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装饰品到通货：改变中国历史的白银

中国货币史学家彭信威说过：“货币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总的目的是帮助理解历史”。

与西方世界货币制度非常不同，黄金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并不是主要的支付凭证。那中国人的交易通货是什么？对，是白银。

作为通货的白银

白银在中国作为通货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1974年8月，河南省扶沟县古城村的战国楚墓出土了用白银制作的货币——银布，共计18枚，总重3072. 9g。1974年，河北省平山的战国中山国王墓出土银贝4枚，无文字，是仿海贝形状铸造的。正面一道贝唇，两侧俯视有若干条贝齿。这些都是白银作为货币的物证。俗语“此地无银三百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从侧面说明白银作为通货的普及性。

其实，殷商时期出土的文物中就已经有了白银使用。只不过这个时期的白银还没有发展出货币的职能，还是应用于装饰品中的贵重金属。

战国到两汉时期，白银已经开始崭露头角，自上而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时权贵的日常生活中。白银和珠宝一样，成为国王给功臣或使节的赏赐。而且人们也意识到了白银的优良性质：

第一，白银的化学性质不活泼，不会像铁一样被腐蚀。

第二，白银属于稀缺金属，中国的产量极低，作为通货，非常保值。

第三，白银像黄金一样，有很好的延伸性，熔点不高，很容易打造成各种光彩夺目的首饰，这些首饰可以长久保存。它不仅是官宦的新宠，更是老百姓异常喜爱的贵金属。

到了宋朝，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发生了爆炸性增长，任何单一形式的货币都无法满足货币流通的需求。白银伴随着其他货币一起，正式进入了民众的日常交易环节。

白银在宋朝政府的税收比例中已经独占鳌头。同一时期，地中海贸易圈也日趋成熟，它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方贸易的心脏，这个贸易圈为中国源源不断输送了大量白银。中国自古是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以茶叶、瓷器、丝绸等为代表的出口商品为中国赚取了大量白银，另一方面，中国的进口需求一直不够旺盛，长期维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

宋代社会上到底流通着多少白银，已无从考证。但是“用银而废钱（铜钱、铁钱）”，已是大势所趋。对此，当时的史书已经有了清楚记载。白银已经具备了货币职能。至于白银的来源，无非是中国本土出产和国际贸易流入，就中国白银产量来讲，国际贸易流入量很可能大于本土出产。

唐宋两朝，四川和成都出现了类似现代钞票或支票的交易凭证——“交子”。作为商业票据，交子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信用体系的诞生。

这一飞跃式的发展，大大方便了商人和老百姓的日常交易，人们再也不用带着沉重的铁钱和银两进行买卖。

当时的政府把贵重金属白银作为储备货币，初步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远程货币汇兑。

到了元代，开疆扩土，标榜武功的蒙古帝国，强烈希望建立统一的全国货币制度。

元代政府的货币政策，旨在用白银为代表的贵金属货币替代铜钱、铁钱等贱金属货币，实现东亚“贱金属货币”与亚欧大陆中西段的“贵金属货币”的融合，在融合过程中，元朝统治者鼓励老百姓使用白银兑换白银纸币，试图用白银作为计价代替以铜钱作为计价。元代发行的绝大多数纸币背后都标有白银作为票面价值，可以直接兑换。这样的纯纸币流通被日本学者称为“空前绝后的货币制度”。

白银漂流记

在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美洲地区银矿的开采搅动了整个世界的神经。塞罗利克山（位于玻利维亚）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银矿，号称“世界银都”。“上帝的眷顾”让西班牙帝国殖民者疯狂地从美洲掠夺走了四万五千吨白银。相比之下，中国当时的宋朝，白银年产量还仅仅处在年产几十吨的量级，全国的白银开采量还远不及南美高原一座银矿的产量。史学家通常认为，南美洲生产的这些白银，最终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流入了亚洲国家，而中国占了白银流入总量的八成。

银矿是如何通过地中海贸易圈和陆上商路流入中国？

美洲白银的开采和流通，加强了世界各地贸易的联系。十六世纪七十年代，世界市场开始建立。西方世界用白银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丝绸、瓷器、香料等商品。而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在地理大发现后的两三百年内，在国际贸易中基本处于“只卖不买”的状态，造成了大量通过国际贸易得来的白银流滞留在了中国。

位于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是连接中国和西方世界贸易的重要桥梁。通过意大利的中西贸易路线有两条：一条商路以黄金为主，从热那亚到安特卫普（或波罗地海），另一条商路便是以白银为主，穿过波斯、印度和菲律宾，到达中国。

