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宋︱长沙岳麓书院：君臣之契渐行渐远

岳麓书院

（一）张浚墓

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再次侵宋，宋高宗想起了因为反对和议而被他罢黜二十余年的主战派大臣张浚，命其以观文殿大学士出判潭州（湖南长沙）。清余正焕《城南书院志》称“南轩先生（张栻）为宋名儒，父紫岩（张浚）于绍兴三十一年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潭州，先生随侍，遂家焉。乃即妙高峰之阳，筑城南书院，以待来学者”，好像张浚全家是知潭州时才迁往长沙，这是完全错误的。张浚于十月下旬出判潭州，十一月初即改任判建康府（今江苏南宋）兼行宫留守，他在潭州的任职时间不足十日，无论如何也不够时间置办宅地。

事实上当时张浚已迁居长沙将近二十年。张浚原是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政和八年（1118）进士，靖康之难时不愿接受张邦昌的伪职而投奔高宗，建炎三年（1129）组织平定苗刘之变，从此成为高宗宠臣，并于绍兴五年（1135）拜相。张浚虽然坚定主战，但他志大才疏，而且主张削夺大将兵权，并在金朝出现议和意向后失去高宗的信任。绍兴八年（1138）高宗与秦桧决意和议时，张浚即被罢相，此后一度出知福州。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达成后，张浚被免职。由于老家路途遥远，这时张浚便择居长沙，“公以蜀远朝廷，不欲径归，遂奉太夫人寓长沙”。绍兴十二年（1132）张浚在长沙迎来母亲，由于担心母亲思念家乡，“乃即长沙城之南为屋六十楹以奉色养”（朱熹《张浚行状》）。

这期间张浚因不断上书要求抗金而遭到秦桧忌恨，数次被贬，绍兴二十五年（1155）甚至一度被秦桧诬陷谋大逆而面临极刑，适逢秦桧病卒才幸免于难。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张浚出判潭州之前已获自便，十一月改判建康府后立即购船冒雪赴任。当时金兵正在计划渡江至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长江东岸）后再攻建康，建康正处于危急之中。有人劝张浚不要轻易前往，张浚答以“赴君父之急只知直前”，在长江北岸官船航行的情况下乘小船抵达建康。十一月八、九日虞允文在采石大胜完颜亮，完颜亮遗至扬州，不久被金军将领杀害。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抵达建康，张浚迎拜于道左。高宗称“卿在此，朕无北顾忧矣”，当即命张浚节制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马。

完颜亮败亡后，高宗不愿再为战争担惊受怕，索性退居德寿宫坐享福威。高宗是投降派的首领，但继位的孝宗抱有强烈的抗金意志，“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孝宗刚即位就召见朝野呼声最高的主战派领袖张浚，“上自藩邸熟闻公德望，临朝之初，顾问大臣，咨嗟叹息。首召公赴行在，赐公手书”。当时史浩主守，张浚主战，于是孝宗起用张浚发动北伐。隆兴元年（1163）正月，孝宗任命张浚权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开府建康，具体负责用兵事宜。三月，由于史浩等激烈反对，张浚在征得孝宗同意后，绕开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宋军出战。于是史浩坚辞相位，退居德寿宫的高宗对孝宗说“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耳”。

