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梦｜情人节的“毒狗粮”——与历史暧昧调情的《朗读者》

毫不夸张的说，德国作家、法学教授施林克的《朗读者》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当代德语文学作品之一。在以佶屈聱牙著称的德语文学作品中，《朗读者》对许多国内读者可谓一缕清风，不仅在知名网络平台掀起讨论热潮，还惹得不少文艺中青年感动落泪。然而，这缕清风唱的是一出感人肺腑的爱情传奇么？本文直面作品中与历史暧昧调情的虚构情节，引入历史原型，偕同诸位看穿披着爱情外套的变态女主角，了解臆想出来的集中营文盲看守背后的玄机，认清作者淡化纳粹罪行的笔法。当历史遭遇虚构，重要的不再是故事说什么，而是故事是如何说的，以及作者这样讲故事的意味深长。

《朗读者》的讲述始于十五岁少年米歇尔与三十六岁成熟女性汉娜的相遇，少年常应她请求，为她朗读文学作品，两人多次发生关系，直到有一天，她不辞而别。七年后，米歇尔已经是法律系学生，在法庭实习时意外发现被告席上的汉娜，原来她曾是参与谋杀犹太人的纳粹集中营看守，而且还是文盲。作者笔法巧妙，明明是性侵，看上去像爱情；明明集中营看守不可能是文盲，看上去文盲只能去集中营就业；明明主动参与谋杀，看上去却是被迫无奈可怜样。仅以人物汉娜的名字为例，Hanna源自希伯来语 חנה ，是常见的犹太女性名字，这个名字在同时期非犹太裔的德语区女性中极为罕见。在核心人物的名字上，作者用心良苦，给施暴者取了受难者的名。为什么作者要用这样的笔法来讲述纳粹集中营看守的故事？《朗读者》在全球多地遭到强烈批评，在我国却好评如潮，鲜有质疑，这真是一部广大中文读者认同的爱情故事和反思作品么？值此情人佳节，让我们随着《朗读者》与历史暧昧调情。

为什么我们对性侵犯视而不见？

在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的《读书俱乐部》讨论中，《朗读者》所涉及的成年妇女对青少年实施性侵犯的情节成了讨论热点。根据1994年修订的德国刑法182条，如果一个21周岁以上的成年人与一个16周岁以下青少年发生性关系，并同时利用受害者在性自主上的无能，前者已经对后者产生了性侵犯，当这一行为被诉讼，前者将会被处以最高三年的监禁或者罚款。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条修订前的保护对象仅限于16周岁以下的女孩。身为法学教授的作者施林克在人物年龄和性别设定上可谓处心积虑，《朗读者》第一版问世于1995年，也就是说，在施林克创作这部作品时期，德国相关法律尚未对16周岁以下的少男少女一视同仁，他恰好打了一个时差擦边球。

少年米歇尔与汉娜相遇时恰好15岁，不满16周岁，当时汉娜时年36岁，是超过21岁的成年女性。两人滚床单的前奏颇为值得玩味：米歇尔听从母亲吩咐，向汉娜送花道谢，本来只是很干净利索的致谢，可是，她偏偏在他面前熨烫女性内衣，偏偏翘着大腿让他看着自己穿丝袜，偏偏让他去铲煤弄脏身体并在她家洗澡，偏偏赤裸全身从背后贴着刚出浴尚未穿衣的他，一手碰触他的胸，一手握住他的生殖器，并挑逗他“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于是两人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显而易见，根据现行法条，汉娜的行为就是犯罪，对米歇尔实施了不折不扣的性侵犯。

这场不伦之恋在美国饱受争议，然而，鲜有中文评论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在今天就是犯罪，甚至这段年龄不相称的性关系反而在国内得到积极接受。北京大学中文系曹文轩教授敏锐指出我国读者的普遍感受：“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和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年女性之间的情欲，却没有引起我们道德上的审判，相反我们却觉得这一切竟是那么的顺理成章。”这种对性侵犯行为视而不见的普遍态度与我国相关法律和文化传统休戚相关。

