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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宁：《小萝莉的猴神大叔》：现实语境下的理想化叙事

2022-09-22 13:5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作者 | 张雪宁

焦点：政府、媒体与大众

近年来，越来越多宝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并且饱受赞誉，《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下文简称《猴神》）或许是其中最催泪的一部。影片讲述了印度男子帕万帮助和母亲失散的巴基斯坦哑女沙希达回到家乡与亲人重聚的故事，尽管简单的情节和苦尽甘来的结局都似乎并无亮点，新奇而绚丽的异域风物和六岁小女孩天使般的笑容却蕴含着难以抗拒的视觉吸引力，印巴人民展现出的虔诚信仰和超越宗教界限的大爱更是为中国人带来别样的心灵震撼。本文将透过上述最直接的观感，聚焦“沙希达寻亲”这一核心情节以及政府和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构成了电影叙事所依托的基本背景，也是对现实状况的鲜明折射。借助人物台词、画面对比、镜头转场等方式，《猴神》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两国之间难以弥合的文化隔阂。影片中有两段长达数分钟的镜头：沙希达在印度街头观看歌颂哈奴曼神的歌舞表演，画面色彩是鲜艳的红；帕万在巴基斯坦清真寺参与穆斯林的唱诵活动，画面色彩是肃穆的白。抛开歌舞元素本身的艺术性，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高度相似的情境在角色对调后形成前后对照，强化了双方互为文化闯入者的身份。除此之外，还可以从多处情节感受到两国人民对彼此的敌视，譬如帕万女友的父亲在得知沙希达的来历后勒令帕万立刻带她离开，帕万再三解释却依然被巴基斯坦的警察认为是印度派来的间谍。然而，民众态度的形成离不开政府别有用心的引导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沙希达寻亲”事件中，巴基斯坦政府从始至终都罔顾事实、意识形态先行，形成了一股自上而下的强大阻力，后文将对此展开详细分析。

诚然，沙希达得以克服上述阻碍平安回家，帕万功不可没。在突破重重困难送沙希达回家的主线之外，他的童年经历和追爱过程也以大段插叙的形式得到了展现，使他成为影片中着墨最多、形象最丰满的角色。但是应当看到，整个事件背后除却帕万的个人努力，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且同等重要。新媒体能够对社会舆论产生强大的监督和引导作用，甚至是扭转事件走向、改变政府决策；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经济、认识局限等因素的影响，媒体自身也时常难以保持客观和独立。媒体角色的复杂性在《猴神》这一叙事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本文将结合媒体态度在事件发展中的变化，分析其与政府和大众的关系，并在最后部分从理想化形象建构的角度探讨影片意欲传达的价值观。

对《蝴蝶君》这一戏剧的文学与哲学性分析集中于对其中蕴含的东西方权力关系与性别议题的考究。针对伽里玛二十多年错把宋丽玲当女儿身这一奇谈，学者们往往归咎于伽里玛作为西方人对东方女性的刻板印象与臆想——他爱的不是宋丽玲本人，而是她符合伽里玛对东方女性的一切幻想，温顺、服从、天真，是随时能够被牢牢操控的提线木偶。在她身上，伽里玛能体验到日夜渴求的个人权威之滋味，重拾丧失已久的自信，以此疏解现实世界中工作生活处处碰壁的失意。因此，他的注意力并不在于宋丽玲的身体是否具有女性特征，而在于能否通过对其强烈的掌控欲获得快感。此外，伽里玛幻想中的东方女性形象如蝴蝶夫人一般，妻子依附丈夫而存在，近似于没有自主权的奴隶，而奴隶的唯一使命就是效忠于主人。忠贞脆弱的宋丽玲不愿、不会，也不敢欺瞒他，伽里玛对此深信不疑。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伽里玛毫无防备地陷入宋丽玲精心编织的温柔乡中，心甘情愿地提供越南战争的情报，从不怀疑宋丽玲的性别与身份是否属实，本质上是由于他对东方的误解，对女性的偏见。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囿于民族仇恨的政府与对抗权力结构的个人

《猴神》中直接出现巴基斯坦政府的镜头仅有接近片尾处的一小段。当帕万和沙希达的感人事迹受到广泛传播并且获得巴基斯坦人民的深切同情时，面对汹涌的民意浪潮，以及驻印警方和沙希达父母对情况的证实，政府高层仍然坚称帕万是印度派来的间谍。不管新闻如何报道，无论大众怎样认为，“在政府看来”帕万就是间谍无疑。显然，政府并非由于信息局限导致无法知晓实情，而是真相业已摆在眼前却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政府将自身与媒体和大众切割开来，站在民意的对立面上，同时也站在了人道和正义的对立面上。罔顾事实的背后是用意识形态决定政治立场，用“他是敌国（印度）人”的标签盖过“他是一位好心人”的基本价值判断，用最简单粗暴的处理斩断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可能性，至于这种安全是否以无辜印度公民的牺牲为代价，则不在巴基斯坦政府的考虑范围之内。

