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奥戴德·盖勒：在保持创新的前提下实现更公平的再分配

编者按：在长达三十年的研究过程中，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以独特的“统一增长理论”解释了全球财富增长与不平等现象背后的历史规律。在新书《人类之旅》中，奥戴德·盖勒展示了人类如何跨越英国学者马尔萨斯提出的“停滞”状态。马尔萨斯曾表示：技术进步带来的收入增加与财富增长将被人口增长抵消。但在工业革命后，技术革命带来了生育率下降，家长加强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人力资本重要性的提升，共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然而，在财富和资本飞速发展的同时，全球不平等的加剧也成为了人类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对奥戴德·盖勒的采访中，他谈到了人类有能力在保持创新的前提下，实现更公平的再分配。

奥戴德·盖勒

澎湃新闻：本书深度探讨了推动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时间空间跨度非常广泛。您从何时开始关注统一增长理论的研究？在何时得出了哪些重要发现？

奥戴德·盖勒：关于全球繁荣和不平等根源的研究起源于约三十年前。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要理解今天全球各地的不平等，就必须去寻找过去的力量。鉴于我在数学动力系统以及经济增长领域的学习经历，我开始对探索“初始条件对于国家发展的作用”这一方向产生兴趣。国家的初始条件会导致一些社会走向繁荣，也会导致另一些走向贫穷。那么，在人类进化史的背景下，人类又做出了哪些选择？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试图探索人类进步背后的基本历史规律。这些规律支配着人类的旅程，引发了从停滞到增长的过渡，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在全球各地看到的不平等。

本书的一大发现是，源自遥远过去的力量现在依然影响着经济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不平等。如果我们希望设计出能够促进普遍繁荣的政策，我们就必须针对每个国家的特点进行研究。我们必须研究不同国家的历史和地理，并理解这些条件如何让国家形成不同的文化与制度特征。只有在理解这一点后，我们才能减轻或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普遍繁荣。

澎湃新闻：本书探索了从智人走出东非，迁徙到世界各地、历经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最后走向全球化的整个历程。这一历程的前期特点是大分化，共同的祖先衍生出不同族裔、文化和社会，彼此的轨迹渐行渐远，仿佛《圣经》中的通天塔的故事。后期特点是大融合，全球化时代把各个分散的群体重新连接起来，让人类成为命运共同体。这个理解符合您的原意吗？您对全球化的前景是否乐观？全球化要克服的关键障碍是什么？

奥戴德·盖勒：我同意这种解读。人类起源于30万年前的非洲，在离开非洲前往地球不同角落的过程中，人类变得更加独特。在适应不同环境后，人类也开始发展出独特的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不平等也随之出现。

距今约200年以前，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还相对有限，但全球在文化和制度特征方面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差异。而在过去的200年里，全球迎来了从停滞到增长的过程，全球化进程开始加速。信息技术革命和社交媒体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能以更为亲密的方式建立联系。因此，经济增长与繁荣的文化扩散到了全球，也促进了全球文化、经济、甚至制度的趋同。在此基础上，人们保留了地方性的文化认同，同时拥抱了经济发展的文化。但另一方面，反全球化运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不过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转变。信息技术革命和社交媒体将进一步促进有关经济增长的文化的广泛传播，全球化依然会是不可阻挡的浪潮，带来普遍的繁荣，让人类的未来变得更加和谐与和平。

澎湃新闻：本书特别强调了人口大转型的意义：突破马尔萨斯陷阱，进入现代社会。但今天我们看到，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是最贫困的国家和最贫困的社群，这是否会导致人口结构发生不利变化，例如导致平均教育水平降低？是否会加剧各国或各族裔之间的冲突？

