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波女性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共谋吗？

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须放在自1930年代以降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历史脉络来检视——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转变：国家管控式的资本主义式微，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萌生。女性主义的社会转型能量被引导至“以差异为前提”的政治想像——当新自由主义奋起反扑社会保障制度时，女性解放运动把关注移到了文化政治的范畴。本篇文章梳理了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发展与困境，以及它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恩怨情仇，且尝试回应了社会现实与解放运动理念之间的龃龉。事实上，弗雷泽并没有给出解方，她真正对话的对象不是文中引用的那些社会理论家，而是其他对性别政治有不同想像的女性主义者。本文原文刊登于《南大西洋季刊》，作者为南锡·弗雷泽，编译版首发于《香港01》哲学版。

根据弗雷泽，第二波女性主义源于1960年代全球性的解放能量；当时的青年男女走上街头、创造出新型态的抗争运动，不仅横跨了北美、南美，也到了欧洲和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他们反（越）战、反帝国主义，也热衷于种族平等、性解放、文化多元、参与式民主。

在这被后世称作“新左派”（New Left）的浪潮中，“女性解放运动”应运而生；这波女性主义很快就成为相对独立、强悍的社会运动，挑战了所有形式的男性宰制。集结了所有女人——不分阶级、年龄、族裔、肤色、性倾向、国籍——超越同期其他激进主义（radicalism），成功改变了社会图景，深远影响著一代人对自我的定义与理解。

然而，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成功当然不可能毫无争议或疑虑。以后见之明而言，那场社会运动亦须放在自1930年代以降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历史脉络来检视——那也是资本主义一次重大的转变时刻。当时第二波女性主义之所以能迸发，和国家管控式的资本主义（state-managed capitalism）在战后逐渐式微有关。

当时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金融化的（financialized）、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式的。相伴而生的女性“解放”运动，在今天看来不免有些尴尬，因为那场运动其实可以有两种发展方向：第一种情况，它揭示了一个可能借由参与式民主和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来实现“解放”的愿景；相反地，另一种情况则是接受修正自由主义，以赋予女人与男人同等的个人自主、自由财产、生涯选择、成为社会精英的机会等等。

这就是弗雷泽所指的“第二波女性主义的矛盾（ambivalence）”——在两个情节之间游走，象征着两种社会发展的想象，于是女性主义被迫必须同时回应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事后来看，显然历史偏好了后者：自由主义式的（女性）个人主义，使得这项解放运动不知不觉中与新自由主义成了赫斯特·爱森斯坦（Hester Eisenstein）所称作的“危险结盟”（dangerous liaison）。

不过，这并不表示第一种社会想像从此消声匿迹；恰恰相反，对弗雷泽来说，当代的危机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再次选择的机会——再度串连女性解放运动与社会正义运动，想像一个“毋庸抛弃共同责任，仍能对抗父权宰制”的新社会。与此同时，女性主义如何摆脱消费、投资等市场逻辑的桎梏，则至为关键。

女性主义的发展轨迹：从分配正义到认同正义

关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发展，应该也是弗雷泽最有名的论点，即划分了资源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认同政治的差异承认（recognition）与政治上的代表性（representation）三个主要阶段。想象成一出由三个场景组成的戏：起初发酵于“新左”的女性解放运动，以挑战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男性宰制为职志。

在第一幕中，女性主义者加入了其他的激进潮流，揭露并推翻了原本政治想象中根深蒂固的性别不正义。坚持“个人即政治”的路线，女性主义者对抗着资本主义中深远的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之后，随著乌托邦主义式的动能逐渐减弱，第二波女性主义走向了认同政治的路线，这也是第二幕的开端。

女性主义的社会转型能量被引导至“以差异为前提”的政治想像——当新自由主义奋起反扑社会保障制度时，女性解放运动把关注移到了文化政治的范畴。但当新自由主义促成当代社会危机时，女性主义的社会动能再度复兴，加入了其他的解放力量，旨在使失控的市场能受到民主控制，而这也是刚开启的第三幕。

再更细致地说明三个阶段，第二波女性主义崛起时，当时先进发展国家仍享受著战后的经济利益，通过凯恩斯主义对抗差点失控的经济危机。在收编了一度失序的劳工运动，这些国家也发展出“福利国家”的政策，以重建跨阶级的社会连动秩序。诚然，这些阶级抗争的成果是建立在社会内部的性别与种族不正义之上，遑论外部的新殖民主义式的剥削。虽然当时的改革措施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安排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但阶级间的政治妥协，却也促成了消费主义的发展，为日后的社会矛盾埋下伏笔。

以美国社会为例，自1960年代开始，战后的“黄金时代”逐渐消散，当地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种族隔离制度、反对越战、寻求社会正义。很快地，他们便把矛头指向了社会民主政治（social democracy）企图自然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特征，诸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成功伦理学；官僚体制、企业文化、社会控制；性压抑、性别歧视、异性恋正典等。