在影片后半段多次出场的巴基斯坦警察是政府意志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央权力在地方的延伸。警察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属性贯穿在帕万和他们的每次交锋中：当边境巡逻队发现试图入境的帕万和沙希达，当地方巡警对二人的身份产生怀疑，当狱警想要迫使监狱中的帕万招供“罪行”，他们采用的手段不外乎围追堵截和刑讯逼供，武器从拳脚、木棍到呼啸而过的子弹。这种暴力无需思考而直接诉诸行动，其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暴力机关对政府指令如同机器运行代码一般的执行。越是在社会分工发达的科层制国家，越是能够看到由高度文明的现代性酿成的极端暴力。反抗指令将会导致严厉的惩罚，长官对警察哈米德的威胁——“如果你不能完成任务就跟我说，我们有大把的人能代替你”——表明他的职位具有极高的可替代性，而被解职无疑是一个现代人难以承受的打击，也因此成为政府威逼哈米德“完成任务”的筹码。然而，所谓“任务”的本质无非是放任非理性凌驾于理性之上，强迫帕万认下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哪怕后者已经被多方证明是无辜的。

所幸，《猴神》中的警察并未沦为去人性化的机器。基层人员的身份让他们得以亲身参与各个工作环节，与密切怀疑的对象保持接触和交流，以及利用他们的地区人脉网络核查真相。一旦获得足够确凿的证据，他们也就脱离了信息不对称的位置，唯一的阻碍源自他们内心深处服从权力的惯性。哈米德正是勇于挣脱权力结构桎梏的基层工作者的代表。作为一名自上任以来始终恪尽职守的警察，在长官罔顾事实命令他继续拷问帕万后，他不再愿意像原来那样无条件服从命令，而是意识到“如果这个人要在巴基斯坦监狱度过余生，那将是我们国家的奇耻大辱”，因此他“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伴随着这段掷地有声的剖白，他从背对狱室的姿势转过身来面朝帕万，镜头完全聚焦在他的脸上，但是从虚化的背景中可以看到在场的其他警察，也仿佛还可以看到更多深陷“政治正确”泥淖的基层工作者。上述镜头语言和人物台词共同昭示着越来越多人能够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真正意义上地维护国家荣誉，而不是盲目相信政府的说辞，接受既定的职责。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剧照（图片来自互联网）

媒体的态度转向与大众的人性觉醒

巴基斯坦媒体在《猴神》后半段举足轻重的角色使其成为本文的另一个关注焦点。媒体对“拉希达寻亲”事件的态度从起初的置之不理到后来的争相报道，这一变化背后的影响因素是值得分析的。媒体行为的影响机制通常较为复杂，《猴神》突出了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以及媒体通过动员大众最终冲破政府阻碍的积极作用。

在以媒体为对象展开讨论之前，值得注意的是，记者纳瓦布和媒体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的第一次亮相是在火车站报道人们前来庆祝开斋节的新闻，一边笨拙地提醒行人注意避让，一边不断重复同一句被打断的话。这样的场景让观影者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通过纳瓦布奠定了对巴基斯坦媒体的基本印象。一方面，作为记者的纳瓦布无疑属于媒体从业人员，也像许多媒体人那样追求新闻热度。他在听闻“印度间谍”传言时立刻离开火车站直奔现场，跟着帕万一路追问到警察局门口，便充分体现出作为记者的职业敏感。另一方面，纳瓦布打电话给上级想要报告这则爆炸性新闻，对方却让人代为转告他自己不在，这个细节暗示着纳瓦布平日里在职场的边缘化地位。在无意中听到帕万和沙希达的经历后，他彻底消除了对帕万的误解，并且热心地加入他们，希望以记者的身份为两人提供帮助。然而，纳瓦布请求各大电视台对帕万进行报道的努力却屡次碰壁，他的热心与主流媒体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最终不再对电视宣传抱有指望，而是自行采访和拍摄后将视频传到互联网上，这实质上是转向了彼时仍属于新事物的自媒体。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剧照（图片来自互联网）

相较之下，主流媒体在前期则显得十分不近人情。台长在听纳瓦布介绍完帕万的经历后的第一反应是“播这个故事有什么用”，言下之意是新闻报道需要为电视台带来收视率和经济利润，因而选取新闻的唯一标准在于“卖点”。那么，什么样的新闻才具有媒体所认为的报道价值？当电话被挂断后，纳瓦布对帕万的无奈解释向我们给出了答案：仇恨的新闻更好卖，爱的新闻少有人关心。换言之，媒体认为新闻的经济价值高于人文价值，而能够赢得关注度进而带来利润的恰恰是那些煽动或支持印巴民族仇恨的新闻。因此，一个印度人帮助一个巴基斯坦哑巴女孩的新闻并不值得被报道。哪怕节目曝光或许能够帮助女孩更快地找到父母，媒体也不愿意让这则新闻占据在他们眼中更有热度的新闻的位置。

