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流派的消失和融合：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侧记

由于疫情迟迟不去，本来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推迟了两年，于2022年8月21日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召开，为期八天，在28日顺利闭幕。与前几次大会、特别是2015年在中国济南市召开的第22届大会相比，本届会议的规模有了明显的减缩，总共有800余人参加，其中包括一些在线上参与发言和讨论的学者。这一规模上的缩减，由多种原因所致。首先是防疫的需要，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学者没能赴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的学者自1980年开始每届均积极参会，而且还是上届会议的东家，所以这次的缺席，颇引人注目。其次是俄乌战争的爆发，作为乌克兰邻居的波兰抵制俄罗斯学者的赴会。复次是由于疫情和战争，申办签证的手续比之前繁琐，一些国家的学者，因此未能及时到达。略有安慰的是，疫情的持续已经让不少人习惯通过线上参与，这次会议的几乎所有场次，都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一些中国学者也在线上发言和评论，聊补缺憾。比如上次主办单位之一的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刘家峰教授及其学生，便在墙报颁奖那一场发言，北大的高毅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张旭鹏教授和台湾地区的王明珂教授等人也参与了其他场次的讨论。

大会主会场： Collegium Minus, 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如往常的大会安排一样，这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讨论分为四个层次：主题发言、专题发言、圆桌会议和附属学会所组织的专场讨论。这些发言、讨论的组织和安排，加上开幕式上的主题演讲，有助让人窥测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的现状和趋向，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主要目的。笔者希望通过对这次大会的观察，让中文学界的读者了解当代史学的发展和走向。

开幕式

开幕式主题演讲，由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主席Catherine Horel （左一）主持

这次大会的主题发言安排了三场，第一场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Intertwined Pathways: Animals and Human Histories）；第二场是“记忆、考古、认同：对远古时代的认同建构”（Memory – Archeology –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on the Antiquities）；第三场是“走向平衡的历史知识：比较视角中的国家和民族—研究、叙述和阐释的范式”（Toward a Balanced Historical Knowledge: State and Natio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Paradigms of Investigation, Narratives, Explications）。与之前大会将主题发言的时间均衡安排的做法不同，这次大会似乎将第一场视为重中之重，像往常一样安排两个整天的讨论，而第二和第三场则只安排了两个半天。从考察史学潮流的角度衡量，第一场主题发言检讨动物与人类在历史上的密切互动，反映了当代史学的一个明显的趋向，那就是希图走出长久以来，历史书写一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传统。顺便提一下，有关动物史的研究，中文学界也已经出现了相关的论著。（参见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史学月刊》在2019年第3期也发表了陈怀宇、沈宇斌两人有关动物史的文章。有关走出人类中心的历史研究趋势，参见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西方史学二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本场的主题发言，由四个方面组成，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照顾到了动物史研究的主要方面，比较充分地展示了动物史研究的现状和特点。（“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28-29.）

开展动物史的研究自然是走出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其全部和唯一的取径。探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也是近年史学界和历史理论界出现的一个新趋向。在这次的开幕式上，有三位学者做了主题演讲，其中一位是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印裔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查克拉巴蒂早年从事后殖民主义研究，在2000年出版了影响甚大的《将欧洲地方化》的著作。近年他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全球环境史，对“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做了理论的分析。2021年他出版了新著《地球时代的历史气候》（The Climate of History in a Planetary Age），从环境史、大历史的角度讨论当代世界面临的气候问题。由此来看，查克拉巴蒂已经从后殖民主义、劳工史的研究转变成为当代的一位历史理论家。自2017年之后他也被选为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的理事。

查克拉巴蒂在大会开幕式的演讲，围绕他本人史学生涯的转变，题为“资本主义、劳动和地球史的基础”（Capitalism, Work, and the Ground for Planetary Histories），而他的解释就是为了阐明他自己的研究如何逐步走向“将人类非中心化”（de-centering human）的道路，也即如何从人类史（他自己的专题——劳工史）转向了地球史。查克拉巴蒂的发言，从讨论字词“劳动”（labor）和“工作”（work）的异同出发，引经据典，引述了比如欧洲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等人的观点，指出了近代以来人类的“工作”，如何改变了地球的自然环境。因此他指出今后的历史研究，需要走出人类为中心的传统视角，更多地从地球为视角来考察人和自然、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查克拉巴蒂在演讲结尾的时候，语重心长地讲道：“地球在敲着我们的门，希望我们将之不但视为科学思想的范畴，也视之为人文和历史思想的范畴。”（“Opening Ceremony,”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35.）

