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潮︱信天翁与不死鸟：如何阅读《国王的两个身体》

《国王的两个身体》毫无疑问已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最为声名显赫的历史著述之一。不过，这本书刚刚面世之初，在中世纪史学内部其实并不乏异议，甚至颇有些让人尴尬的评论。斯莫利（Beryl Smalley）甚至说，“读完此书，就好比品尝了一顿只有果酱没有面包的晚餐一样让人感到不适”；当时已经同康托洛维茨交恶的康托尔（Norman Cantor）则在书评里毫不客气地指出，作者与其用力在不相干的文本比如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还不如多去研究研究国王与国会之间的斗争话语；而后来被康托尔视为中世纪研究“曾经和未来的国王”的萨瑟恩（Richard Southern）则说，“追随康托洛维茨教授在中世纪寻找‘国王的两个身体’之旅，就好比在黑夜里的陌生国度里漫步，景观是时断时续的，尽管有时也不乏壮观瑰丽，但要想凭此辨识出这个国家的样貌是不大可能的”。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1997年《国王的两个身体》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里，尽管此时《国王的两个身体》的地位已经得到学界公认，但这本纪念文集里仍旧有一篇文章对康托洛维茨的研究路径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其文颇有些不客气地揶揄道，虽然康托洛维茨的著作能让我们学习、沉思、想象乃至于“梦想”，“但我绝不会让我的学生以此作为历史写作的典范”。

类似的“恶评”最近二十年已不大看到。事实上，《国王的两个身体》此后适逢周年的纪念几乎已成了一种固定的仪式：继1997年的四十周年纪念文集、2007年由《表象》杂志推出的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之后，2017年此书出版六十周年之际又至少有两本纪念文集和一本纪念专刊相继面世。

2017年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国王的身体永不毁坏》

不过，成名之作的早期“恶评”并非全无意义，由于它们不太可能为萦绕在巨作周边的神秘性所惑，这些今天看来大多落空的误判其实多多少少能反映成书过程中原本存在的一些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成名之作的早期“恶评”往往能从侧面昭示学术方法和风气的流转，大多数“恶评”之所以产生，无非是因为相对老派的学者不能适应新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所致。如果谁能有心搜罗今天为学界公认的成名之作的早期“恶评”，或许能写成一部颇有意味的边缘学术史也未可知。

就《国王的两个身体》而言，首先应当承认，这本书的结构的确存在着一些争议。1953年左右，康托洛维茨的初稿其实已经完成，但其中并没有目前定稿本中论述但丁的第八章，这一章很可能也并不在其最初的构思之列。全书完成之后，作为此书的评审人之一斯特雷耶曾建议康托洛维茨将但丁一章删去。而另一位评审人波斯特（Gaines Post）则建议，至少应再加上一节五到十页左右的结语。结果两位评审人的建议都被康托洛维茨拒绝了，他在前言里说，“我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觉得有必要得出一些结论”。虽然最终定稿时他不得已应评审人的要求在形式上增加了一个附论，但其讨论的毋宁是一个与全书整体不太相关的新话题——“国王的两个身体”是否仅为独属于中世纪的历史现象，抑或是在异教政治传统里也有类似经验存在？——至于全书的结论，康托洛维茨仍旧付之阙如，按照他在前言里的说法，读者“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并自行把齿轮组装起来”。

我相信，本书的任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到“自行组装”的不易，康托洛维茨的谦辞其实反过来看更像是一个倨傲的作者对于读者耐心和智力的要求。康托洛维茨曾经有些自负地称他自己的创作为Kabinettstücke（珍玩），换言之，非行家里手不能辨识其魅力所在。可能也正是这种理智的倨傲让他拒绝为这部著述给出哪怕一个简短的结论。