直到2015年，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才将“强制猥亵妇女罪”改为“强制猥亵他人罪”，填补了我国一直以来无法认定猥亵十四至十八周岁男性行为的法律空白，即便如此，必须认清“猥亵”的法律定义是“用性交以外方式实施的淫秽行为”，这与有性行为发生的性侵犯有本质差别。说白了，时至今日，我国男童遭遇性侵犯只能依照“猥亵他人罪”认定，因为根据现行中国法律，强奸罪受害主体只认定女性、不认男性，这是我国刑法中赤裸裸的男性歧视。近年来，尽管社会多方呼吁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法律，遗憾的是，在性侵犯语境中，我国未成年男性受害者迟迟无法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我国社会就未成年男性遭遇性侵犯这一事实认定中的各种障碍。一方面，这与在我国依然颇有市场的处女情结相关，社会上不少传统力量依然认为性行为里女方是吃亏的一方，这么一来，就没有所谓的男性受害者。另一方面，当爆出国外中学美女教师与未成年男学生发生性关系时，我国广大键盘侠留言中充斥着对未成年男性受害者的羡慕，甚至认为男生占了大便宜。这说明我国社会对未成年男性遭遇性侵犯事实视而不见的舆论力量。

回看文本，不难发现，作者施林克不动声色，将两人相处的模式以诗意化、仪式感的方式呈现——“朗读，淋浴，做爱和并排小睡，成了我们幽会的常规节目”，并用直白的文字将汉娜打造得唯美动人。汉娜一上场就在帮助发病呕吐的米歇尔，在她的鞭策下，米歇尔不仅赶上了功课，避免了留级，还在她的帮助下，通过“性”这一最原始的方式建立了青春期男子汉的自信。作者貌似无心却心机四伏的笔触试图传递这样的信息，这是爱情的力量，汉娜让米歇尔获得高潮，从而学业进步、收获自信，积极成长。在施林克暧昧把玩的叙述中，性侵犯的伤害被淡化了，罪犯被美化了，爱情成了措辞，这样的调情混淆是非，模糊了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界限。

米歇尔获得高潮和自信了么？不，他没有，整部作品就是他遭受性侵犯后余生的挽歌。文中借集中营犹太幸存者之口，道出了他失败的个人生活：“这个女人可真狠哪。您吃得消吗，她对您一个才十五岁的孩子 ……您结过婚么？……那么婚姻一定是又短暂又不幸，然后您也没有再结婚，如果有过孩子，孩子上的是寄宿学校。……这些年来您和她接触下来，您觉得，她清楚她对您造了什么孽么？”（此处笔者重译） 被一语言中的米歇尔还试图为汉娜辩解：“这种情况成千上万，并非因为施密茨女士。”多年后，蝴蝶未曾过山门，轻舟亦难过重山——这位遭受性侵犯的受害者余生为此所困，很难与同龄异性维护亲密关系，失婚的他在个人情感生活中无法摆脱年幼时相遇的汉娜，却还在为她辩护。一时的感激和快感本不该被扩大，新奇和刺激只是虚幻的套路，曾经的鸿蒙初辟在时间的力量下变得苍白惨淡，米歇尔难逃猎物宿命，破碎的婚姻只是账单上的冰山一角。

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导致许多中文读者对性侵犯不敏感：对双方年龄差的漠视和宽容。忘年恋情在我国有着穿越时空的美感存在，“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感叹未曾过时。年龄差通常会造成年幼的一方向年长的一方求助，升起感激之情，容易在生理上、心理上对强势一方产生依附、依赖、依恋，这种由感激生爱恋的错觉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尚未得到足够的审视，直至今日，我国社会仍以不同方式书写着古代文化中“壮士相救，小女当以身相许”的豪言。植根于文化传统中对年龄差宽容的潜意识影响了大多数中文读者对于两位主人公畸形关系的认知和判断。

因此，一方面作者施林克利用私人叙事的套路，巧妙规避了许多读者对不伦之恋的反感，着力塑造乐于助人、热爱文学、启蒙少年、光彩照人的汉娜，对她的过往选择性呈现，竭力为她开脱。另一方面，在法律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影响下，我们容易忽视未成年男性受害者，对忘年恋存有美好的诗意化想象。在两人充满美感的云雨之欢的装饰下，性侵显得像爱情，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界限模糊了，爱情中的女主角何错之有。