由此，动物史、环境史和地球史抑或“大历史”，其研究分享一个共同的前提，也即希望看到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人类并非主宰一切、统辖一切，而是与所处的环境和其他生物产生了密切的关联。而它们在方法论上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新兴的史学流派，纵横交错，水乳交融，没有明确的界限。譬如上面提到的动物史研究的主题发言，其“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的论文，便十分关注动物生长的环境（天然环境和人工建造的动物园等等）及其变化。同时，如何展现和管理动物，又牵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层面，而探讨动物的“主体性”（agency），希望探究人对动物的态度和观念的变迁，显然亦是一个思想史的课题。从查克拉巴蒂本人的学术转向来看，同样无法清楚界定他在目前从事和提倡的研究，是环境史、大历史的一项专题研究还是在阐发一种历史哲学。因此，如同本文标题所示，兼而有之已经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总体趋向；我们已经无法用之前的学派划分来概括某人或某项研究了。

如果说兼而有之是当代史学的总体趋向，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和表述的话，也就是表明现代学术的跨学科趋势，已经在历史研究的领域生根开花，成为当代历史著述的一个主要趋向。从上面提到的动物史、环境史和“大历史”的流行来看，历史研究自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科学化”潮流，虽在二十世纪末期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冲击，经历了一段短期的消退，但在最近的十余年内，又重振旗鼓，势头更为强劲。因为上述这些新兴学派的特征，表现为将“科学化”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扩展到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手。显而易见，对人和动物、人和自然关系的研究，单靠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显然不够。本届大会的第二场主题发言，有助反映了这一多种学派之间互动、融合的新趋势。如上所述，第二场的主题是“记忆、考古、认同：对远古时代的认同建构”，也即从多学科、多方面来展现全球范围的“古典时代”。以多学科而言，这场发表的论文显然并不都由单纯的历史学家所写，譬如人类学者王明珂就提交了有关四川三星堆遗址的论文，另一位来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类学者蒂亚戈·维拉尔（Diego Villar）则研究了玻利维亚境内、亚马逊森林所传闻的蒸汽船故事，而来自荷兰学者蜜尔燕姆·霍廷克（Mirjam Hoijtink）则讲述了十九世纪荷兰考古学家卡斯帕·流文斯（Caspar Reuvens, 1793-1835）研究古希腊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像（Elgin Marbles）并将之运到荷兰展览的事迹。同时，这场讨论也充分显示了全球史的影响；不少论文关注的远古时代，并不局限于西方，而是涉及了北非、北美、西亚和东亚。再者，从其标题所示，参加本场讨论的学者关注的重点是后代人如何看待、发现和呈现远古的时代，而不是对远古时代本身的研究，因此在方法的层面考量，这场讨论又展现了记忆研究与历史研究的高度结合。（“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30.）