奥戴德·盖勒：人口结构的转变以及生育率的下降对于社会从停滞向增长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人口结构的转变使增长过程摆脱了人口的负平衡效应，让人类的生活水平在过去200年内有了巨大提高。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总体生育率开始逐渐下降。一些地方的生育率甚至低于生育更替水平。这是由于家长越来越愿意对孩子进行教育投资，优先考虑教育质量，而不是盲目生育。在我看来，如果所有国家的生育率都处在更替水平或低于更替水平，人类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将更快地增长，全世界也将更快实现融合。鉴于全球社会都在经历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力资本将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减少家庭规模，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将会成为未来的趋势。

此外，全球总人口的减少有助于避免冲突。但也有观点认为，受教育程度较低但人口较多的群体最终将无法与其他社会和谐相处，可能成为引发全球冲突的根源。举例而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生育率依然很高。考虑到这些地区的发展较为滞后，教育不够普及，有人担心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或许会进一步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但我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最终所有社会都会意识到降低生育率和加大教育投资才是实现增长的新方向。我相信在几十年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生育率也将低于替代率，全世界将进一步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澎湃新闻：本书指出地理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更深层因素之一，并特别提到了中国与欧洲的对比。中国的地理连接和政治统一形成了庞大市场，在农业社会位居领先地位，但缺乏内部竞争和创新。欧洲的地理隔绝促进了国家之间的竞争，率先启动工业革命，进入现代社会。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地理因素对于各国的发展是否还会有深刻影响？

奥戴德·盖勒：我认为，地理在国家的繁荣发展中的作用会逐渐减小。过去，地理特征是文化特征演变的因素，某些地区的进步是以文化特征为基础的。地理因素也影响了制度的演变，促进或抑制了地区的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居民，会受到疟疾的影响，这样的环境抑制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减少了劳动力的参与，最终对生产力和经济繁荣造成负面影响。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技术、医疗将从更繁荣的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地理隔离的影响也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得到缓解。发展中的国家也有机会进行贸易、使用新技术。不可否认的是，地理环境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信息技术革命、交通技术和医疗技术将进一步减轻地理因素对于未来的国家发展的影响。

澎湃新闻：本书提到的第二个深层影响因素是人口多样性，多样性能促进创新，但不利于社会团结。您在书中提到，在当今时代，美国或许处于理想的多样化水平。那么像一些族裔和文化较为单一的传统东亚国家，是否需要增加社会的多样性？

奥戴德·盖勒：事实上，多样性对经济繁荣的影响存在特殊的矛盾性。一方面，多样性与思想的交流与生产过程中的互补性息息相关，能促进创新和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多样性可能导致社会产生不信任与冲突，最终让社会失去凝聚力。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保持多样性对创新的积极影响与对社会的不利影响之间的平衡。

在中世纪，东亚的一些国家曾很好地利用了单一族裔和文化的优势。但全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民主的环境，允许技术创新和文化多样性的存在，而美国就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机会，通过保持多样性来促进发展。当然，在创新之外，我们也看到美国社会的种族冲突和政治冲突。当我们考虑到多样性的代价和利益影响时，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在我看来，美国需要通过教育来缓解这些冲突。我们必须尊重不同种族群体的想法，必须尊重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减轻社会多样性带来的潜在威胁。

如果我们反思工业化为什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我们会意识到中国的同质性允许它以更具凝聚力但低效的方式运作。但面临实现工业化的挑战时，中国却落后了，因为中国在文化、制度上和其他方面都缺少相应的灵活性来适应新环境。我认为中国和整个东亚都可以通过改变教育系统，来促进多样性。应该鼓励新一代的学生们去挑战现状，更有批判性地思考，不要把传统智慧看作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改变将带来多元化，引导下一代对经济繁荣做出贡献。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澎湃新闻：本书指出各国差异是数千年进化历程的产物，发展策略必须考虑当地的独有特征，华盛顿共识等传统发展思路存在缺陷。我们看到，二战后取得成功发展的大多是古代农业较繁荣、文化较发达的国家，这确实反映了历史因素的深远影响。但是对较为落后的国家或者社群，本书能给它们提供哪些具体建议？