张浚遣宋军分别自濠州（今安徽凤阳）、盱眙（今属江苏）渡淮北伐，连克灵璧、虹县、宿州等地。孝宗为此一度非常兴奋，下诏亲征。金朝派精兵进攻宿州，宋军李显忠率部主动出击，与金军展开激烈战斗，双方伤亡万人以上，胜负相当。但邵宏渊耻居李显忠之下，未出兵救援，反而散布流言动摇军心。李显忠独力难支，率师后退，宋军很快崩溃。金军无力追击，宋军退守淮河一线。宿州旧称“符离”，符离兵败后，孝宗起用汤思退重新议和，北伐雄心大受挫败。但金朝对议和的开价太高，孝宗无法接受，隆兴二年（1164）三月再命张浚全力备战，遭到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强烈反对。四月张浚被召回朝廷，江淮都督府被罢废，不久孝宗罢去张浚相位。张浚在回长沙途中还说“上如欲复用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辞”，但八月行至余干时病逝，留下遗言说无颜归葬故土，“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其子张栻等“不敢违公志，扶护还潭州”。张浚刚去世，金军便于十月再次南下，主和派主动撤防，导致楚州、濠州、滁州相继失守。十一月，张浚安葬于“衡山县南岳之阴丰林乡龙塘之原”，十二月宋金重新达成协议，史称“隆兴和议”。

衡山县丰林乡龙塘之原就在今天宁乡县官山乡官山村罗带山，张浚墓的东侧是其子张栻之墓。现存张浚、张栻墓为1981年按清代形制修复，原墓重修于顺治八年（1651），1959年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7年被毁。2013年张氏父子墓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罗带山下原有墓祠，1967年被毁后，2017年又重建包括父子两座祠堂的南轩书院。

张浚墓

（二）张栻墓

张浚是重要的道学家，《宋元学案》称“魏国张公尝从谯天授（定）游”，就是说张浚是程颐的再传弟子。孝宗继位后第一时间召见张浚，张浚就对孝宗说了一番“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指，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仇自服”的大道理。孝宗感兴趣的是恢复中原而不是道学，符离之败也证明“内圣”开不出“外王”。所以隆兴和议之后，张浚的儿子张栻，就连带道学一起，遭到了孝宗的嫌弃。

隆兴北伐时，张浚在前线，孝宗终究没有亲征，张栻就以“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之职扮演起张浚与孝宗联络人的角色。张浚经常让张栻单独进宫向孝宗面陈机宜，孝宗则以手札或口信的方式向张浚传递信息。这段时间张栻经常见到孝宗，张栻也跟孝宗大谈天理抗金的理论，大力推荐道学家入朝：

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诚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焉，无使其或少息也，则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宋史 张栻传》）

当时孝宗正想依靠张浚北伐，因此与张栻处得十分融洽，出现了孝宗“召南轩（张栻），上在一幄中，外无一人，说话甚款”的亲切情形。

张栻入宫，还曾见过高宗。高宗问候张浚，张栻则上奏边事不可和之意。高宗对张栻很客气，不过在张栻告辞时说了一句“不如和好”。高宗、孝宗父子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显而易见，张浚、张栻父子的道学及主战立场却相当坚定。

隆兴北伐的失败不但让主战派失势，甚至证明了高宗“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的预判。虽然孝宗不甘于议和，但他似乎抱定了道学家对于恢复中原毫无能力的观念。隆兴议和之前张栻再次以“正心诚意”的说辞上书反对议和：

吾与虏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向来朝廷虽亦尝兴缟素之师，然玉帛之使未尝不行乎其间，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诚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今虽重为群邪所误，以蹙国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开圣心哉？谓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无纤芥之惑，然后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悦，士气充，而虏不难却矣。继今以往，益坚此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使此心纯一，贯彻上下，则迟以岁月，亦何功之不成哉！（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

这时的张栻早已不再扮演联络人的角色，他的奏议“疏入不报”没有任何回音。此后孝宗把恢复的希望寄托于指挥采石之战但不是道学家的虞允文，而张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道学的学术活动中，孝宗与张栻在北伐前的“君臣之契”这时已经渐行渐远。

乾道六年（1170），张栻召为吏部员外郎兼权起居郎，后又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在不到一年内被孝宗召对六、七次。这时张栻所言多是道学说辞，让孝宗相当不快，还因为反对张说出任宰辅而得罪孝宗与虞允文，甚至以蔡京之流类比虞允文，“宦官执政，自京、黼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张栻早已不是隆兴年间孝宗的那个宠臣了。