集中营会有文盲看守么？

战后德国曾有一次针对十六位集中营工作人员的审判。迄今为止，这是德国历史上耗费最高、耗时最长的一次审判——马伊达内克（Majdanek）审判，历经474次审讯，长达六年之久（1975-1981）。该审判的主要被告瑞恩（Hermine Braunsteiner Ryan）是第一位从美国引渡到德国进行审判的纳粹罪犯，她就是《朗读者》中汉娜的人物原形。在德国中学《朗读者》的教学中，通常要求将汉娜这一人物形象和瑞恩进行比较。笔者在北京大学撰写的《朗读者》相关论文是第一篇提出原型人物瑞恩、质疑集中营文盲看守这一虚构情节的中文学术评论。

汉娜与瑞恩的相似处颇多：她们担任集中营女看守的时候年纪相仿，都被人形容为“马”，值得注意的是，瑞恩是真实历史中唯一拥有“马（Stute）”这一别称的集中营看守。（瑞恩的这一别称源自她的暴行，因为她有着像马一样的“铁蹄”，曾用她内置钢片的长靴将老妇人活活踹死。）两人都是主动报名申请集中营看守岗位，而这在当时极为罕见。在被告席上，两人都显得冷淡，表现出非常有限的合作精神，都是庭审中唯一得到终身监禁判决的被告。在集中营内，她们惟命是从，工作积极，甚至狱中两人行为方式也相仿，都与其他女囚保持一定距离。在私人生活方面，她们都有一个关注自己审判的男性朋友。

真实历史中的集中营看守瑞恩始终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从未认罪，毫无悔恨。这一现象在战后纽伦堡国际审判中毫无二致，所有的大纳粹站在被告席都自称清白无辜。两人最关键的区别特征就是文盲，法官多次指责瑞恩不认真听审，她甚至在庭上公然阅读美国报纸，讥讽犹太证人。由此可见，在这个原型人物的加工处理中，她们有着相似的别称、工作经历、做事态度、人际交往方式和忠诚的伴侣，但是虚构出的汉娜显得老实巴交，连加入看守队伍的动机都被她的文盲身份所正当化。换而言之，作者改变了非常核心的人物特征，汉娜远比瑞恩讨好人心。

集中营会有文盲看守么？不可能！掌握听说读写能力是集中营看守入职的前提——集中营看守入职前必须填写许多申请表格，他们试用期的常规任务便是处理各种文书，撰写犯人表现报告更是家常便饭。因此，一个文盲根本无法胜任集中营看守工作，何况还要像汉娜那样神不知鬼不觉蒙混一年多，这在真实的历史中根本站不住脚。然而，正是这个真实的历史中不可能发生的虚构情节骗取了读者的眼泪和同情。对于广大中文读者，纳粹集中营毕竟十分遥远，显得很“隔”，我们不妨做个类比——如果汉娜是日本731部队在日本的随军人员，参与了惨绝人寰的人体实验，造成许多中国平民致死致残，然后有个日本人写了一部小说，称汉娜因为是文盲，在日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只能随军去东北协助人体实验，你还会可怜汉娜么？

尽管施林克自称并不知道哪个纳粹罪犯是文盲，但在他的笔下，文盲成了纳粹罪行的犯罪解释，成了汉娜道德感不足的源泉，这样的情节设置充满讽刺和矛盾。尽管文盲可以隐喻受教育程度有限、未启蒙、不成熟，但是将文盲和缺失道德感、参与纳粹暴力相关联，在纳粹罪行的追根溯源上恰恰不能成立。首先，将文盲和缺乏道德判断联系在一起没有科学根据。二十世纪以前，许多女性都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女文盲比例相当高，但这从不意味着二十世纪以前的女性的道德判断、道德感比此后的女性差。其次，纳粹罪犯中的典型恰恰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人才。《朗读者》里关于汉娜拒绝西门子升职而选择进入党卫军的描述，显得纳粹像个为文盲解决就业的组织。事实上，纳粹吸引各界精英，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拿到博士学位的日耳曼人加入纳粹党。正是由于人才济济，才得以实现历史上如此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将文盲和纳粹暴力联系在一起是亵渎文盲的行为，将暴露自己文盲呈现得比承认参与大屠杀还让人蒙羞不仅在诋毁文盲，更是亵玩真实历史！作者力图将文盲和纳粹罪行、犯罪动机联系在一起，将文盲作为犯罪解释推动情节发展，然而，这一作者臆想出来的联系恰恰是这部小说中最弱的关节点。