奥戴德·盖勒：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历史不是命运，不同的社会经历了不同的地理和历史条件，我们要意识到这些条件的存在，理解它们如何抑制了增长，并积极改变这些条件。

其次，我认为应该强调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培养面向未来（future-oriented mindset）的思维模式。在发展较为落后的社会中，地理环境没有训练民众养成种植、收获和储存的习惯，这同样会使得人们对教育、储蓄和使用技术感到陌生。其结果是，我们没有训练民众去思考未来。因此，我们需要投资那些鼓励个人参与经济增长、接受教育、实现财富积累和技术发展的教育课程。

而对于那些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我们则需要通过教育让人们更加尊重性别平等，并促进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低生育率，这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于在文化和种族方面过于同质化的社会，教育课程也应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带来文化的多样性。

澎湃新闻：本书提到了女性工资的提升，以及父母更愿意投资现有子女而非生育更多子女的转变等现象。同时书中也提到，更多的机械化劳动的普及与脑力密集型劳动的出现减少了在教育和收入方面的性别差异。在科技飞速进步的今天，您是否对性别工资差距进一步缩小感到乐观？教育和科技的进步能否破除某些长期存在的、被男性垄断的体制？

奥戴德·盖勒：在很大程度上，技术进步提升了女性劳动力的地位。技术进步取代了对体力劳动的依赖，增加了脑力劳动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劳动力将获得更大的权力。更重要的是，随着对于个人的财产权的保护日益完善，对个人的歧视将逐步减少，当然这也需要法律的保护。我相信未来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妇女将充分参与到劳动力中。对于脑力劳动需求的增加，以及对财产权的保护增加，将使得不同性别的工资差距将不复存在。

澎湃新闻：本书强调了世界各国在文化与发展之间存在的联系。其中提到的“增长文化”似乎成为了许多国家建立合作与联系的基础。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可能将彼此视作妨碍增长的存在，甚至不惜发动冲突来达到本国的特定目的。您是否认为这其中存在着某些矛盾？不同国家的增长究竟是合作共赢，还是最终成为一个零和游戏呢？

奥戴德·盖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增长文化的确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全球也在追求普遍繁荣。但与此同时，我们并没有看到全球范围内制度的趋同。一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拥有更多的公民自由和个人财产保护，这也引发了一些焦虑乃至冲突。

但我的看法是，作为一个整体，全球各地的增长文化最终是互利的。事实上，中国的繁荣肯定对西方的繁荣有利，反之亦然。最终，全球各地的社会和领导人将认识到，不同社会的发展轨迹和增长轨迹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国家的繁荣并不意味着一些国家会试图将制度身份扩散到其他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在其领土内和平生活的权力。

最终，全球化和经济发展将成为主流。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每个国家都必须保证，在向其他国家传播其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它们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倾向。如果每个国家都被完美地控制在边界内，那么所有社会都将从发展中受益。

澎湃新闻：本书探讨了不平等的起源。但我们看到在一些国家，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例如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曾表示：“在美国，1%的富人拥有着99%的财富。我们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您如何看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

奥戴德·盖勒：不平等的加剧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技术加速过程中。技术把人类从马尔萨斯困境中解救出来，允许人类投资于教育，允许人类的生育率下降，并带来了巨大增长。但技术的加速也改变了我们所处的技术环境。现代社会强调个人具备特殊类型的技能、重视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认知能力。由于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受教育程度和认知能力，所以在全世界出现了巨大的不平等。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环境将变得更加苛刻，技术的进步将带来更多的不平等。

对此，我提出两个观点。首先，我们必须确保机会的平等。我们需要确保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接受教育，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潜力。其次，社会应该意识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自我教育和必要的认知能力，很多群体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环境。社会应该更加慷慨，为这些人提供必要的安全网。尽管我们需要承认，伴随着创新和技术发展，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也应该尽量避免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它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对经济环境的破坏。事实上，我们有能力在保持不可思议的创新动力下，实现更公平的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