乾道七年（1171）张栻短暂出知袁州（今江西宜春）后归长沙故居。第二年刘珙复知潭州，再修岳麓书院，请张栻主持教事。淳熙元年（1174）张栻出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颇有政绩。淳熙五年（1178）改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淳熙六年（1179）病卒于江陵府舍，终年48岁，由其弟张杓护丧归葬于其父张浚墓侧，朱熹又应张杓之请为张栻撰写了神道碑。

张栻墓

（三）岳麓书院

张栻为父服丧时，湖南发生了李金领导的起义，连破郴州、桂阳两城。宋廷派刘珙前来镇压，刘珙的父亲刘子羽是张浚的部将，这次张栻又辅佐刘珙镇压了起义。然后刘珙就重修了岳麓书院，张栻为此撰《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刘珙则请张栻主讲岳麓书院。张栻原来在衡山从胡宏学习，由胡宏、张栻开创的湖湘学派的重心也就此从衡山转移到了长沙。

刘珙的父亲刘子羽不但是张浚的部将，还是朱熹的义父。刘珙在重修岳麓书院的同时，还邀请朱熹前来讲学。虽然朱熹因“劝止者多”及天气炎热等诸多不便没有成行，但朱熹的著作开始在长沙出版，他与张栻的通信也变得十分频繁。乾道三年（1167）刘珙被召入朝，继任的知潭州张孝祥继续极力促成朱熹至长沙，最终促成了思想史上赫赫有名的“朱张会讲”。

朱张会讲已是朱熹与张栻的第三次见面。两人最早是隆兴元年（1163）在临安相识，当时张浚北伐已经失败，主和派卷土重来，朱熹为坚定孝宗抗金决定，决定入朝进谏。朱熹当时见到的张栻还是孝宗的宠臣，两人讨论的也多是朝局与用兵之道，朱熹还希望张栻多推荐道学家入朝。不久张浚去世，张栻扶柩归葬，朱熹又千里哭祭，这一次两人开始热烈地讨论学术问题，朱熹还感叹张栻“其名质甚敏，学问甚正，若充养不置，何可置也”（朱熹《答罗参议》）。

乾道三年（1167）八月初一，朱熹与弟子林用中从福建崇安启程，于九月初八日抵达长沙，与张栻等湖湘学者开始长达一个多月的会讲与交流。十月九日、十三日，朱熹、张栻、张孝祥同游岳麓山之赫曦台、城内定王台，十一月六日朱熹与林用中往游南岳衡山，张栻陪同前往。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二日，朱熹与张栻辩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二十三日朱熹与张栻各返归程。“朱张会讲”在更加著名的“鹅湖之会”之前八年，首创宋学“会讲”之风，湖湘学派也由此形成全国性影响力，岳麓书院也因此名动天下。其实朱熹在长沙与张栻盘桓月余，主要是在城南书院即张栻的住所。湘湖学派兴起之后，天下学子“以不卒业湖湘为恨”，“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蜂拥而至岳麓书院求学问道。

岳麓书院可以追溯的确切时间是知潭州朱洞修建于开宝九年（976），实际创办时间可能更早。北宋时经咸平、大中祥符年间多次扩建，学员已多达数百人。两宋之际岳麓书院一度沉寂，但在刘珙重建、张栻主教、朱张会讲后终于成为流传至今的千年学府。宋元战争中，岳麓诸生乘城共守潭州，书院虽遭兵燹，入元后重新振兴。宋元时期岳麓书院始终保持私学性质，明朝抑制书院，明前期岳麓书院一度沉寂，但正德以来再次复兴。清朝统治者对书院极加褒奖，乾隆特赐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岳麓书院走上了官学化与大发展的时期，号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近代以来岳麓书院与时俱进，一度成为湖南维新志士的活动基地。1903年岳麓书院改制为高等学府，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湖南大学。今天的岳麓书院仍是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以及长沙市的著名景点，不过宋代的文物已经难觅踪影。

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