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辞世：再会，一百岁的快活与天真

9月22日晨，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先生在沪安然离世，享年100岁。

作为翻译家，任溶溶精通英、俄、意、日四种语言，80年来翻译了数百种世界文学经典，尤其是一大批世界名著如《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夏洛的网》等成为万千中国孩子的阅读宝库，滋养了几代中国儿童的精神成长，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国际视野和全球眼光。他曾两度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颁发的年度翻译奖，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今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总字数近千万字的译著结集《任溶溶译文集》，5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也推出了八卷本、240余万字的《任溶溶文集》，全面展示了任老在童话、小说、故事、诗歌、散文等不同体裁的创作成就。

作为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从事创作70年，在童诗、童话和散文等领域都留下了影响几代人的经典作品。比如《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等童话，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经典篇章。年近百岁之际，依然推陈出新，出版了 《如果我是国王》《怎么都快乐》等新作，鼓舞了儿童文学界的创作风气。

我只知道，“为儿童写作是一生最快活的事！”

任溶溶老先生与本报情谊颇深，时常将他忆旧怀故、展现对儿童文学创作思考的文章带给我们的读者。在任老身上，我们能看到一颗始终鲜活于“老顽童”身形中的童心，以及中外文学土壤的温润多样，如何与个人的真与诚结合，孕育出契合未来的文学气象。

2021年4月，本报《中国童年专刊》创刊，他特地为我们撰写了刊名。今年5月19日任老百岁华诞之际，我们曾为读者带来任溶溶与任荣康授权本报独家首发的父子对谈，今天重新带来这篇对谈，以及全二十卷、总字数近千万字的《任溶溶译文集》出版后的反响与思考，以纪念这位以贯穿一生的创作与翻译，推动中国儿童文学不断繁荣发展的翻译家、作家。

▲ 2021年，任老为本报《中国童年专刊》题写的刊名

百年华诞，童心犹在。一代宗师，德艺双馨。（蒋风）

他的文质兼美的等身著译，是我国儿童文学高地上一座令人瞩目的丰碑。（束沛德）

他的作品可以从一岁读到一百岁。这是他人生的契机，也是儿童文学的奇迹。（金波）

他一直关怀和鼓励着一批批新人的成长，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创新和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张秋生）

人生百岁世所稀，经年笔耕凭意趣。译著等身孩童乐，尤慕夕晖更奋蹄。（高洪波）

他与儿童读者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天然的默契感。（秦文君）

大智若愚，洞若观火，宠辱不惊，笑看风云；透明单纯，无拘无束，爱玩好玩，天真率性。（孙建江）

广涉创作、翻译、编辑等领域。他在每一个领域的成就和贡献，都是一座令人仰望的丰碑。（方卫平）

他一生最成功的作品，便是写成了他自己的百岁童话。（梅子涵）

以丰厚的文学创作参与铸就了中国儿童文学一个世纪的繁荣发展。（张明舟）

......

▲ 5月19日任老百岁生日之际，中国作协发来贺信、作家们纷纷送上祝福

访 / 谈

任溶溶先生访谈录

录制时间：2002年4月4日

地点：往杭州的火车上

录制人：任荣康

访谈内容：任溶溶与儿童文学的渊源

内容整理：2002年12月8日

录音内容：任溶溶（以下简称溶）

任荣康（以下简称康）

开场白“家世背景”

溶：我现在正在往杭州的火车上，杭州再过去就是金华，我的老祖宗就是南宋时从金华逃难逃到广东的。所以我常常想我的老祖宗当时一夫一妻逃难时挑着箩筐，一边放衣服，一边放孩子，一路从金华、江西到湖南，最后一直到广东落户。我们鹤山姓任的老祖宗，就是从金华逃难到广东的。

与儿童文学的渊源

溶：现在要我谈儿童文学，我从事儿童文学五十多年了。我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是1942年，今年算起刚好是六十年。我从事儿童文学是从1945年开始，我翻译了土耳其的一篇短篇儿童小说。但是正式开始是1947年，我的一个同学到儿童书局编儿童杂志，他知道我也在翻译，就来找我替他翻译一些东西，而且每期都有一篇。所以我从这时候开始，就是真正搞儿童文学了。