英国日耳曼学教授阿德勒在《强迫同情杀人犯的艺术》评论文章中称，“《朗读者》逻辑上行不通、历史上虚假、道德上反常”，认为叙事者运用各种常见的象征手法和普遍化手段，鼓励读者把文学虚构的文盲犯罪解释扩大运用到纳粹罪犯上，造成可以从个案推及他人的阅读感受。施林克将读者圈入关于战争和生命的宏大叙事，让文盲来背纳粹造孽黑锅，掩盖了纳粹精英组织的真相，淡化罪犯罪责，暗示并鼓励读者同情、认同施暴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施林克曾在德国北威州担任法官，审判原型人物瑞恩的法庭就在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一位法学教授，在能够拿到法庭档案并能查阅各种集中营看守个人资料的情况下，如此经营虚构人物实在令人唏嘘。他明明很清楚纳粹是一个精英组织，文盲无法从事集中营看守工作，还偏偏把集中营写成文盲就业单位，把文盲写成纳粹犯罪解释，暧昧的文盲隐喻只为说明——集中营看守汉娜是受害者。

笔者曾在柏林的犹太学课堂偶遇施林克，原来他把学习犹太文化列为他退休生活的一部分，他拒绝了一切关于《朗读者》的讨论，言谈中表现出对于众多亚洲读者喜欢《朗读者》的惊讶。或许就是这样，阙值不高，容易被撩，在我们这个对于本土历史题材创作仍然存在各种禁忌和桎梏的国度，大多数中文读者还没有足够的阅读经验和档案资料去思考、质疑、审视、甄别，更毋庸说并不熟知的他国历史题材。

“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

最让读者认同的恐怕就是汉娜在“选人”（将能劳动的犯人和不能劳动的犯人区分出来，把后者送去毒气室）和“旁观火烧活人”审讯讨论中对法官的提问：“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Was hätten Sie denn gemacht?）。此处用的是德语中的第二虚拟式，表达非现实状态、非现实的愿望，期待被问话对象站在问话者的位置上作答，从德语表达形式上有着明显移情作用。这一代入感十足的问法，鼓励读者为汉娜设身处地思考，从而理解、同情、认同她。

许多读者有所不知，汉娜并不是因为集中营看守身份成为被告，而是因为参与“选人”协助谋杀以及教堂火海之夜的不作为，造成犯人被残忍致死这两项主要罪名成为被告。汉娜的提问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同情，是基于读者的错误认知——认定汉娜作为集中营看守，不得不参与谋杀，有着“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Befehlsnotstand）。事实上，即便在二战大型射杀中，执行者很大程度上出于自愿，积极参与屠杀，并没有受到强迫。在战后集中营看守审判中，不是所有集中营看守被推上被告席，原因就在于他们并没有被强迫工作，他们中的确有人选择不去折磨犯人，而有的人主动参与屠杀。

“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这一说辞在战后审判纳粹的法庭上非常流行。早在纽伦堡国际审判之前，纳粹罪犯们便纷纷宣称如果不执行命令自己就不能保命，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能够列举出一个事例来证明有人因为拒绝执行命令而性命攸关。有趣的是，汉娜也透露：“我们当中也有几个死掉了，另外一些人跑了。他们说是要把伤员送到野战医院去，然后马上就回来。但是，他们自己心里也晓得，他们哪还会回来？”换而言之，抽身退去在当时完全可行，而且她也承认“一直陪同女看守和向她们发号施令的军官和警卫队突然消失。”既然连发号施令的军官和警卫队都消失了，汉娜就更不可能有“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汉娜提出的问题只能说明她根本没有质疑“选人送死”和“旁观火烧活人”的合理性。

