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里的年轻人| 她离开北京，把市集作为方法研究家乡

蒋瞰

大理，喜洲。

喜洲是个镇，位于大理北部，东临洱海，西枕苍山，到大理20公里，到下关13公里。喜洲还是云南最显赫的古城之一，相传，南诏王时期，首领一家就经常离开王都，到此居住。

喜洲一度很富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云南最繁荣的城镇之一，有戏称“穷大理，富喜洲”。1942年3月，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教授来到喜洲，他在《苍洱之间》一文中写道：“喜洲比大理整齐得多。镇里的殷实大户有杨、董、赵、李、尹、严诸家，各家的宅第都是雕梁画栋，轮奂可颂。”

1941年，老舍先生在喜洲逗留了四天，看到阔气的楼房，得知花费了一百万后感叹“一百多万！是的这里的确有出一百多万的能力。看，镇外牌坊，高大，美丽，通体是大理石，而且不止一座呀！”他也说，“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

喜洲的富, 多因商帮。近代以来, 发轫于1920年代的民族资本家，执大理民族商业的牛耳，抓住有利机遇，令喜洲商帮一跃成为滇西最有资本、最有实力、最有信誉的第一商帮。喜洲商帮的大亨们主要经营棉纱、药材、布匹、茶叶、金银，赚了钱后大兴土木，豪宅连绵。

2020年初，从北京回到家乡喜洲的赵茜本想写一本喜洲商帮的书。很可惜，商帮大佬们大多去世了，他们留在国内的后代基本不再从商。后代对父辈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能记得父辈们的为人处事, 但很少能讲清楚当时具体的商业抉择。一筹莫展之下，赵茜决定去周边市集采访，因为商帮大佬的第一桶金几乎都是从本地市集获取的。

赵茜(右)和天龙洞村女裁缝张和奶奶(左，已逝)。大理江尾Gai女红摊的顾客指引赵茜找到张奶奶，后者是天龙洞村最受欢迎的女裁缝，也是白族村里少见的汉族女人，嫁来村里后就入乡随俗穿白族衣服。

大理还能被书写吗？

赵茜5岁以前都住在喜洲，她的外公外婆是喜洲人。上学之后，她随着父母到了下关。大学毕业后，她到北京工作，只在休假时才回到大理。在她心里，大理跟北京的气候很相似：“秋天的蓝天，干爽的天气”。

最早在一份经济类报纸做编辑时，城市文化是赵茜的主要报道领域之一，她还出版过一本城市文化研究的书《空+城+纪》。2018年，在某商业周刊任职期间，赵茜参与一档栏目转化为纪录片的工作，其中一集讲到大理的旅游业。在讨论时，赵茜跟导演总能吵起来。导演本身也是个大理爱好者，但当他描述大理的旅游业现状时，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她决定自己来做这一集的记者，去重新梳理一下家乡的旅游业。

大理喜洲市集上的人, 云南人把赶集叫赶Gai。

大理喜洲市集上出售的各种神奇物产

大理喜洲市集上出售的各种神奇物产

“我看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大理。”采访结束，她写了《大理的X个产品经理》这样一篇文章，介绍一众从四面八方来到大理的新移民，以及他们的创新旅游产品：如初代网红民宿海地生活和柴米多市集创始人嘉明、海豚阿德书店小白、无舍民宿主人老K、用画笔写了一本给大理的情书的英国人万哲生等。异常艰难，很难扩大规模，非常小众。而大理的大众旅游跟过去没有很大区别，都在消费大理文化很表面的东西——“他们好像来了大理，但也可以说他们完全没有来大理。这一点我是难以置信的，因为我也是一个重度旅游爱好者，除非你被迫去了一个完全没文化的地方，但大理这么有文化的地方，被这么玩完以后贴上各种标签，跟暴殄天物没啥两样。”

她希望大理依然值得书写。这变成促成她回家的初衷。

离开一个地方，并不一定是对现处地方心存不满。直到现在，赵茜都觉得自己很爱北京，这里是中国最有意思，最让人爱恨交加的城市，这个城市滋养了她，已变成另一个家。对于大理，赵茜曾做过一个假设：如果我本身就是个北京人，从没在大理生活过，会不会选大理？

答案是肯定的，大理有它的独特性。

“我自己的终极问题是，如何真正接触并浸润到有意思的文化里去。”赵茜说，“过去因为工作关系我到处出差，看起来也是个全球公民。但我关注的东西和我自己没什么关系，也很难建立跟它们的长期感情。在回答关于生活方式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要向内求。”

赵茜戏称自己原是个“家乡宝”。百度里，家乡宝是一个单独的词条——云南人说自己是家乡宝，有两层意思：一是云南人爱家乡，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家乡最美。二是云南有全球独一无二的舒适的气候，冬暖夏凉是云南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特点，因此云南成为了避暑和御寒的圣地，在这种自然条件下，云南人即便走出去了，也会念念不忘家乡，总要想方设法地跑回来。