一搞儿童文学，心思特别大。最早启发我搞儿童文学的，我恐怕要感谢迪士尼，因为迪士尼那些书的插图特别漂亮。我又喜欢图画，所以我就这么搞下去了。当时有位前辈负责上海时代出版社，他说你给我们出版社出书得了。但是它是专门出版苏联作品的，我也学过俄文，所以我就翻译俄文儿童文学作品了。

上世纪80年代编《外国文艺》杂志、2005年在香港

康：请您翻译的人叫什么名字？

溶：姜椿芳先生。从此我就一直搞儿童文学。我从事儿童文学是有点偶然的。但是现在想想，我好像天生就是该搞儿童文学。我开始搞儿童文学，事实上对儿童文学没有什么研究，就是喜欢那些作品。我天生就是适合搞儿童文学，因为我的个性就是适合。

我现在想起来，我小时候的脾气就是一个大快活的人。在上海的时候，大家给我一个绰号，叫“大班”（Dabê）。我那时小，也不懂什么叫Dabê，后来学了英文，知道狗熊叫“bear”，我想大概就是狗熊吧。我对狗熊还蛮喜欢的，绒毛狗熊到现在我还是很爱的。到后来长到很大很大了，我才知道， Dabê是“大班”的上海话读音。不是有个美国电影叫《大班》吗？“大班”就是大买办，派头很大，反正什么都是无所谓的。大概我小时候，大家觉得我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就是那么大大咧咧的人。

我的个性到现在还是这样，大大咧咧，糊里糊涂，即使碰到很大的事情，我也就是这么糊里糊涂的过来了，运气也蛮好的。我一辈子就是贵人帮助啊，很多很多贵人。我很想写一本我的贵人传，从我的爸爸妈妈写起，他们就是我的第一对贵人。比方说，我是广东人，生在上海，我真的很满意，因为广东和上海我都这么喜欢。后来亲戚朋友帮助过我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一辈子还比较运气，贵人我可以列出一长串。

康：刚才讲到选择儿童文学是您的幸运。

溶：我从事儿童文学是偶然，但是我现在想来，我没有搞儿童文学之前，我一生的道路似乎就是准备搞儿童文学的。因为我小时候， 我现在想起来我有两个“迷”，一个是电影迷，一个是书迷。我从小就看电影，特别爱看滑稽电影。像卓别林或劳莱和哈台，过去还有罗克和裴斯开登。这个我都非常喜欢，我爱看笑的东西。当然悲剧我也看了很多，但是我那时很小，也不懂，反正就是电影迷。

还有就是书迷。我也是幸运的，就是我初时是念私塾，私塾念的是四书五经。《三字经》我读过，《千字文》我也读过。《论语》《孟子》我也读过，我是念到《孟子》的“离娄篇”开始进一年级的。我进一年级就能用文言文作文，汉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困难，所以我从小就看书。我小时候最爱的书，现在想来就是《济公传》。我对《济公传》特别喜欢，因为这个人本领大，滑稽，专门捉弄坏人。我还喜欢看《七侠五义》《小五义》等等武侠小说。现在大家也爱看武侠小说，不过我看老的章回武侠小说，这个爱好恐怕后期的小朋友也都爱的。

《木偶奇遇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夏洛的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至于外国儿童作品，我小学时也读，我最爱的书就是《木偶奇遇记》。老实讲，《爱丽丝漫游奇境》有许多地方我还看不出什么名堂，主要是生活习惯的关系，它在英国为什么那样出名，我也搞不太清楚。但是《木偶奇遇记》，全世界孩子一看就懂。所以小时候这本书是我很爱的，当然还有别的书。这么看来，电影给了我很多东西，书也给了我很多东西，就好像在我真正从事儿童文学之前，就已经在培养我热爱儿童文学的那种爱好，就是给我打了基础。等到我从事儿童文学，我先是翻译，到现在为止，翻译了多少书我自己都不知道，至少三百多种。光外国儿童文学名著，从我手中翻译的就不知有多少。早期的像《木偶奇遇记》，我从意大利文直接翻译，甚至《安徒生童话全集》我都翻译过。近期的像《彼得·潘》。我还翻了很多林格伦的作品、罗大里的作品和达尔的作品。