作者运用汉娜之问暗示着为全体德国人开脱罪责的观点——魔鬼希特勒和一小撮纳粹蛊惑了无辜的德国民众，作为普通人的汉娜无法摆脱这样的大环境，因此陷入困境。施林克凭借汉娜之问试图营造小人物被迫无奈的局面，其实旨在掩盖纳粹深得民心的历史真相。正如德国总统科勒在2009年1月27日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讲话中指出：“如果没有那么多支持者和帮凶，希特勒等人是无法得逞的。从极端的追随者，到普通民众，以及既得利益者都不假思索听从了罪恶势力的摆布。”因此，必须明确，纳粹时期普通民众心甘情愿为纳粹服务，正是有了强大群众基础，纳粹才得以实施如此系统高效的大屠杀。如果只有一小撮罪犯根本成就不了第三帝国的滔天罪行，也形成不了战后多年不散的纳粹阴魂，时至今日，德国境内仍有纳粹余毒。作者笔下的汉娜之问一来让读者同情、认同汉娜，二来让读者把同情、认同的对象扩大到德国群众。换而言之，不仅汉娜是受害者，汉娜之流都是受害者。

真实的战后德国与国内德吹力推的“反思德国”相去甚远。（此处可以参照笔者发表于澎湃新闻的《从奥斯维辛到南京》一文，见文末链接。）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德国当局抵制揭露纳粹罪行，并极力回避反省历史，对纳粹种族主义没有进行彻底清算。在1964年，只有54%的德国人认为纳粹有严重罪行，直到1968年学生运动的爆发才逐渐打破谎言和沉默。美国电视剧《大屠杀》（Holocaust）于1979年二月在德国上映，德国人第一次通过公共媒体比较全面获悉纳粹屠犹史实，进行了针对大屠杀和相关历史真相的大辩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德国爆发的“历史学家之争”又一次相对化纳粹罪责，试图减轻战后一代人的心理重负，比如将前苏联的某些暴行作为希特勒之流的挡箭牌。进入九十年代，这一对历史的松绑态度也影响到了文艺创作，大屠杀主题创作中“不再要求确切的历史依据以及历史事实的精确呈现”的倾向值得关注。到了新世纪，德国社会回归正常化的渴望愈发强烈，当代“德语文学君主”瓦尔泽拒绝创作任何反法西斯的战争小说， 他曾在2008年访问北京大学，就北京媒体关于德国历史的提问，坦言道“德国分裂成东西两德是冷战的结果，和奥斯维辛毫不相干”。

这便是成稿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朗读者》的成长土壤。将性侵犯写成曼妙的爱情；把集中营写成解决文盲就业的福利组织；把主动参与谋杀写成迫不得已。这三个虚构情节看似分裂，其实一脉相承。爱情中的女主角被免了性侵犯的罪责；因为是文盲所以进入集中营成为纳粹的汉娜成了受害者；迫不得已参与屠杀的小人物提法更是把一大群德国汉娜塑造成可怜兮兮的受害者。这些虚构的背后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历史观——纳粹德国是受害者。正是在作者与历史暧昧调情的过程中，罪行被淡化了，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界限不再清晰，读者被暗示和鼓励去同情、认同罪犯，施暴者被受害者化了。这种把历史玩弄于掌股间的纯熟技巧成功感动了许多不熟悉德国历史和无法查阅档案文献的亚洲文化圈读者。

《朗读者》不是一部讲述普通文盲杀人犯爱恨情仇的文艺片，它的历史维度不容忽视，有必要引入历史原型和历史文献进行解读，正是有了大屠杀背景，这部小说才走入国际视野，被搬上好莱坞，引起各国关注。文学不同于历史，大屠杀文学的虚构尺度到底可以有多大是一道直指人心的考题。一部沉浸在反历史幻念中的争议作品，在我国不仅是一版再版的畅销书，而且被大范围误读成爱情与反思的佳作，这一怪象值得深思。是什么让我们被作者与历史的暧昧调情遮蔽了双眼，错把洋快餐当作米其林？

情人佳节，恰逢辞旧迎新，回顾曾经的情感投射，审视自身的认知误区。执念于男女主人公的情感也好，探究法律追求正义的可能性也罢，暧昧调情的成功需要配合——双方爱偷吃才行。将妖风当清风，究竟是我们的价值判断出了问题，对于爱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还是因为没有彻底反思经验的我们，陷入了初心和情怀的谜团，很难看穿伪装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