在十六世纪的中国，同等克数的黄金和白银，其实际购买力比值大概是四比一，而这个数字在欧洲至少是十二比一。像狗一样嗅觉灵敏的商人很快发现，同等克数的白银，在东方能够交换到更多的商品，于是西班牙帝国在美洲殖民地攫取的大量白银，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迅猛侵入地中海贸易，白银作为支付通货和热钱，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

浩瀚的地中海是一个流动着各种货币和商业票据的大池子，金银铜铁等贵金属都在这个池子里，西方世界对黄金的依赖像淤泥一样牢牢锁住黄金，把它沉到池底，致使黄金每次贸易周期都在一年以上，迟缓的贸易周期，导致作为通货的黄金，无法在国际贸易中建立起有效的信用体系。能够支撑起中西方信用体系，并可以维持长期贸易稳定的通货，必须是一种价值高，双方都乐意使用的货币——白银恰恰符合了各方需求。

与此同时，如果西方不输出白银，南美洲运来的大量白银现货，会导致欧洲白银价格暴跌，严重损害白银宗主国西班牙的利益，白银出口的压力，恰恰遇到了中国市场对白银的急需。于是在内外两股力量的推动下，白银贸易水到渠成。

我们都知道每一样商品、原料或者服务，都包含成本，但令人意外的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的人力成本长期处于极低的状态。中国富人的轿子，秦汉时期是用牛拉着走，到了明清时期却变成了人抬着走。

中国的农业，很早就使用牛拉犁耕作，但到了明清人口大爆炸时期，江南地区（中国的粮仓），反倒开历史倒车，转而使用铁搭（即猪八戒拿的耙子，人可以刨地）取代了江东犁，“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之便”（《大工开物·乃粒·稻工》），用人力耕田，取代了用牲畜，可见当时人力成本之低，还不如一头耕牛。即使到了初步实现工业化的民国，体力劳动者如“骆驼祥子”等下层民众，每个月奔波劳累，也只能够赚到一两块银元。

极低的人力成本，生产出的商品，在国际贸易中一旦找到销路，便意味着极高的利润。茶叶出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力生产成本极低，但是出口欧洲的价格却非常高，其利润回报率甚至超过了鸦片战争中的鸦片利润。

主流观点认为，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末，通过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达六亿两。白银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国内经济的活跃，维持了经济贸易的稳定，使国内手工业和农业有了显著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

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

1644年英国内战爆发，英国新生代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接下来的工业化大生产阶段，英国资产阶级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难题。

一方面，英国国内市场狭小，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北美独立，英国丧失了北美巨大的市场。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英国，不能眼睁睁看着日不落帝国走向衰落，于是上层阶级，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远东。

中国！对，就是中国。

中英贸易，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让所有英国政客都绞尽脑汁，寻求解决办法。

崇尚“平等贸易”的英国，最初并没有打算诉诸武力。英王乔治三世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国王，他带领英军在北美和印度击败法国后，英国国力得到了空前的增长，大肆在其殖民地玩起贸易垄断和剪刀差。

对待中国这片巨大的市场或者说这块儿肥肉，英王乔治虽然垂涎三尺，但他最初还是希望通过商贸谈判的方式，来取得平等贸易的权利。

十八世纪末，受英王和英国政府之托，马戛尔尼勋爵被派往大清进行商贸谈判，使团出发前，英国内务部长敦达斯给了马戛尔尼七条建议，实际上就是交给了他七项使命。这七项使命是：

1.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

2.尽可能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

3.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英国政府呼吁贸易的公平性，解除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垄断；（当时清朝对外的唯一窗口是广州十三行，广州十三行属于官民合营，外商与大清做贸易，必须通过十三行这一中介，这些掌权的官商把剥削老百姓的一套用在了洋人身上，英国商人与十三行打交道的过程中吃亏不少）

4.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开辟新的市场；

5.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的其他地区；

6.要求向北京派常驻使节；

7.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情报工作：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前提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

令马戛尔尼没有想到的是，作为访华的外交使节，他在乾隆皇帝那里碰了一鼻子灰。

他被告知想要觐见乾隆皇帝，必须先得去礼部演礼三个月，甚至还要求行跪拜之礼。

后来经过双方协商，礼部准许马戛尔尼觐见时只需单膝跪地以示尊敬。马戛尔尼访华宝贵的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消耗掉了。

