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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的《爱丽丝》：人生是一个白痴数学家笔下的胡话故事

马丁·加德纳

2022-09-22 16:08

【编者按】

《爱丽丝漫游奇境》与《镜中奇遇》是英国著名作家、逻辑学家与数学家刘易斯·卡罗尔创作的儿童文学经典，亦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胡话文学的典范之作。卡罗尔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孩子般的纯真之心，结合逻辑学家与数学家的奇思妙想，书写了爱丽丝的两段奇遇。

马丁·加德纳五十多年来持续研究《爱丽丝漫游奇境》与《爱丽丝镜中奇遇》，分别于1960年、1990年与1999年出版了三部《爱丽丝注释本》，其中包含大量内容详尽的注释与相关研究材料，为当代读者释疑解惑，被公认为是卡罗尔研究的经典之作。《爱丽丝梦游仙境与镜中奇缘诺顿注释本》一书即是融合了这三本书的内容，由北美卡罗尔学会主席马克·伯斯坦加以更新完善的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版。本文为该书的《〈爱丽丝注释本〉导言》，澎湃新闻经浦睿文化授权发布。

注释版《爱丽丝》的存在肯定有某些荒谬之处。1932年，刘易斯·卡罗尔一百周年诞辰，G.K.切斯特顿表达了他的“巨大担忧”，生怕爱丽丝的故事已经落入严肃学者们的手中，变得“像古墓一样冰冷与不朽”。

“好可怜的小爱丽丝！”切斯特顿哀叹道，“她不仅被大人逮住，不得不去做功课，而且还被迫把做功课之苦强加在别人身上。爱丽丝如今已经不是学童，简直变成了小学校长。假期结束了，道奇森又恢复了教师的身份。会有好多好多试卷，里面的题目都像这样：（1）你对这些东西有何了解：‘不怿’‘钻刺’‘黑线鳕之眼’‘糖浆井’‘美味汤’？（2）请把《爱丽丝镜中奇遇》中那盘棋的所有着法列出来，画成棋图。（3）请简述白骑士解决绿胡子的社交问题的方法。（4）请描述特威德尔当与特威德尔丁的差异。”

切斯特顿恳求世人不要用太严肃的方式去看待《爱丽丝》，这的确也有道理。但是，你只有明白好笑的点在哪里才会觉得一个笑话有趣，而有时候不得不对这些点做出解释。就《爱丽丝》而言，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极为奇特而复杂的胡话，是作者为另一个世纪的英国读者写的，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彻底领会文本的妙趣与韵味，就必须了解许多文本以外的东西。更糟糕的是，卡罗尔的某些笑话只有牛津当地的居民才懂，还有一些笑话更具私人性质，只有利德尔院长那些可爱的女儿们才能理解。

一个努力阅读《爱丽丝》的现代美国儿童会觉得，卡罗尔的胡话是随便编出来的，没有任何意义。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之所以会说“努力”，是因为即便在英格兰，十五岁以下的儿童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觉得《爱丽丝》与《柳林风声》或《绿野仙踪》之类的童话一样有趣。爱丽丝的梦具有梦魇般的氛围，总是让如今的孩子感到困惑，有时候甚至会惊吓到他们。《爱丽丝》能永垂不朽的唯一原因在于许多大人（尤其是科学家与数学家）仍然能欣赏这个故事。《爱丽丝注释本》这本书中的注释只是写给他们看的。

我尽力避免让两种注释出现在这本书里，不是因为那些注释过于难写或者不应该出现，而是因为太过简单，以至于任何聪明的读者都可以自己写出来。我指的是涉及寓意与精神分析的那些注释。就跟《荷马史诗》《圣经》或任何其他伟大的幻想文学作品一样，《爱丽丝》很容易吸引各种象征诠释，无论是政治的、形而上学的，还是弗洛伊德式的。有些这种类型的评论展示出了深厚学识，但只能引人发笑。例如，沙恩·莱斯利的一篇文章《刘易斯·卡罗尔与牛津运动》（Lewis Carroll and the Oxford Movement，London Mercury，1933年7月）主张《爱丽丝》中暗藏了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地区的宗教争论的一段秘史。例如，故事中的那罐橘子酱（orange marmalade）就是新教立场的象征［威廉三世又被称为“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明白了吗？］。红白骑士之战象征托马斯·赫胥黎与塞缪尔·威尔伯福斯主教之间的著名冲突。蓝色毛毛虫象征本杰明·乔伊特，白王后是约翰·亨利·纽曼枢机主教，红王后是亨利·曼宁枢机主教，柴郡猫是尼古拉斯·怀斯曼枢机主教，而扎勃沃克“肯定是英国人对于教皇权势的恐惧心理的表现”。

