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的春节︱80年前，抗战中的将领们是如何度过春节的？

1938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第二个年头。经过1937年的淞沪会战、太原会战之后，中国军队在华东和华北战场上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首都南京、华北重镇保定、太原的先后沦陷，更使中国军民笼罩在不断失利的阴霾中。在此情况下，1938年的春节是中华民国成立后最为艰难的年关。那么，军队中的将军们都是怎么度过这个农历新年呢？我们不妨通过他们的日记，来看看1938年度的年三十（1月30日）和初一（1月31日）他们都在做什么。

“工作狂”

时任军令部上将部长的徐永昌在年三十这一天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他在一大早就前往临时迁至武汉的陆军大学调研陆大的“调整办法”，随后返回军令部的临时办公点处理公务，直到晚上7点才返回寓所与家人一起吃年夜饭。

然而这顿年夜饭吃得十分匆忙，连一个小时都不到，之后徐永昌又接连前往三个地方会见四位高级将领讨论时局、安排工作，直至深夜11点半才回到寓所休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还写道：“多数人言国家已至危险时期，而天天在吃喝嫖赌不好做事，日言政府恐将不保，而有机会总是引用私人蠢国。”

在抗战局势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徐永昌在年初一一大早参加了由蒋介石主持的已故总理孙中山的“扩大纪念周”，随后返回军令部临时办公地部署部内的改组事宜。入夜后，徐永昌又先后与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会晤，至深夜10点才回到家中。在这天的日记中，徐永昌写下了“十余年来每谋设残废兵工场，每不果，今日过江睹一残废兵，因感到国事之难辩，或皆类之吾人之耻，亦国家之耻也”。

从徐永昌的日记可以看出，作为抗战军事中枢的五大部长之一，他在1938年的春节可谓是“年终无休”。抗战的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全力工作，就连年夜饭也只能匆匆而就。此外，由于国民政府各机关正经由武汉逐步迁移至重庆，使徐永昌在工作时又不得不四处奔波，即至看见一伤兵触景生情，对自己虽居高位却无法扭转战局而感到耻辱。

徐永昌

地方大员的应酬和反省

与“工作狂”徐永昌相比，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上将保安司令的熊式辉因江西尚未陷入战火，倒显的有些“按部就班”。

按照惯例，熊式辉在年三十一大早就在办公室会见地方军政要员讨论时局。在这天上午，熊式辉会见了一位比较特殊的客人，此人名叫朱克靖，是刚在南昌挂牌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政治部顾问兼战地服务团团长，不过熊式辉认为朱在当天的发言“太冗”、“费时可惜”。

入夜后，熊式辉没有回家与家人团聚，而是赴新桂系高级将领廖磊、韦云淞等人的宴会，与他们一起吃了年夜饭。席间，熊式辉与新桂系诸将谈论了“广西情形”，对于这些一年前还与蒋介石为敌的将军们，熊式辉或许纯属应酬，他自认在席间“尚无失言”。由此可见此时的中央军与桂军之间，仍然各存戒心，对于桂军取道前往安徽而颇有防备之意。

宴毕，熊式辉还是没有回家，他返回省府办公地召集青年服务团的工作人员，讨论“此后工作”。这些工作人员中，有一人的身份颇为特殊，他就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熊式辉认为蒋经国在这次讨论中“沉厚”、“发言颇得要领”。

作为“一省之主”，熊式辉在年初一上午主持了总理纪念周。但受战争影响，熊式辉惊讶的发现这次纪念周竟然有不少人迟到，自感“平时纪律不严……致各人之弛懈与冷落”，需“急宜改善，勿使空费每一纪念周时间，切若人厌倦”。

熊式辉

“光杆司令”的寂寞

中将万耀煌在年三十这一天从南昌乘坐汽车颠簸至长沙。

万耀煌当时是第15军团军团长，但是他的部队因为战事需要而重新分拨，这竟然使他一时间无兵可用，俨然一位光杆司令。其实万耀煌即将被任命新职，因此长沙只是一个中转站，他的最终目的地是武汉。

