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时代下的深港合作新机遇”深圳学术沙龙顺利举办

2022年9月21日，由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开放型经济与大湾区研究中心、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举办的深圳学术沙龙系列活动“湾区时代下的深港合作新机遇”在我院召开。来自北京、香港、深圳等地的专家学者就深港合作有关的体制机制、金融开放、科技创新、北部都会区等议题展开研讨。

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范伟军在开幕词中强调，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重要历史节点。2022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的讲话为香港发展、为深港合作以及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及大湾区建设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动力。一直以来，深圳市政府及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深港合作。从上世纪80、90年代“三来一补”初期合作，到2004年签订深港合作备忘录，再到如今建立了“深港合作会议”常态化合作机制；深港合作领域不断扩宽，一大批重大合作平台和载体相继建立，香港居民在深发展更加便利，深港合作成为了港澳与内地合作的典范。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深港合作进入新阶段、面临新形势。在香港发布《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打造100公里“黄金内湾”等背景下，深港如何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创新举措，服务大湾区建设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亟待进一步研究探索。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开幕词中指出，湾区时代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湾区时代是创新的时代，既有科技的创新也有制度的创新。其次，湾区时代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湾区是支撑着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世界城市群，在产业转型和开放引领走在前面。最后，湾区时代也是联通的时代，包括互联互通和市场一体化。湾区的创新、高质量发展和联通，对于推动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丰富“一国两制”的新实践、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意义重大。深港合作的新机遇在于科技创新，香港和深圳都承担着国家在创新驱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历史使命。与此同时，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又为深港的科创带来重大的机遇，深圳的发展其实就是抓住了重大的互联网科技革命，因而深港在科技革命中的技术方面完全可以做到优势互补。深港只有抓住重大机遇，才能更好推动双方乃至国家的长远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就议题“湾区时代的深港合作新机遇”分享了看法。他认为，深港合作正在进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重大的制度变革时代。第一次重大制度变革是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次重大制度变革是加入世贸组织，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当前，深港制度合作要更加关注如何约束权力、保护产权，要探索分散决策、尊重规律的新路径，要创新包容共享、多元协调的新机制。香港的再工业化和深圳的工业高级化则要把握四个关键问题，一是坚守科学、坚守基础研究和坚守原始创新不动摇；二是坚守金融开放；三是培育打造科创人才；四是优化营商环境。重大平台的合作要充分利用深港双方既有的优势，真正做出全球一流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策源地。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就“释放深港内外循环衔接带潜力，探索‘一企双总部’制度创新”作主题发言。他认为，当前深港之间需要有一个“经济特区”，而央企和地方企业在香港实践“双总部”便是重要的突破口。由于未来国际地缘政治会更加严峻，内循环必须加强，外循环也要有能力不脱钩；香港作为外循环的平台将来发挥的作用会更重要。内外循环衔接最关键的便是生产要素的畅通，包括高端人才、信息和资本等要素；未来双循环的衔接要求高，要依靠企业的创新、攻克“卡脖子”工程来激活，同时可以依托香港的股票市场来分散创新失败的风险。建立深港深度合作的经济特区，将竞争转化为合作共享，解决深港合作的激励机制问题；通过优先建立企业跨境双总部运作机制来激活企业跨双循环创新动能和产业发展潜能。

深圳市科协原专职副主席张克科就“构建大湾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发言。他指出，国家已将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纳入“十四五”规划，对香港有很高的期望。目前深港合作存在着竞争因素，只有建立区域型协同创新共同体，方能从制度上解决科技创新的问题。创新共同体的建设需要深港双方深度对接，如深圳“20+8”产业集群与InnoHK，深圳“专精特新”和香港再工业化，以及深港双方的载体平台和人才团队对接起来。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和人才链之外，还缺乏服务链、市场链和价值链，上述问题可以通过建设“河套湾区驿站”来解决，即集聚各种要素、没有篱笆的协同共享空间。深港合作要实现的目标便是区域协同、要素流通、制度对接和专业服务。借助河套驿站，做好共同体，做好平台和载体，使河套成为制度设计的重地。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荣誉研究员王春新就“深港合作加快推动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发言。他提出以下三个建议，一是深港合作推动大湾区制定国际科创中心发展的规划，其中需要考虑大湾区打造科创中心的优势条件、目标定位、发展布局、怎么加强科创产业合作、机制跟规则的对接和有效的政策支持。二是深港合作推动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的创新环境，主要有八大要素，包括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创新的模式、政府支持、科技跟产业的密切对接、创新科技和创新金融的深度融合、创新人才、创新成本和知识产权保护。三是深港合作要推动大湾区组建科技创新联合体，汇集高科技企业、国家和深港的重点实验室还有PE/VC等创新金融企业，来推动大湾区的科创更进一步。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袁易明就“深化深港合作的‘三个观点’”发言。他强调，每次产业策源地背后仅有一个了不起的创新中心，而且是在轮换，目前正在向亚洲转移。能否接应上转移趋势，取决于深港关系和合作。他对深港合作有三点判断，一是深港两地的合作关系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基于要素和发展能力的差异，即深圳生产成本低、香港理念制度强，深港之间的合作产生了巨大爆发力，背后的逻辑是市场的驱动；而今由发展差异构成的合作逻辑已经弱化。二是以科技创新为中心是未来20年深港合作的基本内容。从世界三大湾区的发展经验来看，湾区的核心驱动是创新；深港未来科技创新的合作模式是“补缺式”合作，即利用各自独特的优势互补发展；同时未来要围绕创新来建设深港国际科技创新要素的配置中心和聚集中心。三是深圳制度创新、深港机制创新，是两个前提条件。最后，他建议在落马洲建立深港跨境自由科技创新区，采取渐进策略，先试验再推广；同时深港联合制定创新合作规划和建立政府间的科技创新问题解决机制。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谢来风就“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趋势及深圳对接策略”发言。他认为，北都都会区的提出对深港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构想，内容包含空间构成、产业定位和城市规划。其提出既是国家战略也是区域发展战略，对国家、湾区和香港等都有重大意义。北部都会区发展有五大发展趋势和重点，一是科技创新，推动与大湾区内地科技市场一体化；二是推动香港“在工业化进程”，为香港先进制造业提供新的空间载体；三是在“双碳”背景下，与深圳在绿色低碳、海洋经济等领域合作；四是推动粤港深港在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合作；五是解决香港青年就业和住房问题。深圳对接北部都会区的策略有五个方面，一是合作机制，可以跟香港方合资设立公司共同开发北部都会区；二是平台空间对接，比如北部都会区+口岸经济带；三是科技创新对接，比如规划建设“大湾区科创走廊”、跨境新型研发机构、设立深港创科基金等；四是产业协同，比如深圳企业“南下过河”，在北部都会区布局先进制造、大数据中心等；五是口岸交通对接，比如加快建设河套跨境专用口岸、港深西部快轨，率先推动“港车北上”到深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