘉宾是青年作家马小淘、李唐和伽蓝。

论坛现场

破除茧房，以整全的感受力去表现和书写世界

主题演讲环节，李敬泽分享，自己参评鲁迅文学奖时，读了很多中篇，发现其中有一共同之处：当作家要写一个异质的、与自己的生活质地不同的现实时，通常会将自己放置于“叙事者”、一个作家这样一种身份。

由此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当一个作家要写溢出自己边界之外的那个现实的时候，他本能的一个艺术选择是，把作家自身的身份派进去作为叙述者。一来保证了心理上的安全，与他的对象、与他的认识、与表现对象之间保持了距离；二来，故事里“作家”与其他人的摩擦、碰撞，不相融，也是小说行进的重要动力，是故事里有戏的部分。

李敬泽认为，这一现象恰可以反映出，文学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建构，已经逐渐形成文学界的茧房，作家们持有共同的一套言说，来写作世界、人、人性等等，我们大家都在这套话题里、这个房间里运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另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进入到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某种程度上讲，无论是经验上、情感上，还是在理智上，人群和人群之间，人和人之间的阻隔变得更加剧烈，而文学家同样生活在自己的茧房里，破除这个茧房，这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根本的初心之一。”

回顾之前的作家作品，鲁迅的《孔乙己》《在酒楼上》等等，都是鲁迅深刻意识到人和人出现了新的阻隔而进行的写作。“但对鲁迅来说、对于那些开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们来说，这种阻隔不是为了让我们建立起一个房子自己舒舒服服待着，而是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主的文学和文化，超越和破除如此众多的茧房。”李敬泽说。

鲁迅《在酒楼上》

由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作家们曾经面对广大的世界，面对不同的人，有信心以无所不知的、整全的感受力去表现和书写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限度，同时又乐于在小说中体现和玩味。新时代所召唤的那个新文学，绝不是由于我们的作家年龄新，也不是由于我们的作品在表面风貌上如何新奇和特异，而是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文学能不能够面对正在展开的如此广大的一个世界，如此复杂的一个生活，有新的态度，有新的方法”。

格非认为，今天这个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由于新的产业、新的传播方式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地进入一个局部的、局部之局部的生存环境当中。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同质化的写作，跟我们通过资讯、通过朋友圈每天看到的大量的社会新闻、社会事件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很难做出严格的区分。而把熟悉的东西重新变得陌生，这是作家的工作。在写作中通过语言，通过文学的描绘，我们重新把动词、名词、形容词，把这里面本来就蕴含的巨大力量能够激发出来，而不是让它重新变得概念化。这是从技法上、从手法上、从叙事上对作家提出的新挑战和新任务。

生成过程中的北京文学

张清华以“新时代北京文学的在地书写与世界眼光”为主题分享道，新时代北京文学还在生成的过程之中，这已是今日文学发展的内在事实，但是关于这一新的文学时段的内在属性的诠释，更尚在观察与探索之中。

北京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活跃与丰收的局面，确乎令人们记忆犹新，且常常怀念。北京从古老的帝都到一座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从传统的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家属院这种居住形态，到今天摩天大楼林立的深海一样的大都会的居住形态，决定北京文学的深刻变化。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北京文学既是狭义的行政区块意义上的地理文学的书写，同时也是作为中国文学的核心性和标志性的书写，它不仅仅是其自身，同时也是一个更大的区间和理解的范围。张清华认为，这也是我们在理解和叙述北京文学的时候所必须面对的一种特殊性和困难。

与时代进程相匹配的，1980年代之初以邓友梅、刘心武、林斤澜、王蒙等老一代作家为代表的怀旧式的北京书写，重新唤回且擦亮北京的传统形象，把一个有丰富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现代历史的沧桑巨变的记忆重新打捞出来，建立了老舍之后真正具有在地性的北京书写。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一种怀旧式的北京书写

之后一批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如王小波、王朔、史铁生等，以前卫的笔法、戏剧化、戏谑性表现北京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与生活形态、生活方式上的新变化，依次展示出开放年代北京的新景观，他们笔下大量出现改革开放以后以及后革命时代新北京的经验，这和之前的老舍等老一代作家一起形成北京文学的大传统和小传统。

进入到当代，格非在北京居住二十年，铁凝、阎连科、刘震云、李洱、邱华栋，甚至在北师大工作的莫言、余华等等也都在作品中也相当多地融入北京的文化与形象。

关于新时代的北京书写，张清华提出，作家们应当自觉聚焦北京历史文化，凝视当代改革发展经验，邱华栋的《北京传》，宁肯的《中关村笔记》《三个三重奏》《北京城与年》等非虚构作品，徐则臣的中关村系列小说等都在这一点上做出开拓；另外，90后青年作家也值得关注，他们的书写呈现奇幻的、多异的、不同类型风格混合价差的特点，正在为新时代的北京故事增添全新的要素。而且，新一代作家和老一代作家的恋物式写作不同，更多是转眼时代的变化，人性的裂变，人心的温度，着眼于个体的生存际遇，着眼于心灵，着眼于现代生存的压力与复杂的心理反应，与上一代作家着眼于世事变迁、伦理变化、社会文化价值的更迭、不同话语的激荡已经几乎完全不同。

怀着一种“整体性”的野心

圆桌对话环节，计文君首先谈道，叙事的边界在拓展，生活的边界也在拓展，近些年元宇宙的被关注表明，虚拟世界和我们现实世界不存在二元的对立，它不是科幻，就是现实，它是互相嵌入的，或者说我们某种程度上已经在自我分化。

圆桌对谈

“文字的世界基本是成本最低的媒介，它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作家应该更勇敢一点，有更多的实验的可能性。对于这种有限性的认知和对于无限边界的勇敢探索，既敬畏又勇敢的心态可能是每个时代的写作者应该有的。我们的写作者在今天也许面临的任务是重新回归命名者，我们必须对很多很基本的事物重新进行命名。”计文君认为。

碎片化的确是这个时代的本质，我们如果一直拿着《战争与和平》《红楼梦》的标准要求当下的作家和这个世界，有可能是错位的。

徐则臣认为，今天接近世界本质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我很喜欢贾樟柯拍的许多素材和画家刘小东的画，就是一个场景，我也不赋予这些场景、这些小的纪录片多少微言大义，他们也不认为能把握这个世界的本质，只是留存这些资料。现在面对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极其复杂的世界，我有时候想，如果能留下来实实在在的一堆资料，其实已经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杨庆祥同样认为，世界在当下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流动性：大规模的迁徙、知识在流动、财富和情感都在流动，“所以当下的写作，宽度并不重要，而深度是最重要的，这个深度直接决定你作品的共情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不是一个整体的作家，鲁迅写的东西都是几个点，但那几个点写得特别深，你从那一个点能感觉到整个世界。”杨庆祥说。

评论家丛治辰谈及，在今天尝试于写作中呈现“整体性”，可能是一种幻觉，但是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文学七十年，每一个时期的作家都怀着对整体性的野心和理想，会追逐某种整体性，但是整体性都不可靠。但是，重要的是有一个整体性的野心，并且努力去关照每一个细节。

在青年作家演讲环节，马小淘、李唐和伽蓝也分别结合自身的创作，谈到了如何在大气磅礴的时代进行细水微光的写作，如何写出动人的崭新的北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