如果说结论的阙如是出于理智的倨傲，那么斯特雷耶关于但丁的一章的意见则更多牵涉到全书的结构问题。我相信，斯特雷耶之所以建议康托洛维茨删去但丁一章，即便不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章有离题之嫌，也或多或少是因为此章看上去多少有些冗赘，删去但丁一章，或许反倒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构思上更为完美的版本。事实上，如果读者足够细心，应当能觉察到在全书倒数第三章即“国王永远不死”一章的结束处，康托洛维茨其实有一段不长不短的结语，回应了全书开篇提出的独体法人问题。因而，如果没有最后加入的两章，那么《国王的两个身体》原本是一个精巧的回环结构：即以十六世纪伊丽莎白法学家那里的独体法人问题为设问，通过回溯至十一世纪末诺曼无名氏的文本和奥托二世的微缩画，经由十三世纪西西里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和英格兰的布莱克顿为过渡，再经过对十三世纪之后、中世纪晚期的政治体延续性问题的解释，最终回转到对文初十六世纪问题的回答。我相信，此书原初的构思就是这样一种回环的结构，并且，这个阅读的密码就隐藏在这个回环结构的首末两端：在全书正文的开篇，康托洛维茨使用了一个鸟类的意象——波德莱尔的“信天翁”，以此形容政治神秘主义一旦丧失其神秘性之后，就好比被剥去了色彩斑斓的羽翼一般，贫乏、可怜、受人奚落；而在这个回环结构的最后一节，康托洛维茨同样使用了一个鸟类的意象——传说中神秘的“不死鸟”，毁灭之后总能从灰烬中再次诞生和起飞。二者恰好设定了一个相对照的、说明象征性权力之神秘性或有或无的意象组合。

对一部著述而言，这个回环结构其实是近于完美的，如果这部书就到此为止，或许也足以传世。但大概是五十年代以后对但丁的重读使得康托洛维茨改变了原本的写作计划，于是造成了全书结构上凭空多出来一个全新的主题，也给读者带来了不小的阅读挑战。康托洛维茨的构思和成书过程此前并不为人所了解，至少在2017年康托洛维茨的最新传记出版之前，学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康托洛维茨的运思环节。不过，若干敏感的读者如专治政治神学的卡恩应当排除在外，她早早便曾断言，《国王的两个身体》事实上包含着两个论证：其一是英格兰的世俗宪政的基督论起源问题；其二则是在但丁一章中得到阐发的世俗化的人道宗教问题。

如果不考虑其双重论证，从现有文本的结构上来看，《国王的两个身体》以梅特兰和英格兰宪政为开始的主题最后看上去的确偏离了它的开端。当英格兰宪政问题为发端、其后不断延伸的“二元性”主题蔓延、扩张至“但丁的两个太阳”收束时，一个簇新的问题域却出现了：传统上被布克哈特视为“文艺复兴宣言”的皮科论人类尊严的命题，此时被康托洛维茨界定为仅仅是对但丁的世俗化人性宗教的模仿。《国王的两个身体》正文的最后一句话暗示着一个全新的主题作为全书的结语——这就是“人道宗教”的到来，因为，人开始要为人性本身加冕。

但丁对于康托洛维茨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早年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中，但丁就毋宁是这部传记的另一个主角，康托洛维茨在此书中不仅将但丁视作弗里德里希二世与圣弗朗西斯、恺撒帝国与耶稣帝国、鹰与十字架的折中，而且，在他看来，但丁的《帝制论》在现实中的原型就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国家，《帝制论》三卷所描述的三种世界性力量同时也存在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国家里。而在五十年代之后，康托洛维茨又开始不断地重读但丁，1954年他着手修订《国王的两个身体》时开设的一个讨论班课程即为“但丁作品中的王权与人类自由”，而直到1963年康托洛维茨去世前的最后一个讨论班课程仍旧是但丁的《帝制论》。我相信，正是对但丁的阅读将康托洛维茨重新带回了政治神学的语境。按照卡恩的看法，康托洛维茨的但丁解读甚至毋宁就是对施密特的回应，通过但丁的政治神学所构想的人类共同体与人性本身的自主，康托洛维茨最终回应了施密特建立在敌友区分基础上的国家神话。