▲ 《安徒生童话全集》任溶溶译本，浙少社2020年

我曾经有二十年是翻译俄文的。我觉得俄罗斯和苏联都有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也翻了很多。翻译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学习修养。我刚开始本来想从事创作的，但是一开头就不太顺利。我爱搞滑稽的，老师不太欣赏，以为我在歪曲儿童形象，报上批评，一批评我就不写了。那时候朋友说我可以和他们辩论，但是那时不让辩论，批评就得接受，所以我干脆不写了。本来我很早就可以开始创作的，但是我没有创作，我干脆规规矩矩地搞翻译，搞翻译也不错，也翻译了许多书。

康：为什么又开始创作？

溶：我翻译这么久，觉得最有成就的是翻译儿童诗。这样大量翻译儿童诗的作者我觉得我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重要的儿童诗人的作品我都翻译过，像俄罗斯的普希金的童话诗，一本很有名的《小驼马》，像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巴尔托、米哈尔科夫等人的儿童诗。假使你们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你们没有接触过。假如你接触过，你就会知道他们多了不起！还有英国了不起的诗人A.A.米尔恩的儿童诗是一流的。我翻译了那么多儿童诗，慢慢觉得我也有很多东西不比他们的差。而且在翻译当中，我觉得他们那种写法假使照我的写法改一改，恐怕就更好，更能够吸引人。

▲ 马尔夏克《笨耗子的故事》，任溶溶译稿

我这话也可能不无道理。因为我翻译的马尔夏克在苏联也是有名的翻译家，他翻译过罗大里的作品，我最早翻译罗大里的诗就是从马尔夏克的翻译作品转译的，后来我就从意大利文直接翻译了。我发现马尔夏克翻译罗大里的诗，比罗大里自己写的诗更好。这对我很有启发。外国人对翻译诗，不仅是儿童诗，好像是很尊敬译者的。因为翻译一首诗有很大的创作空间，跟散文不同。翻译儿童诗有很多问题，要押韵，有韵律，需要用本国的语言来翻译外国的作品。所以马尔夏克翻译的作品简直成了他自己的作品。罗大里的儿童诗将来假使出译本，我一定两者都摆出来比较。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为什么马尔夏克的诗比较好，当然原来的诗是从罗大里来的，但是马尔夏克把他适当变化了一下，变得更好。比如说罗大里有一首跟孩子讲劳动的诗，从煤矿工人在地下工作讲起，讲到农民在地面上工作，讲到高压电的电工到高处劳动，这首诗真是非常好。但是这么安排，在我印象中是马尔夏克改的。罗大里是说到处都有人在劳动，马尔夏克翻译时就像排楼梯那样排上去，我觉得这是一种创造。当然是罗大里的诗好，给了马尔夏克灵感。

我确实佩服马尔夏克，我也有马尔夏克那种冲动，真想像他那样，把原诗改一下会更好。于是我就不满足于只翻译了，后来有一段时间没什么书好翻，欧美的不能翻，苏联的也不能翻了，这段时间我想大家都知道。没什么书好翻，我就忽然想到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就写了许多儿童诗。我特别爱儿童诗，我觉得我有这点天分。不管创作也好，翻译也好，好像我从小就是老天要我走这条路。一直走下去，走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很满意，因为我爱儿童文学，我只适宜搞儿童文学。

康：您的意思是说您找到儿童文学是您的幸运？

溶：当然。不过也可以说，中国儿童文学有我这个人也非常幸运。如果没有我，就没有那么多翻译的儿童诗，这些诗曾给了我们儿童诗作者启发。你现在不知道马尔夏克这个人，但是在二三十年前大家都知道马尔夏克。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晓得，是出版的问题。

康：所以您说翻译儿童诗是您的功劳？

溶：是有我的一点功劳。

浙少社2016年纪念版

康：那关于创作儿童诗……？

溶：关于我创作的儿童诗，自吹自擂不大好，不过我确实也有我的特点。我翻译过许多儿童诗，自然吸收了不少我以为是好的东西，但是更重要一点，是我好像很懂得儿童那种好奇、好动的脾气。说起来我也闯了个祸。我曾经说童话大致说来，有一些是很抒情的，有一些是很热闹的，我说我从小就爱热闹的，从读《西游记》起就这样。后来有人专门写热闹派，这个好像变成我是热闹派的“始作俑者”了。我并没有这个意思，安徒生作品总的来说是抒情的，他也有很多是很热闹的。没有作者是全部作品不热闹或全部作品都热闹的。像我是很热闹的，但是我也有午夜静思的时候啊。我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想想心事啊；我爱看热闹的东西，但我也爱看抒情的啊！我现在提倡大家读唐诗，唐诗就不太热闹了。