以纳瓦布上传的视频在网络走红为节点，媒体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折。不断切换的影片画面中闪现出形形色色的身影，有熟悉的面孔如巴基斯坦的媒体人、帕万的准岳父一家、沙希达一家，更多的则是在火车上、小店内、早点铺前、街头巷尾的陌生人，他们聚精会神地观看着同一段报道。此时，沙希达已经和家人重聚，帕万却以间谍之嫌被关押进监狱遭受严刑拷打。而醒悟后的哈米德致电纳瓦布，将帕万在狱中的录像提供给他并授意他上传，则为事件的热度再添一把火。于是，曾经拒绝纳瓦布的台长忽然话锋一转要求进行追踪报道，让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的人民都可以通过电视或手机收看；各大报社也陆续将相关新闻刊载于头版头条，分发到那些偏远地区的居民手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注如同细小溪流汇成海洋，最终将民众的激奋情绪推向高潮。人们纷纷响应纳瓦布在新闻最后的呼吁，自发前往诺罗瓦尔边境检查站，以绝对的人数优势迫使边防人员打开封锁，护送帕万安全地穿越国界回到了家乡。影片结尾处，沙希达奇迹般地向帕万即将离去的背影喊出了“叔叔”和“罗摩神万岁”。在广阔天地与皑皑白雪间，数以千计之人共同见证着这温情的一幕，宣告了光明敞亮的人性的胜利，也意味着政府洗脑民众的阴暗企图注定失败。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剧照（图片来自互联网）

理想化的形象建构与影片的价值观输出

前两部分对巴基斯坦的媒体和政府在帕万为沙希达寻亲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分析，由此可以发现一种“以小人物对抗大群体”的共同模式，这样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文化目的而为之的有意建构。

总体来说，巴基斯坦政府在影片中呈现出的形象是趋于负面的。直至有关帕万身份和经历的真相彻底浮出水面之时，政府都仍然试图用强权平息纷乱，用傲慢的姿态掩盖犯错的事实，俨然一副专断冷酷、墨守成见、拒绝变通的形象。然而，影片又塑造了哈米德这样一位勇敢违抗政府权力的基层干部。在与印度地方警局取得联系、获得足以证明帕万帮助沙希达的情况属实后，他不再愿意继续依照命令拷问和关押帕万，而是私自释放了他，并向记者提供新闻素材，与媒体以及大众联合起来。哈米德这个人物的设置不仅对情节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在烘托影片价值观的层面上富有重要意义。他的清醒、独立、果敢与政府高层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后者更有可能是印巴政府在处理相关事务时的常态，但是前者代表着两国人民内心的共同愿望，也更加契合现代民族国家的外交理念。因此，哈米德的存在彰显出政治斗争下不曾泯灭的人性力量，引导被历史纠葛和民族恩怨笼罩的人们学会理性思考，避免陷入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简单化、极端化思维。

从另一维度来看，游离于主流媒体边缘的纳瓦布与越过政府权力结构的哈米德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媒体被塑造为一个追逐经济利益、缺乏人文关怀的卖家，其后期的态度转变颇为微妙，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纳瓦布上传的视频所带来的情感触动，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该事件持续攀升的网络热度让媒体闻风而动，似乎不言而喻。与之相对的是，纳瓦布这位看起来滑稽且不靠谱的小记者却拥有合格新闻人所应当具备的一切优秀品质。他没有被内在的民族偏见蒙蔽，也没有被台长的冷漠态度击溃，而是充分发挥职业技能将帕万和拉希达的经历制作成扣人心弦的新闻报道，同时也像一位热心的朋友那样陪伴他们四处奔波、为他们出谋划策。以一己之力带动整个媒体行业跟进同一则新闻，凭借报刊和电视宣传达到全民关注的效果，最后由人民群众形成合力冲破政府阻挠，这样的情节设置带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但是在这部以温暖为主基调的电影中并不显得突兀，而是高度服务于影片价值观的传达。媒体作为“第四权”的主体，应当并且能够在国家和民众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履行传递真相、监督政府的基本职责，发挥消除污名、宣扬正义的社会价值。

因此，《猴神》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既现实又理想的影视作品。它让我们沉浸式地体验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民族隔阂、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文化差异，叹惋于多元背后所蕴藏的难以消除的矛盾；与此同时，通过“大爱战胜仇恨”的主题、对媒体人和基层干部的正面形象建构，它又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美好而圆满的故事，告诉我们哪怕民族间的偏见坚如磐石，朝夕之间难以撼动，每个普通人内心深处的真、善、美也始终会是从罅隙中透出的最耀眼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