可当八十多岁的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的时候，一听英国使者此行目的不在进供，而是寻求商贸谈判，尊为天朝上国的皇帝爷顿时对远道而来的使者失去了兴趣，赐了一道圣旨便匆匆打发了马戛尔尼一行。

圣旨中提到：

……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又据尔使臣称，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商人到彼，即在该处停歇，以便收存货物。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

圣旨中，清政府对马戛尔尼大使提出的诉求言辞傲慢地一一回绝，宣告了英国希求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与中国平等贸易的尝试失败。这一次失败，让中国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吃尽了苦头。

大英帝国从1760年到1840年，短短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当时“贸易自由原则”的倡导下，大英帝国的商品源源不断地出口到东方的印度、中国和吕宋岛等地。这些商品中有一样是专门为中国市场定制，那便是鸦片。

英国驯育罂粟的时间大概和燕麦相同，至少已有三千五百年的历史。英国人对鸦片的制作工艺轻车熟路，已经达到了流水线大生产的地步，并且还能够根据中国人的口味偏好进行改进。

英国生产的鸦片迅速占领中国市场，风靡一时，光苏州城内，鸦片吸食者就多达十数万。

鸦片的大量流入中国的同时，是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出。

广州海关记录了1807年和1818年这两年，白银的流出量超出了流入量。

鸦片大量的流入（从1767年的200箱增加到1839年的四万多箱），在1827年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转折，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在这一年转变为逆差，在此后的年份，白银的流出量逐年增加。

在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清朝每年的白银外流平均维持在五百到六百万两之间。大量的白银外流导致了“银贵钱贱”的场面，从1800年到1850年，白银和铜钱的兑换比上升到了100：105，而清政府规定“小民完粮纳税，均需以钱（铜钱）易银”，老百姓卖完粮食，还要把得之不易的铜钱换成银子缴税，造成的结果便是”其亏者咸以为苦”，百姓的钱在兑换过程中白白缩水，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

在林则徐禁烟后的1840年4月，英国议会以272票对263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决议。

英军从进攻中国定海开始，在两年内，一路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清军没有守住一处战略要地，没有取得一场战斗的胜利。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贩子利用特权，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倾销鸦片，这局面一直维持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

法币：银本位的墓志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了摆脱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政府被迫求助于西部议员集团，这些议员牢牢控制着美国西部大量银矿的开采权，被称为“白银派”。这些“白银派”借机对罗斯福总统进行“政治讹诈”，提出了旨在提高银价的《1934年购银法》，以增加西部产银州的经济利益。

1934年6月19日，在美国国会内白银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1934年购银法》。它规定美国政府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1/4。

中国对美国的《购银法》当然持反对态度。该法还在美国国会中讨论时，中国的银行公会就致函罗斯福，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该法一旦通过，必将导致世界银价上涨，造成中国国内的白银外流，进而加深中国国内的财政危机。

但美国政府不会考虑弱小中国的利益，公然违背自己在《世界白银协定》中所做的承诺，在8月9日开始执行该法，下令白银国有化，并开始从世界市场购银。美国的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世界银价的飞涨，白银银价从1934年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涨至10月份的0.55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涨至0.81 美元。

其结果正如中国银行家和经济学者所预料的那样，作为中国通货的白银大量外流，银行银根吃紧，市场萧条，商家纷纷破产。

《购银法》所造成的国际银价飞涨给中国这样的银本位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财政危机 。

中国无法制止美国的强行购银，只好自行设法阻止白银外流。10月14 日，中国宣布从次日起，开征10%的白银出口税，以及根据世界银价波动而确定平衡税。但由于当时中央政府的软弱和日本的蓄意破坏，不法商人依然无视禁令和政策，通过大量白银走私来牟利。日本浪人还在华北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白银，使得中国政府制定的限制白银外流措施难以奏效。中国只好再回头向美国求助以稳定银价，并提出了两项办法：

其一，除美国国内自产的白银外，美国不在世界市场上购买价格高于每盎司0.45美元的白银；

其二，希望美国向中国提供贷款，帮助中国重整币制。

最终，1935年11月4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发行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元。

白银作为硬通货在中国流通的历史，从此走到了头。

纵观白银在世界流通的历史，世界从分隔逐渐走向融合。在白银从贵重金属发展到银本位通货的这段历史里，不乏战争和碰撞，其中中国作为鸦片战争的受害国，为走向市场开放和现代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去看，白银的流通和废止，也见证了中国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农业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融入世界大潮，作为世界一份子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