康：您刚刚讲的热闹派是指诗歌还是……？

溶：后来是童话。这讲起来复杂了，几句话是讲不清的，因为现在热闹派也有很出名的作家了。不过最早的热闹派也受过批评。

康：是什么时候？

溶：那是“文革”以后。我确实喜欢热闹的，像我刚刚说的《木偶奇遇记》和《西游记》都很热闹。你看我现在喜欢罗大里和达尔。罗大里就是《洋葱头历险记》和《假话国历险记》那个作家，我觉得真是了不起。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我特别爱的是张天翼。张天翼是中国童话家中我最爱的，可惜他去世太早了，否则安徒生奖不颁给他真是不合天理啊！我认为他就是天生的儿童文学作家，讲故事的功力真到家。

▲ 任溶溶译本，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年

说到我写儿童诗，我有一本小本子，专门把我想到有趣的东西通通记下来。我的儿童诗不是凭空捏造的，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我童年有趣的事情，也有一些是我孩子有趣的事情。我早期有一篇我现在还是认为蛮好的，就是《我的哥哥聪明透顶》，里面说有个孩子学拉胡琴，开始学的时候，叽嘎叽嘎，隔壁邻居也吃不消，他一个同学和他一起拉。他觉得还是聪明一点吧，不要让别人讨厌，就不拉了。他那同学是个傻瓜，还是拉，找一个偏僻的地方拉个不停。到后来，他那朋友现在只要一拉胡琴，大家就围着他听。“我的哥哥”这孩子没学好拉琴，只因为他太聪明。这首诗就是写我儿子的生活。我有一个儿子学拉小提琴，他没学成，我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却引起我想起这么一个原因，就写出这么个作品。还有我喜欢的一首叫《强强穿衣裳》，说一个小孩早晨起来穿衣裳，穿一个袖子去做一件事情，再穿一个袖子又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等到穿到最后一只鞋子的时候，妈妈说你赶快脱衣服上床睡觉吧。

▲ 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从“强强穿衣裳”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是从我的儿子小时候的事引发出来的，因为强强是我的儿子。但是也有很多是我自己小时候的生活。不久前有一篇，好像大家还比较认可，《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是我小时候的事情。有一次我的爸爸妈妈去普陀山玩，带我的哥哥去，不带我去。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一直耿到后来自己去了普陀山。我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不带我去。不带我去的原因是“你太小了，不能去”。这件耿耿于怀的事情就让我想写这首诗，大人用得着你的时候说你大，用不着你的时候说你小。所以我根据这件事就写了，爸爸妈妈要旅游去了，说你太小了，不能带你去，你待在家里；等到他们出门又说，你现在很大了，你在家要帮奶奶做事。我觉得这个题目蛮好，矛盾统一嘛！所以我就写出这首《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我的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 《任溶溶给孩子的诗：怎么都快乐》 浙少社2019年

康：您在写儿童诗或童话的时候，想不想它的教育意义？还是您就这么写出来，反正他本身就含有这个意义？

溶：我认为儿童诗应该有点哲理，耐人寻味，让人思考。《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恐怕不完全是在童趣吧，大人看了恐怕也可以想想该怎么对待孩子吧。《我的哥哥聪明透顶》也有一点经验教训，告诉你不要轻易放弃一件事情。写东西总是希望对人有点好处，这个我也讲不清。反正我觉得写东西不要教训，但是我赞成有教育意义。我看欧美的儿童文学作品很注意教育意义，没有回避教育意义。我们中国曾经有一个时候只谈教育意义，不大注意儿童爱玩爱有趣等等。我还是那句老话，我是以不变应万变，认为该怎么干就怎么干，随便你什么各种各样的理论，我也不管，我有我的理论，我讲不清楚，但是我自己有数，我肯定有我的一套。