把市集作为方法

现在，市集之于赵茜研究已成为标签，她成为传统市集研究项目“液态市集”（liquid market）的发起人和田野调查负责人，运营着一个叫“五行QUE水”的公众号，除了调查市集，还挖掘在地文化，想要做个“AI时代的乡愁生活指南”。和我们在城里常见的创意市集不同，赵茜研究的全部是大理的传统市集。

她记得自己调研的第一个市集是喜洲旁边的龙Gai（云南人把赶集叫赶Gai，街就是gai）。本地人很爱吃猪肉，去晚了，11点就已经买不到好肉。生意最好的时候肉贩子们能卖掉110头，单猪肉这个品类就是30到40万的流水。龙Gai一个星期赶一次，每次辐射周遭两三千人，生意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在龙Gai, 能找到白族人的心头美食“生皮”, 要选火烧猪身上最嫩的不见天部位（肚底、后腿肉）制作, 其实很讲究。这道美食看起来是刺身，但因为猪肉其实已经用稻草烧到半熟，所以虽然叫做生皮，名字生猛，却并非全生。她体会到, 从观察一种生意, 到进入一种生活，“也就是转个弯的距离”。

赵茜发现自己在赶Gai的过程中, 毫无负担地吸收着各种过去从没接触过的实用生活常识, 她不可控制地扎进市集，完全被迷住了。

她说：“市集完全是种景观。作为一种初级交易市场，天生接着大地，做到了多快稳准地呈现大地物产。但在市场之外，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聚会。买卖东西是正经事，来见人聊天遛个弯显摆一下也是正经事。再加上地域特色，这就让市集和市集非常不一样，有了很多偶然性。”

按项飚的说法，这等于是一个非常生动的“附近”。你可以轻轻松松地通过“逛”这个动作，学习各种在地知识，进入社区。

喜洲端午佰草集

喜洲的市集上出售的各种草药

赵茜和团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做田野调查。2020年3月到2021年3月是基础调研阶段，他们最终选择了大理周边19个市集，199位消费者，进行买和卖的细致调查，做出了本地最重要的物产名录。2021年3月到2022年12月则进入到案研究阶段，完全采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按个案招聘研究员，研究员需要实实在在地待一到两个月并完成研究报告。依靠这些样本和研究，最终完成传统市集的立体呈现，她计划做“一个展览、一部纪录片、一本绘本和一个论坛”。

“液态市集的平台是开放的，未来我们也希望更多农学家、艺术家、设计师这些跨行业的专家参与进来。”

赵茜和一起参与市集研究的朋友们: 雨天, 巍山甸中Gai牲口集被踩得一片泥泞，液态市集的小伙伴们在Gai上现买雨鞋, 顺便调研。

“AI时代的乡愁生活指南”

采访那天中秋刚过，是洱源渔潭会开始的第二天。渔潭会是滇西地区历史悠久、交易规模仅次于大理三月街的传统物资交流会，每年农历八月十五至二十一日举行。

苍山脚下的“三月街”赶集者   @ 约瑟夫·F·洛克 大理摄影博物馆 图

由于中秋以后收割季节已过，农闲的当地白族群众就开始筹备婚嫁等私人活动，所以嫁妆和家居用品成为洱源渔潭会经营的畅销商品，因此有人把渔潭会称为“嫁妆会”。

费子智的《五华楼》中，专门提到了这个大Gai。他在书中描述各种卖各种棺材板儿和石器的，这些物品和三月街很不一样，但各有特色。

带着民家斗笠的人类学家费子智, 《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A Study of The Min Chia of Tali,Yunnan）是有关大理的第一部人类学著作。

英国艺术家Tim Gravestock1980年代末来到云南, 拍摄了很多照片, 其中不少和赶Gai有关。

如今的渔潭会现场沙坝Gai

Gai是最初级的商业模式，老百姓从摆摊中获得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大理最早的市集记录在元代，从那个时候起，市集就以一种粗糙、朴实的形态流动。到今天，市集依照固定的街期，，加上节气、节日、地域的不同，每一个Gai子呈现出来的样子也不同。非街期的时候，这个场所可以用来干别的事，在赵茜看来, 这不就是最早最成功的共享空间吗。

她借由正在筹备的纪录片的调研样片, 如此表达初衷：“想认识真正的大理，最好的打开方式是赶Gai。跟随着这些集市上的物与人，找到进入本地生活的神奇入口。”

在大理的市集研究似乎有一个天然的优势，来大理的人很多，赶Gai是一个有好奇心的旅行者听完就一定想参加的本地旅游项目。一旦了解液态市集在做什么，赵茜那些五湖四海的朋友都要求她带着一起赶Gai。“有时候实在没法拒绝，但又接待不过来。我们就考虑怎么为只来赶一次的朋友们服务，做一个向所有人开放，参与者需要贡献自己某方面市集创想的一天市集观察计划。”赵茜说。也许是看到了液态市集的在地实践价值，2022年，湄公河旅游协调办公室（Mekong Tourism Coordinating Office）将其选入湄公河之脸（Faces of Mekong)，肯定其在可持续旅游方面的贡献。