近年来，一股精神分析的诠释风潮自然而然地发展了出来。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曾经表示，弗洛伊德主义者没有分析爱丽丝的梦境，这令他松了一口气。不过，那已经是二十年前了。如今，唉，谁都可以当业余精神分析师。掉进兔子洞，或者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有一只脚伸进烟囱这种情节有什么含义，还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吗？问题在于，任何充满胡话的作品都有许多诱人的象征，让任何人都可以做出关于作者的假设，并且轻易地为自己的说法找出有力的证据。以这个场景为例：爱丽丝抓住笔的尾端，开始帮白国王做记录。只要花五分钟时间，一个人完全可以想出六种不同的诠释。但是这些诠释是否有任何一种能够符合卡罗尔无意识中的想法，这是很可疑的。比较贴近事实的是，卡罗尔的确对通灵现象与自动书写感兴趣，然而我们不能排除的一个假设是，这个场景中的笔之所以会以这种方式出现纯属巧合。

此外，别忘了《爱丽丝》中的许多角色与情节都是双关语和其他各种文字游戏的直接结果，如果卡罗尔用其他语言（例如法语）来写作，那结果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假海龟的形象寻找一种复杂的解释，它为何会那么忧郁用“假海龟汤”这道菜就足以解释了。《爱丽丝》中有许多跟吃有关的元素，这是由于它们是卡罗尔“口唇攻击性”的标志，还是由于卡罗尔意识到小孩都很喜欢吃东西，也喜欢在书中看到吃东西？另一个类似的问题是，故事中为何会有那么多虐待元素？不过，与过去七十年来的动画影片相比，那些情节算是比较温和的。难道所有动画影片的制作者都是施虐狂与受虐狂？这个假设似乎是不合理的。比较合理的说法是，他们都发现孩子们喜欢在影片中看到那种画面。卡罗尔是个技巧高超的说故事者，因此我们相信他也会有类似的发现。重点不在于卡罗尔是不是个神经质的人（我们都知道他的确是），而是在于，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给儿童看的充满胡话的幻想童话故事是精神分析洞见的丰富来源，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故事里有太多象征符号，而这些象征符号又有太多解释方式了。

读者们如果对关于《爱丽丝》的充满冲突的各种精神分析解释有兴趣，会发现本书最后的“主要参考文献”中列出的资料很有用。就精神分析诠释这方面来说，纽约的精神分析师菲莉丝·格里纳克对卡罗尔进行的研究是最出色与最细致的。她提出了许多极为精巧的论证，而且很可能所言不虚。但是，我们希望她说的并不正确。卡罗尔曾在信中提及，他父亲的死是他“整个人生中受到的最大打击”。红心王后与红王后是《爱丽丝》中最明显的母亲象征，但她们都是无情的角色；相反，红心国王与白国王（两者是父亲象征的有力候选者）都是很友善的人物。然而，我们大可以对这种诠释进行镜像颠倒，主张卡罗尔有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也许，他把小女孩当成母亲，所以爱丽丝自己才是真正的母亲象征。这就是格里纳克医生的观点。她指出，卡罗尔与爱丽丝之间的年龄差距和他与母亲之间的年龄差距差不多，而且她很肯定的一点是：“这种把未解决的对母亲的爱恋倒转过来的现象是很常见的。”根据格里纳克医生的说法，扎勃沃克与斯纳克都是“原初场景”（精神分析师仍然坚持这么称呼）的屏蔽记忆。或许如此，但疑问仍然存在。