我只希望我的作品小读者小时候读来好玩，等他们大了想想还是有点道理。我认为儿童文学作家最快活的是，当小孩子很小的时候爱读你的作品。但是小孩子都要长大的，你骗他能骗几年？他要长大的。等到他长大后，还是觉得你的作品是有艺术价值的，思想是好的，能给他帮助的，这才好。比如张天翼的作品，我爱他不单是因为怀旧，想起我小时候读他的作品的乐趣，今天从文学作品的价值来谈，我觉得他的作品还是好作品。我认为做儿童文学作家，一定要做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家。

康：可是现在孩子晓得他的恐怕不多了。

溶：这跟老师介绍和出版有关系。张天翼三本重要的著作，天津的新蕾出版社今年已经出版，出得非常漂亮。他们知道我喜欢张天翼的作品，特地寄给我一套。我觉得很高兴，因为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很难得的，不是常常有的。还有一些儿童文学家为儿童文学作了很多工作，写了不少作品，但偏重教育，是教育家。

康：儿童文学教育家和儿童文学作家有什么不同？

溶：儿童文学是文学的一个部分，所以儿童文学是给儿童看的。儿童又是要教的，最容易就是对他们说教，写儿童文学特别要小心这件事。儿童文学作者千万注意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是文学作品。

百岁之际，《任溶溶译文集》推出

文 / 傅小平

《任溶溶译文集》收录的作品｜上海译文出版社

今年，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溶溶先生迎来了百岁寿辰。他曾供职多年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因为这个机缘，也因为去年四月隆重推出的，国内首部收录其翻译的近四十位知名作家的八十余部作品，全二十卷，总字数近千万字的译著结集，于1月12日在世纪出版园举行了“《任溶溶译文集》出版座谈会”。作为主角的任老却因“年事已高”，遗憾没能出席。但即便他年事不高——在儿童文学读者眼里，也定然是还年轻，他也多半不会出席座谈会。多年前，他就坦言，自己“见到这种场面就紧张”，怕惊扰朋友来当着面称赞自己，更怕“热闹后的寂寞”。

事实上，在以文质兼美的翻译和创作营造的儿童文学世界里，任老不会寂寞。而以他的成就，他完全可以坦然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致敬。他的老朋友、儿童文学理论家束沛德称赞他是“我国文坛一位德高望重、学贯中西的儿童文学大家、他不仅是童书翻译的巨匠，也是童诗、童话创作的能手、高手。”还称道：“皇皇近千万言的《任溶溶译文集》，是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瑰宝，也是文化领域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并非溢美之词。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诗人赵丽宏说：“任老一直坚持儿童本位，如同他自己所说——我总想让他们看得开心。他翻译儿童文学口语化、通俗易懂，又带着特别的优美。他翻译儿童诗，声韵、节奏符合儿童需求，又不失诗的韵味。他纯粹、坚持，一辈子为孩子们写作、翻译；他专注、追求自己的风格，那就是用化繁为简的方式让文字抵达读者”，亦可谓中肯的评价。无论作家殷健灵说的“百岁任老犹如一部浩瀚大书”，还是作家陆梅说的“任老就像移动的图书馆和灯塔”，也都是她们经过阅读体认后发出的由衷之叹。

任老能得如许敬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如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所说，一辈子用心做好一件事，并做到了极致。但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儿童文学翻译和写作。任老祖籍广东鹤山，母亲是广东新会人。父亲在上海开了家纸行，专门卖进口纸。他1923年5月19日出生于上海虹口闵行路，取名任根鎏。4岁时被抱去上私塾，“开学”向孔夫子和老师叩礼后即逃学回家。5岁时从上海回到广州，直到小学毕业，于1938年返回上海。1940年10月，他读初三，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因为出发的那天是10月17日，为了防止家里人找到他，他依照这个日期改了个名字叫“史以奇”，后来担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王益说：“姓别改啦，就叫任以奇吧。”他也就得了这个被认为是原名的名字。只是半年之后，他就因为生黄疸肝炎被部队劝退回到上海。刚回到上海时，他看了左拉的小说《屠场》很是感动，就把它改编成剧本，在这个讲述工人因为到处碰壁最后变成酒鬼的故事里，他非常得意地用上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富贵心头涌，贫穷懒惰眠。”然而很不凑巧的是，“后来一个朋友说他们想拿这个剧本去演出，结果这个朋友家失火把剧本也烧掉了，烧掉之后我跟成人文学就不‘搭界’了。”