8月，市集调研样片完成了。在此期间，他们还启动了“好土好亲切”短片计划, 这组3~5分钟的短片重在展现不同的街头文化，例如吃饭（沙坝猛饭）、聊天（沙溪闲聊）、认识草药（喜洲买草）、市集空间穿梭（凤仪街肌理）。

在凤仪Gai, 赶Gai的彝族女性装束很精致。

项目花费大，变现较难，但以赵茜团队的研究节奏来说，尽量多把市集跑透，搞清楚在地风物，代表性物品的产业链，然后以展览、纪录片或出版物去立体地呈现，是重要的工作。有钱固然好, 没有钱就宁可做慢一点，保持独立性。

“我们也在找一些品牌和企业，希望从未来生活方式研究、乡村建设、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给我们一些赞助。但一个非盈利的项目注定要花更长的时间让合作者看到项目的价值，进而给予支持。但液态市集的草药个案就得到了某化妆品牌的支持，这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赵茜并非一腔热情的创业者，她只是确定，传统市集太重要了。

她举了一个关于梨的例子。

梨进入液态市集的个案不是偶然，大理各种市集上的梨太丰富了，你完全没法忽视。在海东、巍山和宾川等地，取样四五十种梨之后，她进入了梨的宇宙。云南是中国梨的重头原产地，在这里大概能找到420种梨( 根据《中国梨树志》)。吃梨是一种很丰富的体验，绯红的火把梨是酸甜口的，吃起来汁水四溅，梨肉很脆；蜂糖梨有的大如香橼，甜度很高，味如蜂糖；玉香梨一股子蜜香，诱得你还没吃就很开心。

但这么多样的梨到了北京，关于梨的记忆往往就迅速收窄到鸭梨和库尔勒香梨，前者买不好基本就是寡淡，完全激不起你吃梨的兴致。

主要原因是梨作为一种基础水果，长期以来走的是物美价廉路线。当各种精品水果起来之后，梨的价格上不去被抛弃。在大理的水果之城宾川，到处可见刨了梨改种葡萄、枇杷的。

云南的梨多，但大多没机会经过商品化改良，好些品种产量太小，达不到电商要求，渐渐被人遗忘。这也反向压低了梨的价格，梨价最低之时，一斤梨只卖五毛钱。

“种梨赚不到钱，还要赔人工费，农人在梨成熟季，宁可让梨烂在地里和山上的情况太多了。”赵茜说。

梨个案的研究员赵成法也十分心痛，他是农业工程学方向的博士。梨作为蔷薇科的植物，比葡萄的适应性强。“葡萄需要精细化的管理，配套设施要齐全，梨子却比较粗矿，可以粗养。而且它很有地方特色，梨周边产品的可能性也很大。”赵成法说。他们希望搭建这样的平台，一方面让消费者重新产生对梨的好奇，另一方面也吸引对梨感兴趣的专家, 比如有专业人士来进行改良，来提升当地人的自信。

云南几十上百种梨, 很多因为产量小, 达不到电商的要求, 渐渐被人遗忘。

要是Gai没了, 乡村的产业链也就断了

从北京回到大理，还没找到盈利模式，但市集调研这件事并不是苦哈哈的。至少赵茜有很明确的初衷：通过市集把在地物产的产业链理清楚。因为在新科技和交通的发展下，城里人会越来越多地考虑“返乡”。但乡村怎么把人留下来是个真正的问题，建立业态、树立文化是一个开始。

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在过去并无高下，无非是生活方式的差别。但现在，超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了资源的极大不平等。比如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乡Gai子”这种叫法可能就代表一种误解，好像它是乡村标配。其实，“市集是生活标配”。

如果非要把传统市集插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它完全能代表彼此生活中最稀缺的那部分: 城里人觉得市集新鲜丰富自由，村里人觉得市集热闹方便。

过度城市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大城市病的药, 可能要到乡村找。在乡镇化的过程中，超市越开越多，政府觉得市集脏乱差，动辄想改造一番，其实等于把城里那一套又来村里弄一遍，所以现在导致市集也在消亡。

在大理还能找到这么丰富的市集形态，赵茜觉得要珍惜。如果它们没了，呈现乡村物产的产业链也就断了，物与人背后的文化也会渐渐湮灭，就像她想做又没能做下去的喜洲商帮研究。

而同时，依然在赶Gai、摆摊的人也活到了后现代，他们需要有适应这个时代的速度、效率和生活方式。她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点，大理原来创意市集很火，但现在，这些摊主反而愿意来传统市集了。原因很简单，这些摊主在走了一圈后形成判断，哪里的客源和人脉更富足，被需要的可能性更大。传统市集的客源又一次经历了融合，有太多值得探索和思考。大理只是赵茜市集研究的开始，她希望通过这个点位的研究，看到真正有滋有味的生活什么样。

（本文除老照片外均为 液态市集 供图）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