这就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萌芽的脉络——当时的女性主义者质疑社会民主政治与发展型国家中普遍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尤其是福利制度中的家长主义（paternalism）和中产家庭，其中充斥了资本主义社会拥戴的男性中心主义。而后，女性主义者试图将性别正义的议程从“社经资源分配”向私领域延伸，以包含家务劳动、性生活、生育决定，却也因此被迫面临一个难题：是否应支持自由市场的逻辑，以提升经济上的平等？

最后，女性主义者大多选择了先追求经济自主，来对抗父权对个人生活的宰制。然而到了1980年代，保守势力占据了欧美政治版图十几载，备受仰赖的福利制度开始瓦解，让几乎快消亡的纯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奇迹似的起死回生。这次再从历史的垃圾桶里捡回来，“新自由主义”给了社会平等主义的理想重重一击。

这一击，通过加速的全球化现象，使得社会民主制度的承诺被全世界抛在一边，而这也让原本欲寄托阶级正义于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运动不知所措。因此，女性主义者转移重心到政治权利／权力上，以因应“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t）的社会变迁。自此进入了承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时代——以尊重“差异”的认同政治手段，强调文化差异多于经济平等，重新定义性别正义。

这运动路线上的转移，让女性主义者不再专注于挑战市场经济中的性别结构，而倾力挑战意识形态中的性别刻板印象。结果有好有坏：新路线延展了原本“性别平等即阶级流动”的政治议程，扩充了正义理论的内涵，却也分化了社会抗争的动能。当然，这绝非女性主义者的本意；反之，他们相信提升女性尊严与政治地位，有助于提升性别结构中的经济平等。

偏偏这思想上的转移——原本是通过改善经济情况来提升女性地位（经济论），变成通过承认女性价值来提升经济能力（文化论）——却正中了新自由主义的下怀，刚巧符合了个人认同结合消费主义的逻辑。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相对剥夺感增强，导致认同政治逐渐式微，女性主义和其他批判社会理论又重新瞄准了政治经济的检讨，再也没有人敢轻易忽视全球金融资本对民主、自决的反挫力。

因此女性主义来到了新的阶段——重启经济批判的动能，却也不忽视文化的面向。不仅如此，女性主义者也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具有解放意义的抗争行动，挽回渐弱的民主政治之正当性？在面对无法逆转的“全球化”时，如何能串联不同社会中的政治意见，却又保有所有人、所有声音都被平等对待的“代表性”？

女性主义的内在矛盾：经济自由的话术与魅惑

虽然以上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诊断，或具有描述意义上的正确性，但弗雷泽也承认，光是主张第二波女性主义“因抛弃分配正义的目标”而因此与新自由主义合流，是既不准确也不公允的。这个过于简化的讲法，容易使人误以为女性主义纯粹忘却了政治经济批判的重要性；或误解为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天不时、地不利，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崛起。

女性主义者本身真的无辜吗？弗雷泽认为，那个“合流”的结果不是一个意外，而有更深沈的缘由——策略上的亲近性。也可能出于女性主义本身的内在矛盾，使得它既近似于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又能与集体平等主义（solidary egalitarianism）接合。某程度上，女性主义甚至可能为新自由主义取得霸权地位做出了贡献，因为这光靠市场上的行动者不太可能达成，而后者也无法单凭己力推翻福利制度。

弗雷泽表示，自由市场主义者可能揭发了福利国家的家长思维、官僚系统、没效率、压迫等特性，但各种解放运动更进一步拆穿它的男性中心主义、侍从主义（clientelism）、它单一的文化多数社群主义（monocultural majority communitarianism）及它“以保护之名”发动的新帝国主义。在这情况下，急欲摆脱政府管制的新自由主义者，一下子多了许多盟友。尽管目标大相径庭，这些同床异梦的“自由主义者”却给了社会主义连环攻击。

从这个角度来说，女性主义并非单单只是强大敌人的受害者，而是与之一同创造历史的参与者。由于社会保障制度隐含的性别阶序（比如不把负担家务的女人视为社会保险保障的“劳工”），在越来越不信任福利制度的状况下，主流的女性主义选择一条危险的路——为了对抗“宰制式的社会保障”，他们没有试图摸索“解放式的社会保障”，而选择了直接放弃社会保障。也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者大声疾呼着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精英政治。

通过选择性地保障／补助“有薪劳动”，进一步正常化女人的经济依赖、制度化男性中心视角对家庭与工作的理解，这些不平等的待遇导致女人无法充分参与社交生活与公共事务。这批判强而有力，却暴露了一个矛盾，因为其给予的方案竟是倾向“保障女人充分工作权”与同工同酬的主张，于是仍旧忽略了社会对“无薪劳动者”的歧视，也使得追求“男人般的自立与成就”成为正典；而这偏偏正好符合了偏爱竞争多过团结之劳务市场阶层化的逻辑。