1946年，任老翻译了第一篇外国儿童小说，是英文版《国际文学》上的土耳其小说《粘土做成的炸肉片》。他后来“自我批评”，因为缺乏经验，把这题目译得太直，其实可以译作《烂泥做的炸肉排》。但不管怎样，他碰巧翻译了这么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也就从此与儿童文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到儿童书局编《儿童故事》，急需翻译找到他，他就乐呵呵地帮着翻了，他到外滩别发洋行去找资料，到外文书店一看，看到迪斯尼出的书，他觉得那画儿简直太美了，就买回来陆续翻译，从此就一头栽进去了。除了向同学的杂志供稿，他还自译、自编、自费出版了10多本儿童读物，如《小鹿斑比》《小熊邦果》《小飞象》《小兔顿拍》《快乐谷》《彼得和狼》等，都译自迪士尼的英文原著。

部分译作及手稿

多少年后，任老自我调侃道，当时如果不是接触翻译，他大概就去做了考古。“我曾碰到一个考古学家，很受他感染，日思夜想的就是跑到从没打开过的古墓，看看里面是什么样。”但与儿童文学翻译结缘后，他更是深受感染，想象如果自己创作会是什么样。因为他从那些他翻译的外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中，看到了作者怎样从丰富的生活中找到好点子，同时慢慢觉得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有不少好东西可写。于是他用个小本子记下来许多生活中生动的故事，开始了儿童诗、小说的创作。就这样，他创作了《我的哥哥聪明透顶》《爸爸的老师》等一大批儿童诗，1956年，他还创作了至今都使人津津乐道的《“没头脑”和“不高兴”》。

《没头脑和不高兴》

初版封面

正是这一年，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魏育青出生。在座谈会现场，他感慨道：“虽然我现在头发看起来是开始白了，但是我觉得我也是看着任老的书长大的。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人为我写了这么多让我在6年和5年之后可以读的有意思的书，我记得我是一年级就看上海电影制片厂刚刚拍好的同名动画片，昨天晚上我还重温了一遍，到今天看还是很有意思的，可见任老多年的辛勤劳动对我们的童年带来多少的快乐，而且这快乐当中还包含了多少教益。”

后来，魏育青大学毕业，他的一些同班同学被分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他们就会跟他分享他们听到的或者看到的任老的一些故事。“那时，译文社社址在延安路的一条弄堂里面。他们就说，任老每天会夹着一堆稿子，从嘎吱嘎吱响的楼梯上走下来，走到铜仁路口的咖啡馆去喝咖啡，看稿件。当时我们就想，看稿件不应该是在社里看吗？任老却不是，他有自己的讲究，说来也真是传奇。”

与会嘉宾合影

但真正传奇的是，他讲究生活之余，却在儿童文学翻译和创作领域结下累累硕果。这部近千万字的译文集，实际上也还只是他全部译著的50%，就像他儿子任荣康说的，因为原著版权关系，这部译文集目前只收录了原著已进入公版领域的他父亲的主要译作。更主要的是，他把翻译做到家了。任荣康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翻译工作的‘器’就是语言，家父做到了汉语和外语功夫双全。”

也因此，任老直接从意大利文译出的《木偶奇遇记》迄今仍是流传最广的中文版本，他晚年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更是由丹麦首相哈斯穆斯亲自授权，成为唯一的官方中文版本。与此同时，因在儿童文学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他于2006年荣获首次设立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并在2009年被授予“资深翻译出版人”纪念牌。他说：“我也很惊讶自己翻译了那么多书，不过这是因为我翻译的都是很薄的儿童读物，人家的一本书，我可以变成100本。”

这诚然是任老的谦虚之语，也未尝不是透露出他自得其乐的性情。他用女儿的名字取笔名，原是一次翻译童话时的顺手之举，却让他此后“麻烦”不断：有人登门拜访，家人总得问：您找哪个任溶溶？老的还是小的？还有小读者写信来，经常叫他“任溶溶姐姐”、“任溶溶阿姨”，这一切都是因为童心让他忘了“女儿总有一天是要长大的”；他教儿子下棋，儿子学会了，快赢他了，他就让儿子另请高明，好让自己始终保持“不败”；他住在一间已经住了五、六十年的老洋房里，有一次听说这片房子可能要被拆迁，他就跑到发小兼好友、翻译家草婴家大哭一场，而实际上，他常年工作生活的那个房间并不舒适，甚至连窗户也没有。