万耀煌是从早上8点出发的，到下午3点抵达长沙，在那里，他受到了地方大户——旧交“刘太婆”的殷勤招待。考虑到自己的家人此时远在宜昌，因此万耀煌受邀参加了“刘府”的除夕宴会，并决定在“刘府”过夜。对于目睹刘家合家团聚以及“自黄昏起爆竹之声不绝于耳”的万耀煌来说，自己与家人异地相隔，因此“刘府待我礼貌周到，殷勤万分”，但“在极热闹中，内心不免有寂寞之感”。想到这里，万耀煌干脆决定早睡，却不想因“想前方军部官兵情形，一面想家中寄寓宜昌”而辗转难眠，直至年初一天亮，仍然“未睡”、“头痛”，什么时候才能与家人团聚呢？这场战争，又何时才能结束呢？万耀煌继续踏上了前往武汉的路途。

万耀煌

精神寄托于农场的军长

和万耀煌的“光杆”相比，第64军中将军长李汉魂即将率领齐装满员的粤军部队北上参战。对于已经作好血洒疆场准备的李汉魂来说，1938年的春节或许是他此生中的最后一个春节，因此他格外阵地珍惜这个节日。

在年三十，李汉魂一大早去德光医院探访旧友，但沿途经过永汉路及江栏街花市，目睹“零落之态”，虽打算买花，“亦鼓不起勇气也”。不管如何，李汉魂还是尽情在晚上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并在年初一上午接受“儿女辈环来道贺”。不知道为什么，李汉魂的跨年夜睡的“夜梦甚酣”，因此起床后感到“颇为畅快”，吃完早饭后，他又与妻子“巡视园内及往看岭头岗地”，接着与家人“畅谈，并留午膳”。

抗战前途究竟会如何？李汉魂此时还不知道，他只觉得在经历过历次反蒋战争后，他不再留恋军旅，精神也已经在两年前“寄托于农场”。如果不是抗战全面爆发，他必定已经归隐。只是“未知何日国难得抒，遂吾初服耳”。

李汉魂

特务最关心时局

戴笠病了——这是军统骨干、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6组少将组长唐纵在日记中提到的——戴笠的年三十是在医院中度过的。

戴笠是军统之“主”，前往医院探视长官，自然就成为众多军统骨干的“任务”。或许是有所考量，唐纵的探视是在当天下午。对于习惯了“孤家寡人”的戴笠来说，年初一不断有人前来探视，不知道是不是会烦，不过对于唐纵的前来，他应该是比较高兴的。戴与唐聊了一下午，尤其是对发生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感慨颇多。

戴笠和唐纵他们从何应钦的主战聊到孔祥熙的主和；从张学良希望南京当局派谁作为代表前去谈判，到蒋介石当时究竟有没有打断处罚张；从谁代表黄埔力量到谁实际掌握警察力量……诸如此类谈了一整个下午。对于徐永昌的忙碌、万耀煌的奔波，戴笠和唐纵倒是度过了一个“安稳”的下午。

唐纵

闲人才有机会团聚

被誉为“黄埔虎将”的陈明仁，当时刚从陆军大学毕业，被任命为军政部中将部附。虽然是中将职，但部附的工作时有时无，也就是说陈明仁当时正在等待分配，这就使他在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一个春节过得比较悠闲。

从他的日记所记就能看出不少。在年三十，陈明仁早上7点半抵达乘坐火车抵达老家醴陵，8点回家，随后洗澡睡觉至下午5点起床祭祀祖宗。晚上7点一家人吃上团圆饭，至10点睡觉。年初一上午8点，陈明仁起床，随后一整天都在休息，直到晚上9点再次入睡。

与大部分在前线或后方忙碌的军人相比，陈明仁在1938年的春节是较为安逸的。但这并非陈明仁的本意，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在陆军大学深造的陈明仁就屡次申请前往一线野战部队服务，投入到抗战之中。无奈学业未尽，加上之前因“案”受累，几次申请觐见蒋介石，遗憾的是“老头尚不理我也”，只能耐心完成学业等待工作分配。因此陈明仁的安逸，实属无奈。

陈明仁是幸运的，何应钦没有忘记他，很快就给了他点验部队的工作，进而在半年后保荐他出任师长。自此，陈明仁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近七年，成为一员抗战名将。

陈明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