学派之间界限日渐模糊，其实也表现为新与旧的结合。如所周知，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德意志史家一马当先，推进了历史研究和教学的职业化。利奥波德·冯·兰克及其弟子强调一手史料、档案文献的重要，并以讨论班（seminar）的形式，师生共同核查、鉴定史料的真伪和价值，逐渐为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教学和研究的范式。而以政府档案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研究，则又自然地以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为中心，将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建构树立为历史书写的主体。如上种种，在二十世纪开始也为世界各地的史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二战之后，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近代史学在观念和方法上都受到了更大的挑战，譬如妇女史、性别史的开展，指出了兰克史学侧重男性精英的局限，劳工史、庶民史和“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的历史探索，让史家的观察视角从“俯视”转为“仰视”，看到历史演变的背后，有着多种力量的推动，而全球史、环境史、情感史的兴起，又揭示若仅仅以民族国家为视角，并无法反映人类历史活动多方面、多层次的互动和交流。自2000年第十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始，全球史便登堂入室，成为当代史学的一个主流趋势。这一趋向在之后的几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参见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也许正因为如此，德国波鸿大学的欧洲史学史专家斯特凡·贝格尔（Stefan Berger）便在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对民族国家史这一体裁的演变、特点和意义做了系列研究，试图从史学史的角度，衡量和评价民族国家史书写的得失和价值。2004年他与其他学者一起，获得了欧洲科学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开展了“欧洲民族国家史”（National Histories in Europe）的大型研究计划。（Stefan Berger et 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National Histories in Europe (NHIST),” An ESF Scientific Programme,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archives.esf.org/fileadmin/Public_documents/Publications/The_Writing_of_National_Histories_in_Europe__NHIST_.pdf。2022年9月21日查阅。）这个计划的主旨虽然针对的是欧洲的民族国家史，但贝格尔教授还主编了《书写民族：一种全球的视角》一书，于2007年出版，将民族国家史的考察从欧洲扩展到了全球。（Stefan Berger, ed., Writing the N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7。另见其中文译本：斯特凡·贝格尔主编：《书写历史：一种全球的视角》，孟钟捷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贝格尔教授在本世纪初倡导开展民族国家史的研究，与那时全球史的开展并不凿枘相对，而是交相呼应，其中一个目的是检讨民族国家史的生成、发展和作用，对其历史作用作出综合的评判。1999年他与马克·唐纳文（Mark Donovan）和凯文·帕斯莫尔（Kevin Passmore）共同主编了《书写民族国家史：1800年以来的西欧》一书，是贝格尔从事研究民族国家史学史研究的早期著作。他们三人将该书第一章标题列为：“为1800年以来西欧的民族国家正名”（Apologias for the nation-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Stefan Berger, Mark Donovan & Kevin Passmore,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London: Routledge, 1999, 3-14.）我这里将原文中的“apologias”译为“正名”，而该词还有“道歉”和“辩护”的意思。他们三位在写作这一章时用该词来回顾西欧民族国家史的传统，或许显示了当时史学界一个共识，那就是这一书写形式暴露了明显的缺陷，已经开始为人所诟病，所以需要为之正名和辩护。

但民族国家作为近现代历史的主要政治形式，在当代还远远没有丧失其作用——全球史和全球视野的历史研究在本世纪初的流行，现在看来或许体现了史家对世界历史走向的一种“预流”。而贝格尔等人对民族国家史的回顾和鉴定，其另外一个目的则是为了指出这一历史书写形式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毋庸赘言，自本世纪初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在政治、经济和观念等方面，均有强劲复苏的趋势。譬如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企业家唐纳德·特朗普采用“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等民族主义的口号参加竞选并获胜，便是一例。本次大会的第三场主题发言，题为“走向平衡的历史知识：比较视角中的国家和民族——研究、叙述和阐释的范式”，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史学希望新旧折中、平衡全球史和民族史的倾向。的确，从该场发言的设计和发表的论文来看，组织者有兼顾民族国家史和全球史的努力。从其副题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考察的重点，但参与者的论文则有着全球的范围：既有欧洲（侧重中欧和东欧）的例子，又包含了东亚（日本）、南亚和中东等地区。该场主题发言的组织者有三位：波兰学者托马斯·施拉姆（Tomasz Schramm）、捷克学者雅罗斯拉夫·帕尼克（Jaroslav Pánek）和匈牙利学者阿提拉·帕克（Attila Pòk）。（“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31.）施拉姆是位于波兹南市的波兰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大学历史系的外交史荣休教授，也是本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成员，而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是本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所在地，在人文学科的研究方面享有声誉。本场发言的欧洲部分侧重中欧和东欧，与这三位学者的背景不无关系。换言之，民族国家史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程度和趋向并不一致。如果说斯特凡·贝格尔及其同事在二十年前讨论西欧历史的时候，尚需要为民族国家史的传统辩解和正名，那么在西欧之外的地区，民族主义的思潮和民族国家史的书写，自那时直至今天，则一直保持着颇为强盛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今年以来欧洲局势的突变和东欧国家对之所采取的立场，也无疑有助证明这一现象。