任溶溶上世纪80年代在编《外国文艺》杂志

得益于这种幽默性情，任老始终保持了乐观的心态。让很多人感觉不堪回首的“文革”经历，在他却是一段“幸运”的记忆。当时，他被分配到饲养场养猪，“养猪其实是很舒服的，连队里还要‘天天读’，有时候还要被训话，养猪却只要在猪吃食的时候喂一下。”因为太喜欢长着长鼻子的匹诺曹，他很早就准备了学习意大利语的资料，期待有一天可以翻译《木偶奇遇记》。“没事偷着乐”的任老正是在这期间学会了意大利语，同时还偷偷学会了日语。以至于日后当很多人赞他精通四国语言时，他总得使劲儿“辟谣”说，其实自己比较精通的是英文和俄文，意大利文和日文都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聊时学的，不作数。

此后，已届中年的任老迎来翻译生涯的高峰。其时，整个出版环境为之一新。译文社成立，他没有回到之前供职的少年儿童出版社，而是开始在译文社编辑《外国文艺》杂志，业余时间专心致志从事儿童文学翻译。他先后翻译了《长袜子皮皮》《彼得· 潘》《假话国历险记》《小熊维尼》《夏洛的网》等数以百计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其中最重要的自然还是《安徒生童话全集》。

任老坦言，翻译安徒生童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时我已经70多岁了，此前根本没想过会去翻译他的作品，因为已经有很多很好的译本，像叶君健的译本就很好。但终究拗不过出版社的要求，决定翻译一个新的版本。”刚着手翻译时，任老着实感觉有些吃力，等找到了自己的翻译方式才顺手了起来。他说，安徒生从小听了很多民间故事，他的许多童话跟传统的民间故事关系密切，像《皇帝的新装》就是从西班牙的民间故事改编过来的。后来他创作童话用的也是讲故事的方法。“所以我翻译时尽量用口语，像翻译民间故事一样，不要掉书袋，讲的都是‘大白话’，目的是写给小孩子看，尽量让小孩子看懂。”

95岁时回望人生述怀

这也正是任溶溶在翻译中一贯坚持的原则。在他看来，儿童文学家应该是文学家，应该有很高的文学修养。翻译也是这样，有了文学修养，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前人说‘信雅达’，我觉得‘信’是最重要的。我翻译只管把原作中作者说的外国话用我的中国话说出来，但求‘信’，原文‘雅’，我也雅，原文不‘雅’，我也不雅，作者要读者懂他的话，自然‘达’，那么我也达，这也是‘信’。我翻译如此而已。”

不仅如此，体现在任老的生活中，他也真正做到了“信雅达”。他信奉自己从事的事业。他说：“我的性格深刻不了，干别的工作不会像做儿童文学工作那样称心如意。或许很多人会说悲剧可能更接近现实，但那不关我的事，我总希望团圆。尤其是给孩子看的书，还是让美好多一些吧。”他无疑也“雅”。儿童文学评论家方卫平回忆说，2003年10月，正值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任老是那一届“特殊贡献奖”的获得者。一天晚上，一群中青年作家和学者在他的房间里聊天，从走廊经过的任老听着这屋里热闹，便走进来和大家一起聊天。“聊着聊着，他忽然问：‘你们猜我最喜欢看哪一档电视节目？’大家都猜不着。最后，还是他自己揭晓了谜底：‘我最喜欢看天气预报。’看着众人纳闷的模样，他笑眯眯地接着说道，‘你们想，同一个时间，这里很冷，那里却是很热；这里下着雨，那里却是大太阳，这多有趣、多好玩啊。’”

生活中寻常不过的事，在任老那里却可以自然而然地“雅”起来。正是在那一刻，方卫平意识到，任老这一辈子与儿童文学结缘如此之深，并把它当成一生痴迷、乐此不疲的一桩美差，亦是天性所致。“在天性上，他无疑是最接近童年，最接近儿童文学的——他是一个天生的儿童文学家。”如此，任老自然会“达”。在87岁高龄时，他还不忘打趣：“有人说，人生是绕了一个大圈，到了老年又变得和孩子一样。我可不赞成‘返老还童’这种说法，因为我跟小朋友从来没有离开过。”

原标题：《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辞世：再会，一百岁的快活与天真｜纪念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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