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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作协删除的《我的县长父亲》,文学水平到底咋样?
文 | 叶伟民
前几天,德州市作协发布“廉洁文化征文获奖名单”,其中《我的县长父亲》获一等奖。(全文可见文末长图)
标题很像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名场面——“我的区长父亲”,引发部分网友嘲讽。
随后德州作协删除了获奖信息和链接。
知乎上有个问题蛮有趣:如何从文学角度分析这一文章水平?
我的个人观点是:如果从广义的“文学性”来说,《我的县长父亲》比较一般,大致相当于古早大众报告文学水准。但我们把视线拉回脚下,在现实语境中细品,就会发现有些东西的价值,还远未到拼文学性的程度。
本次征文的主题是“廉洁文化”,写干部很自然,否则想写村口小卖部的老杨头,他也没这经历啊。所以,围绕它的争议嘲讽,首要问题不在文章本身,而是撞梗了——电影《夏洛特烦恼》里袁华以《我的区长父亲》获全区作文比赛一等奖,从而引发网络解构。
如果细读全文,你会发现这根本是两回事:县长父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电影则是讽刺“走后门”。于私,作者似乎也没受啥父亲的庇佑——25岁父亲离世,从银行退休;于公,主办单位没将一等奖颁给现实中的“袁华”,而是给一位退休老人,也未见得有啥猫腻。
作者父亲于志明留下的工作笔记
从公开资料来看,《我的县长父亲》作者于忠东已年逾花甲。她从父亲留下的100多本工作笔记里,加上个人和他人回忆提炼了这个故事,呈现了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形象。
如果作品所写属实,作者父亲如何一心为民、无私奉献、克己奉公自然让人敬佩,其中有些看似语焉不详的细节,更能体现这位父亲的时代价值:
1964年6月,于志明(最前者)帮助群众麦收,图据禹城文学官微
虽是寥寥几句,但稍懂点历史的都明白,在那个年代“说真话、干实事”是多么宝贵的品质。
从这层意义上看,为啥开头说“有些东西的价值,还远未到拼文学性的程度”,因为说真话就是这个时代最高的文学性。
我当过很长时间的记者编辑,常常收到离休老人寄来的文章,文风与《县长父亲》也很相似。对于饱受样板文学熏陶的他们,以抽象的“文学性”来评判显然太苛刻。一般我们会这样处理:保留人物原话和可经查实的事实,去掉主观附加乃至拔高的光环和抒情,让人物还原于言行与白描,其义自见。
我还会给作者解释:“老前辈,读者很聪明的,好好说事儿就成,他们能懂的。”如果我还是编辑,收到于老这篇文章,我依然会给这样的建议。
以上总总,《县长父亲》不失为好故事,虽广义上的文学性略欠,但贵在有时代观照和现实敲打。这一点和纯粹探索、感悟人生的纯文学作品不同。
细品之下,我甚至觉得“我的县长父亲”这个标题也不错,有事实,有联想,有双关,还埋了梗,细品竟还有些魔幻,比作者原定的“逝去的背影”强多了。起码它已经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曾经有这样的好县长。
不过,当地作协的应对却不太高明,网友一起哄,就把文章删了。怂啥呢?堂堂正正的一件事,反倒搞得见不得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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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叶伟民写作”原创稿件,转载请联系授权。
原标题:《遭作协删除的《我的县长父亲》,文学水平到底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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