我们可能无法进入查尔斯·勒特威奇·道奇森（编者按：刘易斯·卡罗尔的原名）的内在世界来解释他的怪癖，但他生平的外在事实倒是众所周知的。道奇森在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学院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那里也是他的母校。在那期间，他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担任数学教师。他上课缺乏幽默感，使人觉得无聊。他没有为数学做出什么重大贡献，尽管他提出的两个逻辑悖论刊登在了牛津大学的《心灵》期刊上，触及了如今被称为“元逻辑”的困难问题。他那些关于逻辑与数学的著作写法奇特，里面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但都只是些初等问题，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会去读了。

他外貌英俊，但并不对称——也许就是这两个事实让他对镜面反射那么感兴趣。他两边的肩膀一高一低，微笑起来嘴巴有点儿歪斜，两只眼睛的蓝色也有深浅之别。他身高中等，体型瘦削，总是维持着僵硬的挺直姿态，走路时的步态不太平稳。他一边的耳朵是聋的，讲话的时候会结巴，上唇颤抖。尽管被威尔伯福斯主教任命为会吏，但他因为有言语方面的障碍，所以很少上台布道，后来也没有进一步成为牧师。他的英国圣公会立场无疑很深切真诚。除了无法相信永罚（eternal damnation）的存在，他接受教会的所有正统观念。

在政治立场方面，他是个保守党人，敬畏勋爵与贵妇，对于社会地位不如他的人往往表现得很自命不凡。他反对舞台上出现亵渎的言语和挑逗的对话，而且他始终没有完成的一个计划就是进一步删改鲍德勒（Bowdler）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使之适合年轻女孩阅读。他打算把一些就连鲍德勒也觉得无害的段落删去。他是个很害羞的人，出席社交聚会的时候可能枯坐几个小时，完全不与人交谈，但是只要与一个孩子独处，他的害羞与口吃就会“悄悄地突然不见”。他是个单身汉，过着平静又快乐的无性生活，为人挑剔、古板、拘谨又古怪，待人友好温柔。“奇怪的是，我这一生未曾遭遇过任何磨难与麻烦，”他曾写道，“因此我毫不怀疑我的快乐是某种被托付给我，让我‘占有’的天赋，使我在老师回来之前，能做一些让别人快乐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他无聊的一面。但是一旦我们转向他的爱好，就会察觉到他个性里活泼有趣的一面。小时候他曾经尝试过表演木偶戏和变戏法，而且他一生都很喜欢变魔术，特别是为孩子们表演。他最喜欢的把戏之一是用手帕做出老鼠的形状，然后神奇地让它从手里跳出去。他也会教孩子们折纸船，以及一种在空中挥动时会砰砰作响的纸手枪。在摄影艺术刚兴起的时候，他就成了一名摄影师，专为儿童与名人拍肖像照，以出色的技巧与高雅的品位为照片构图。他喜欢玩各种游戏，尤其是国际象棋、槌球、双陆棋和台球。他发明了许多数学与文字趣题、游戏、加密法，还有一套记忆数字的规则（他在日记中曾提及，使用这种记忆方法可以记住圆周率小数点后七十一位）。尽管观剧不受当时的教会认可，但他是一个热心的歌剧与戏剧迷。知名女演员埃伦·特里（Ellen Terry）是他毕生的好友。

在卡罗尔的好友里，埃伦·特里是个例外。他最主要的爱好（也是给他最多愉悦的爱好）就是逗小女孩开心。“我喜欢孩子（男孩除外）。”他曾如此写道。他很怕小男孩，到了晚年更是尽可能避开他们。他采用了罗马人标记好运日的方式，他会在日记里写“我用白色石头来标记这一天”，只要他觉得那个日子特别值得纪念。那些日子之所以会被他标记，几乎都是因为他逗乐了某个儿童朋友，或者又结识了新的儿童朋友。他认为小女孩的裸体（与小男孩的身体截然不同）美丽极了。偶尔他会为裸体的小女孩画素描或者拍照，当然都会先征求女孩母亲的同意。“如果我描绘或拍摄的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孩子，”他写道，“却发现她对自己的裸体被看到有一丝退却（无论动作有多细微，无论她多容易就克服了这种顾虑），我觉得自己必须严肃地为上帝负责，彻底撤回请求。”为了避免那些裸体图像日后让那些女孩感到尴尬，他要求在他死后必须将其销毁，或者还给女孩与她们的父母。因此似乎没有任何这样的图像留存于世。