弗雷泽试问，若当时的女性主义者拒绝了“男人本位的成功价值观”，而更倾向追求无薪劳动者公平待遇——不分性别，而以阶级意识对抗“经济依赖／经济独立”的对立时——是否有机会阻止社会保障制度的崩溃？事实上，第二波女性主义中两种声音都有：所谓的自由或激进女性主义是较重视市场参与的，而社会女性主义则倾向维护并扩展社会保障体系。当然前者，也不总是追求“双薪家庭”，或有意识地与市场勾连，但他们的确把解放运动的重心放在性别上的差异，而轻忽了性别间的阶级。

然而，近来女性主义的矛盾似乎获得缓解，几乎都向市场靠拢了——主流的女性主义叙事一致避开自由市场基本教义，著眼于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性／别压迫，坚信“有工、有酬，则有尊重、有生活”的论点，仿佛“性别归性别，阶级归阶级”。这在在显示了女性主义并非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两者同盟也不是巧合。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不可能只手逆天，第二波女性主义对其崛起确实有所推动。

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论证：纯粹的经济利益不足以改变历史走向，因为自由市场的诱因并无法让众人一同放弃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资本主义要能产生普遍的响应，以促成社会变迁，需要一种精神（spirit）和魅力，让人相信无止尽累积无意义的资本是为了追求更高的道德价值——即自我与家庭生活的救赎。

早年资本主义的“精神”是支持“救赎论”的加尔文主义，那今天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呢？根据《资本主义的新精神》（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资本主义会周期性地自我重整，在其失落时吸纳并收编对它的批判。当它整编再出发时已是崭新面貌，也被赋予新的道德高度，以笼络旧信徒、招纳新粉丝，让他们相信“付出劳动，换取资本”的真善美。新自由主义现身时，已将新左的批判力道化整为零——强调水平合作、弹性工时、社交网路与能动性、个人自主与创造力，以取代高度组织化、僵硬封闭的阶序文化。

这种“新精神”与性别何干？弗雷泽认为那所谓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当然包括了男性阳刚式的浪漫情怀，憧憬着自由奔放、冒险犯难、无拘无束、无牵无挂、自我满足的个人主义。但它这次也考虑到了“女人”，各式各样女性的需求——年轻单身的女人、已婚或有小孩的女人、不同种族、肤色、国籍、性倾向的女人。所有人（不分性别）全都（必须）进入全球劳动市场，所有人参与竞争——有限的工作机会、薪资、消费能力、物质条件。

但拒绝了“深化女人经济依赖的家务给薪（family wage）方案”，将女性劳力释出自由市场，真的提升女人的社会地位且促进性别正义了吗？中产女性从此毋庸服膺性别规范了吗？还是更不自由了？其他劳工、低薪、无薪阶级的女性“期待透过财富积累，突破传统保守的性别秩序”，真的受到同样阶级中的男人的尊重吗？成效似乎不彰，但可以确定的是，大家都想也都在追求并累积资本。

除了中断家务给薪方案，第二波女性主义对福利国家长主义的特征，也被新自由主义借来批评“奶妈国家”（nanny state），并以众多“协助女人自力更生”的微型贷款制度（microcredit）和精英专业化的妇权NGO等形式现身。这个发展也被延伸至符合新自由主义需求之全球治理的领域，诸如国际组织中的女性主义官僚（femocrats）。这些都使女性主义者重新拥抱自由市场、管理技术、官僚阶层等——仿佛只要行为主体是“女人”，就算是性别平等了。

结论

如同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暧昧令人难以置信，新自由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纠葛也是令人坐立不安。弗雷泽大胆假设，若两者间真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亲近性，那就是它们的共同敌人：传统权威——所有具有宰制能力的男人（父亲、兄弟、牧师、耆老、丈夫），以及以他们为中心所建立的伦常秩序、国家、政府，和其他可能有能力制衡或控制市场的机制。

不过，当然女性主义也有跟新自由主义分歧的地方，即对待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态度。比如婚姻制度对女性造成系统性的社会脆弱性，因而正当化女人对婚姻带来的保障之向往和需求。然而，女性主义批判因此贬低家庭价值，却忽略社会脆弱性乃是以“市场逻辑评估个人贡献”为前提所致，而不自觉加强了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性。

可是新自由主义所创造出来的“性别平等”或女性解放只是表象，而非其真正目的——自由竞争的假设从来都不是行动者的自由，遑论彼此之间平等与否。不过，我们当然不能断然认为第二波女性主义是失败的，也不该轻描淡写地觉得解放运动成就了新自由主义，更不能因此视市场化为历史必然的结果。

那我们应该或可以怎么办呢？弗雷泽一口气提出了很多问题与假设，试图揣测抗争运动的三个面向（包括资本创造的阶级、福利制度的性别盲、弱势群体的贬斥）如何相互勾连、如何两两合致、如何收编抗争意识及行动。但她没有真正给出理论上的解答或实践上的方案。

不过她最主要的建议是：让1960年代女性主义的动能和理想，重返历史与政治的舞台。所有解放运动（包括女性主义）应直面并承认当时策略上与资本主义的危险合流，并重新拥抱修正后（即开了性别天眼）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去宰制的理想建立在社会团结与社会福利的正当性之上，但不因此忽视消极自由对维护个人尊严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