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社改制成农商行后，“原来打卡上班，现在开始末位淘汰”

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的话题年年不休。

在中央层面，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提到推动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2月4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到，推动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保持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完善村镇银行准入条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要服务好乡村振兴。

具体到各个省份，截至2018年1月末，除了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个直辖市外，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江西、河南六省也已全面或总体完成农商行改制组建工作，全国已组建农商银行超过1200家。

一位东南沿海地区农商行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该银行改制为农商行才几个月，改制后最大的感受是考核变多了、压力变大了、工资变少了，购物卡之类的物品现在也不发了。“原来就是打卡上班，也不用出去跑业务，现在开始末位淘汰了。”

从当前来看，虽然众多省份都在推进农信社省联社改革，但随之而来的省联社与农商行管理层冲突、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频频发生。由于服务意识合规意识较淡薄、相关金融产品不完善，受到银监部门处罚的农信社和农商行不在少数。

省联社去行政化进展缓慢，与农商行间矛盾频现

自农信社改制农商行大幕拉开后，对于省联社改革的呼声主要集中于去行政化。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在2月5日召开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省联社改革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政企不分。现在很多农业县还有一个信用社为农民提供服务，如果把法人层级越做越大，把一个省都做成一个法人，毫无疑问资金又从农村、从县域抽调到更高层级的城市去了，资金就会大量流失。这是对农村信用社改革提出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

一般而言，省联社成立之初是为了管理各个县联社，因此可以算是县联社的上级机构，一般来说为正厅级机构，比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但它同时又是由全省县(市、区)级联社共同出资组成，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农信社改制成农商行，也就意味着各农信社变成了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农商行，省联社的地位也逐渐显得尴尬，与农商行之间矛盾频现。

以江苏省为例，目前5家A股上市农商行均位于江苏省，该省省联社与农商行之间的矛盾也通过上市公司公告得以披露。2017年4月，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常熟银行，601128.SH）发布公告显示，在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有两项关于聘任副行长的议案均遭到9位董事反对，议案未获通过。而这两位副行长由江苏省联社提名。

对于反对原因，公告则指出，常熟农商行刚上市，一次性交流进多名外部人员担任副行长，对管理层影响较大，不利于常熟农商行经营管理的稳定；新增副行长来源于域外，对常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缺少了解，对常熟银行的战略、经营模式等不熟悉，难以传承常熟银行的文化，不利于保证常熟银行原有经营模式的延续。

在此之前，安徽省联社和安徽桐城农商行之间关于银行董事长人选的矛盾也引发了众多媒体关注。桐城农商行董事会在完全不知晓董事长已经辞职的情况下，收到省联社指派新任董事长的通知。此事激起了桐城农商行部分股东的不满，由此引发了长达半年的董事长人选拉锯战。最终，此事以省联社提名的人选成功当选董事长而告终。

内控体系不完善，有的省联社、信用社一把手带头违规

相比其他金融机构，农信社、农商行的罚单数量一直较高。

据澎湃新闻统计， 2017年全年，各级银监部门共披露2451张罚单，合计罚款26.98亿元。其中涉及农信社和农商行的罚单占比超过30%。

一位云南农信社人士向澎湃新闻分析称，农信社在乡镇上都有覆盖，农民更熟悉信用社，信用社可以赢得更多的农村存款和贷款。“很多与农民有关的政策都是交给农信社做，无形中我们的业绩也会得到提升。”

不过，由于缺乏竞争，农信社的各种问题也相当突出，比如：服务意识淡薄、金融产品的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等。前述云南农信社人士直言，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在农信社内是有的。

在安徽省农信社改革时，牵头负责改革的时任安徽省政府常务副省长詹夏来也曾公开表示，一些农信社甚至由乡镇企业负责人和干部“内部人控制”，把农信社变成自家的钱袋子。

从银监部门披露的罚单来看，农信社除了存在客户经理保管客户印章、农信社主任参与民间借贷、农信社主任带领经营班子违法经营等情况，甚至还出现了“塌方式”违规。比如，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直接决策、决定，组织实施并授意辖内15家农合机构通过保险理赔置换不良贷款；湖南邵阳农村商业银行因隐瞒案件不报、人为掩盖不良贷款以及提供虚假报表连收8张罚单，该银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营业部主任以及多家支行行长一齐被罚。

1月15日，江苏银监局和苏州银监分局披露6张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江苏省农村信用联社、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张家港行，002839.SZ）、常熟银行以及多名相关责任人被罚。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披露受罚相关责任人包括上市银行“一把手”，即张家港行董事长季颖。

作为对江苏省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有管理、指导、协调等职能的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却对其员工大规模违规办理扬州农商行授信业务问题，未能通过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因而被江苏银监局罚款50万元。

如何处置不良、优化监管指标是难题，农商行不良率突破3%

由农信社“进化”为农商行，并不是简单的更名，而是对管理体制、经营理念、经营模式、业务类型等方面的升级重组。

根据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和银监会相关文件，目前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包括资本充足率、拨备率、不良率以及股权结构等要求。这也就意味着，农信社在改制过程中，都将面临着如何处置不良资产、优化监管指标等难题。但同时也说明，已完成改制的农商行，其内部控制和防范风险能力将明显提高，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监管指标也会显著改善。

以最新完成农信社改制的河南省为例，据河南日报1月19日报道，2017年9月末，河南全省农信系统主要监管指标首次达到正常银行标准，风险防控能力明显增强，这与县级农信社全面改制、不良贷款总量和占比大大降低密切相关。

截至2018年1月末，除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个直辖市外，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江西、河南六省也已全面或总体完成农商行改制组建工作，全国已组建农商银行超过1200家。

农信社纷纷改制之下，农商行的依旧面临着较严重的坏账压力。随便从各家上市农商行披露的2017年业绩快报来看，不良贷款率均较年初有所下降。但是，银监会最新公布的商业银行主要指标显示，农商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已连续四个季度上升，拨备覆盖率则连续四个季度下降。截至2017年四季度末，农商行不良贷款率突破3%，达到3.16%，拨备覆盖率为16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