在《西尔维与布鲁诺的结局》（Sylvie and Bruno Concluded）中，有个段落深刻地表现出他对小女孩的极度痴迷。故事的叙述者显然是伪装过的查尔斯·道奇森，据其回忆，他一辈子里只见识过一次真正的完美：“......当时我在参加一场伦敦的展览会，穿越人群的时候，我突然与一个绝美脱俗的孩子面对面地相遇了。”卡罗尔从未停止追寻这样一个孩子。他成了在火车车厢和海水浴场结识小女孩的能手。去海边游玩时，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黑色袋子，里面装着益智铁环（wire puzzle）以及其他能让她们感兴趣的奇特礼物。他甚至还带着一些安全别针，如果那些小女孩想下水走走，他就可以帮她们把裙摆别起来。他的开场白有时候很有趣。他曾在海边为一个小女孩画素描，这个小女孩先前掉进了水里，穿着湿答答的衣服走过了他身边。卡罗尔撕下吸墨纸的一角，对女孩说：“我能把这张纸给你好让你把身上的水吸干吗?”

卡罗尔一生中接触过许多迷人的小女孩（从照片看得出来她们都很迷人），但没有一个能取代他爱上的第一个女孩：爱丽丝·利德尔（Alice Liddell）。“自从认识你以后，我结交了很多儿童朋友，”卡罗尔在爱丽丝结婚后写信对她说，“但他们与你截然不同。”爱丽丝是亨利·乔治·利德尔（Henry George Liddell，他的姓氏与“fiddle”这个词押韵），即基督教堂学院院长的女儿。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写过一本片段式的自传《往事》（Praeterita），其中的一个段落可以让我们略微了解爱丽丝有多迷人。弗洛伦丝·贝克尔·伦农（Florence Becker Lennon）所写的卡罗尔传记收录了那个段落，我就是从那本书里转引的。

当时罗斯金在牛津大学教书，先前他当过爱丽丝的绘画老师。某个下雪的冬夜，利德尔院长夫妇出去用餐，爱丽丝邀请罗斯金去家里喝茶。“我想当时爱丽丝一定派人送了一张短笺给我。”他写道，“那个时候汤姆方庭（Tom Quad）内还没有积雪。”罗斯金安坐在壁炉边的一张扶手椅上，这时院长家的门突然打开，他“突然感觉到有一阵火星被风吹了出去”。结果是院长夫妇回来了，因为路上的积雪封锁了道路。

“看到我们，你一定很遗憾吧，罗斯金先生!”利德尔太太说。

“从来没那么遗憾过。”罗斯金答道。

院长让他们回去继续喝茶。“所以我们就照做了。”罗斯金接着写道，“但是等到她爸妈吃完晚餐，我们可不能让他们待在客厅外面，所以我就郁郁不乐地回到圣体学院（Corpus）去了。”

接下来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部分。罗斯金认为爱丽丝的妹妹伊迪丝与罗达也在场，但他不确定。因为，他如此写道：“如今回想起来真像是一个梦。”没错，爱丽丝一定是个充满魅力的小女孩。