事实上，上述这些汇合新旧、融合学派的当代史学走向，在主题发言之外的其他场次，也有明显的表现。从各个层次的发言、讨论来看，全球史/比较史、女性/性别史、环境史和记忆研究已经成为各国、各地史家研究历史乐意采用的取径。但饶有趣味的是，参会者发表的研究论文，则并不为一种理念和方法所限，而是常常兼而有之，体现本文所概括的当今史学流派的“消失和融合”的总体趋向。下面稍举几例用作说明，作为本文的结束。在专题发言讨论的第十二场，法语国家的学者组织了“个词在政治和社会词汇中的历史”（L'histoire du mot dans le vocabulaire politique et social），结合了概念史、思想史、政治史和社会史，考察“民族主义”这一词的历史。第十八场题为“移民和社会-政治革新：历史实例比较研究”（Migration and Socio-political Innovation. Comparing Historical Case Studies），将移民史的研究与政治史、社会史结合，并采取了全球比较的视角。第二十三场题为“共享的空间、冲突的记忆？跨宗教的记忆之场”（Shared Space, Conflicting Memories? Interreligious lieux de mémoire），第二十六场则是“跨越大洋：西班牙北美帝国和物品、人群和思想的循环”（Through the Ocean: the Ibero-American Empir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Goods, People and Ideas），前者结合了记忆史和宗教史，后者则从全球史的视角研究海洋史和帝国史，并兼涉思想史、商品史和移民史。（“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44, 50, 54, 57.）

开幕式上Adam Mickiewicz 大学合唱团表演

与专题发言相比，圆桌讨论的本意是围绕一个主题，因此在具体做法上略有区别。在本次大会的圆桌讨论中，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究相对多一些，比如圆桌讨论的第五场是“碰撞和共生：全球史理论和方法的革新和进步”（Encounters and Concurrences: new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Global History），第七场是“从性别作为一个有用的范畴到反性别主义”（From Gender as an Useful Category to Anti-Genderism），第十七场是“重估历史方法论：经验在历史知识中的价值”（Reassessing Historical Methodology: the Value of Experience in Historical Knowledge），分别就全球史、性别史和史学理论的发展方向进行探讨。（“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63, 65, 75.）第十七场的圆桌讨论，由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的成员组织，其设计受到了荷兰史学理论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相关理论的启发，并在次基础上深化讨论。顺便一提的是，作为该委员会的理事之一，笔者也参与组织了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在大会的一场有关史学方法论的专场讨论，题为“东亚和欧洲史学方法论的渊源”（Sources of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olog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采用了东西比较历史文化的视角，发言人除我本人之外，还有意大利学者爱德华多·托塔罗罗（Edoardo Tortalolo），波兰学者大卫·罗嘉熙（Dawid Rogacz）和日本学者冈本充弘。罗嘉熙新近出版了《中国的历史哲学》一书，而冈本则与我和李隆国在今年年初一起主编了《西方史学在东亚：传播、评介和比较》。（“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91. 另见 Dawid Rogacz, Chinese Philosophy of History: from Ancient Confucianism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Bloomsbury, 2020; Q. Edward Wang, Okamoto Michihiro & Li Longguo, eds.,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Asia: Circulation, Critique, and Comparison,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22.）

闭幕式上演奏波兰作曲家Ignacy Jan Paderewski的作品

圆桌讨论和附属学会所安排的专场讨论，也同样反映史学流派交叉、融合的趋向。譬如圆桌讨论有“圣座和十九、二十世纪的革命”（The Holy See and the Revolutions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和“妇女和全球移民”（The Woman and Global Migration），前者结合了欧洲教会史和政治革命史，后者则突出了全球移民历史中的女性角色，呈现了多重视角。专场讨论中的“战争中的平民：一战东线上的妇女、儿童、难民和战俘”（Civilians in the War. Women, Children, Refugees and Prisoners of War on the Eastern Front）、“家庭记忆和过去的跨代传承”（Family Memory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Past）、“革命民族主义的全球视角”（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Perspective）等发表的论文也综合了近年新兴史学流派的不同视角和取径，譬如战争史、记忆史、妇女史、家庭史、儿童史、全球史等等。（“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83, 85, 90.）总之，如同我2020年在《光明日报》理论版上撰文指出的那样：“以当代史学的发展走向而言，大致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趋势，并没有一个流派能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于是一个新兴史学流派的勃兴，往往需要兼顾其他相关的研究兴趣，同时又要与历史学这一学科关注的主体对象相连。”（王晴佳：《情感史的兴盛及特征》，《光明日报》理论版，2020年9月7日）此次国际历史大会的召开，不仅印证了上述观察，而且进一步表明史学流派的兼并融合，已经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主要趋势，值得历史从业者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