卡罗尔是否爱上了爱丽丝·利德尔？这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如果这指的是他想要娶爱丽丝，或者向她求爱的话，那我们完全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不过就另一方面而言，他对待爱丽丝的态度的确就像个恋爱中的男人。我们知道利德尔太太察觉到了异样，于是设法打消了卡罗尔的念头，后来还烧掉了他早先写给爱丽丝的那些信。卡罗尔的一篇日记（1862年10月28日）以隐晦的方式提到他“自从纽里勋爵（Lord Newry）的那件事之后”就不再受到利德尔太太的青睐。“纽里勋爵的那件事”到底是什么?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卡罗尔动过任何其他念头，他与那些小女孩之间保持着最为纯真的关系，而且从她们后来留下的愉悦回忆来看，也没有任何他会做出不当行为的迹象。我们通过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当时英格兰人普遍将小女孩的美貌与纯洁理想化。这无疑让卡罗尔能够更轻易地认定自己对于她们的喜爱出于崇高的精神层面。不过，这当然不能充分地解释那种喜爱。近年来，有人把卡罗尔比作亨伯特·亨伯特（Humbert Humbert），也就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小说《洛丽塔》（Lolita）中的叙述者。他们俩的确都对小女孩情有独钟，但两者的目标却刚好相反。亨伯特的“美丽少女”（nymphets）是他性幻想的对象，但卡罗尔的小女孩之所以对他有吸引力，恰恰是因为他觉得与她们的交往在性方面是安全的。在文学史上，卡罗尔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与梭罗（Thoreau）、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这样过着无性生活的作家，以及坡（Poe）、欧内斯特·道森（Ernest Dowson）这样深受小女孩吸引的作家都不一样。卡罗尔将性方面的完全天真与彻底的异性恋热情奇怪地结合了起来。

卡罗尔喜欢亲吻他的儿童朋友，在信的最后会献上一千万个吻，四又四分之三个吻，或者百万分之二个吻。如果有人跟他说亲吻也许带有性的成分，他可是会被惊吓到的。在卡罗尔的日记里记载了一件趣事：他曾经亲了一个小女孩，结果发现对方已经十七岁了。卡罗尔立刻写了一封煞有介事的道歉信给小女孩的母亲，保证绝对不会再发生那种事，但她母亲可不觉得有趣。

有个叫艾琳·巴恩斯（Irene Barnes，后来在《爱丽丝》改编成的音乐剧中，她扮演的是白王后与红心杰克这两个角色）的十五岁的漂亮女演员曾与查尔斯·道奇森到海边度假胜地玩了一个星期。“现在回想起来，”艾琳在她的自传《述说自己的故事》[To Tell My Story，下文转引自罗杰·格林（Roger Green）编的卡罗尔《日记》，第二卷，第454页]中回忆道，“他很瘦削，身高六英尺不到一点儿，脸看起来充满年轻的活力，一头白发，给人一种极为洁净的印象……他深爱孩子，不过在我看来他不太了解他们……他很喜欢教我他发明的逻辑游戏（一种用来解决三段论推理的方法，具体做法是把黑筹码与红筹码放在卡罗尔自己发明的图表上）。当乐队在外面游行奏乐，月光流泻在海面上，我想就是这种活动让夜晚变得如此漫长吧?”

《爱丽丝》中充满了无拘无束，带有古怪的暴力色彩的场景，所以大家很可能会说那是卡罗尔为自己的压抑情绪找到的出口。维多利亚时代的孩子无疑也喜欢这种放松的方式。他们欣然发现终于出现了一些没有道德教诲的书，但卡罗尔却越来越不安，因为他还没为儿童写出任何一本能够传播基督教福音的书。为此，他写出了《西尔维与布鲁诺》（Sylvie and Bruno）这部长篇奇幻小说，分成两个独立的部分出版。小说中有一些妙趣横生的情节，还有一首有如发狂的赋格曲般穿插在整个故事中的园丁之歌，这是卡罗尔最好的作品。唱到最后一节时，园丁的泪水从脸颊上流下：

他以为看到了一个论证

证明他是教皇。

他又看了一遍，发现那是

一块颜色斑驳的肥皂。

“这令人如此害怕，”他虚弱地说，

“所有希望都已破灭!”

但卡罗尔在这个故事中最喜欢的不是那些出色的胡话诗。他偏爱的是两个仙子般的孩子——西尔维与布鲁诺——唱的那首歌，副歌部分是这样的：

因为我认为那就是爱，

因为我感觉那就是爱，

因为我确定那只能是爱!

卡罗尔认为这是他写过的最好的一首诗歌。即便有些人会认同小说传达的观点，以及充斥其中的浓重的虔诚，但是如今把那些部分再拿来读一遍，他们也难免会为作者感到尴尬。因为那些东西仿佛是在糖浆井里写出来的。可悲的是，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从艺术还是修辞的角度来看，《西尔维与布鲁诺》总体上都是失败之作。尽管那本书是有意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孩子们写的，但肯定没有几个孩子会被这个故事打动，也不会感到有趣或精神振奋。

讽刺的是，至少对于某些现代读者来说，比《西尔维与布鲁诺》更能有效传达宗教信息的反而是卡罗尔早期的那些异教胡话诗。就像切斯特顿常常告诉我们的，胡话诗是一种让我们留心存在的方式，就像是宗教的谦卑与惊叹。独角兽认为爱丽丝是传说中的怪物，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无聊的哲学观点：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理性的怪物，用后腿走路，戴着一副可以折叠的镜片观看世界，周期性地把有机物质推进脸上的孔洞，以此来获得能量，但他们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传说中的怪物。这些生物的鼻子偶尔还会突然喷气。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想象过，有哲学家一边打喷嚏，一边写下深邃的语句。他想，这样的人如何能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形而上学呢?

《爱丽丝》的最后一层隐喻：以合乎理性、不存幻想的眼光来看，人生就像是一个白痴数学家笔下的胡话故事。科学最终发现的不过是假海龟波与鹰头狮粒子之间永不停息的疯狂方阵舞。一时间，波与粒子跳起了超出想象的古怪又复杂的舞步，这能反映出它们自身的荒谬性。我们都过着闹剧般的生活，不知何故就被判了死刑，等到我们试着搞清楚城堡里的当权者到底要我们做些什么时，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愚蠢的官僚。我们甚至不确定城堡的主人西西伯爵（Count West-West）是不是真的存在。不止一位批评家曾经表示卡夫卡的《审判》与红心杰克的审判过程有某种相似性，而卡夫卡的《城堡》很像那场象棋对局，活的棋子根本不知道对局的情况，不知道自己的移动到底是出于自由意志，还是被看不见的手指所推动。

宇宙的这种可怕的盲目（“砍掉他的头!”）可能会令人觉得不安，就像是卡夫卡的作品与《约伯记》，也可能成为轻松愉快的喜剧，就像是《爱丽丝》或切斯特顿的《名叫星期四的人》（The Man Who Was Thursday）。切斯特顿的小说就像是一场形而上学的噩梦：象征上帝的“星期日”对追寻他的人抛下了仅有的几句话，但最后发现它们都是没有意义的胡话。其中一句话甚至留下了“雪花”（Snowdrop）的署名，恰好就是爱丽丝那只小白猫的名字。这种景象有可能导致绝望与自杀，或是让-保罗·萨特的短篇故事《墙》结尾处的大笑声，或是人道主义者勇敢面对最终黑暗的决心。奇怪的是，这也可以促使我们做出一个大胆的假设：黑暗的背后也许有一束光明。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他最精彩的一次布道演说中表示，笑声就像信仰与绝望之间的无人岛。在面对人生表面上的荒诞时，我们通过大笑来保持清醒，不过我们面对的若是邪恶与死亡代表的更深层的非理性时，笑声就变成了苦笑与嘲笑。尼布尔总结说：”这就是为什么在圣殿的前厅里有笑声，笑声回荡在整个圣殿中。但在至圣所里，没有笑声，只有信仰与祷告。”

邓萨尼勋爵（Lord Dunsany）在《佩加纳的诸神》（The Gods of Pagana）中也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说话的是林潘—唐（Limpang-Tung），欢笑与歌声悦耳的吟游歌手之神。

“我会让玩笑与一点点欢乐降临人间。死亡对你们来说就像远山的紫色轮廓一样遥远，悲伤也如夏日蓝天的雨不见踪影，向林潘—唐祷告吧。但是等到你们变老了，或即将死去，就别向林潘—唐祷告，因为你们已经成了连他都无法理解的规划中的一个部分。

“走到满天繁星的夜空下，林潘—唐将会与你们共舞。……或者与林潘—唐说笑，只是不要在悲伤时对林潘—唐祷告，只因他对悲伤是这样看的：‘诸神也许都很聪明，但无法理解悲伤。’”

《爱丽丝漫游奇境》与《爱丽丝镜中奇遇》是尊敬的C.L.道奇森会吏在远离基督教堂学院事务的心灵假期中献给林潘—唐的两个无与伦比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