卡恩的观点能否成立另当别论，但无论如何，康托洛维茨此书在最具克里斯玛意味的地方，亦即在国王的荣耀里寻找现代宪政起源的秘密，却是毋庸置疑的。看上去英格兰宪政的神学起源和世俗化的人道宗教，构成了此书的政治神学的两个独立面相，二者之间确定无疑存在，却极难清晰辨明的联系，则是这本书的复杂构思留给读者的一个极大挑战。这一点，康托洛维茨本人很可能也了然于胸，所以在正文的结束处，他以特有的暧昧语气说道，现在英国法学家关于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的定义，“对我们来说总算更容易理解了——但或许变得更难理解也未可知”。

总体而言，这两个论证应当可以统摄在政治神学这个大命题之下。康托洛维茨使用了施密特的政治神学一词，但这本书里却从没有一处出现施密特的名字。他的写作动机毫无疑问与施密特有关，大体上他也应当认可施密特的断言，现代国家的基本概念是中世纪神学概念的某种世俗化形式。但与其说康托洛维茨的政治神学直接来源于施密特的《政治神学四篇》，还不如说来源于施密特另一部相关作品《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因为，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一文里，施密特已经指出，教会是一个法人，但不是股份公司意义上的法人，在教会的法人形式中隐藏着一个社会学的奥秘。因此，我很怀疑《国王的两个身体》引言中康托洛维茨本人所讲述的那个关于此书写作动机的起源故事是否属实，或者这个故事只是一种记忆叠加的产物，否则无法解释康托洛维茨和雷丁（Max Radin）教授的谈话几乎重复了施密特若干年前的断言。

至于《政治神学四篇》中的例外状态和紧急状态之类的话语，则被康托洛维茨妥帖安排在此书论政治体必然性的章节里，如果不仔细阅读，读者很难直接从字面上看出此书与施密特的直接联系。康托洛维茨更倾向于将施密特的政治论断融入“国王的两个身体”拟制演化的某个阶段里，他本人则非常克制地不对中世纪政治神学的现代对应项做过多的引申，尽量不在字面上直接指出，现代国家理论中的某个概念对应于中世纪神学中的某个概念。而唯独只有一次他脱口说出，中世纪晚期的“永久必然性”概念其现代对应项就是现代的“不断革命论”。

但康托洛维茨对施密特的推进，并不是更为精确地找到了现代国家概念的中世纪对应项，而毋宁是将施密特的政治神学带回到中世纪的世界里，带回早期现代的世俗化进程之前。这必定会带来某种理论困难，如果说在施密特那里，现代国家理论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那么这种单向的关系对于中世纪而言却并不存在。首先，严格来说中世纪国家既不是世俗的也不是非世俗的，其次，这也恰恰是因为，正如康托洛维茨所言，“教会与国家之间无尽的交互关系，活跃在中世纪的每一个世纪里，并且在双方那里都创造了各自混杂的形态，双方都从对方那里借用并交换了徽章、政治符号、特权以及荣耀的形式”。而在同时期的一篇论文《国家的神话》里，康托洛维茨更是明确指出，正是在这种混杂和交互的关系中才衍生出后世的“国家的神话”。因此，相对于施密特的政治神学而言，康托洛维茨的中世纪政治神学不仅仅是回溯性的，而且也是扩展性的。

几乎不可能把施密特的政治神学照搬进中世纪的政治神学，“国王的两个身体”不可能是所谓世俗化的神学概念，更不可能是神学化的世俗概念，它只能而且必然只是一种纯粹的拟制。毕竟，借用康托洛维茨本人的隐喻来说，中世纪的世界更像是一个活跃着不死鸟、而未曾一睹信天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拟制的演化仿佛不死鸟的种种蜕变，而拟制所采取的种种载体形式，就构成了《国王的两个身体》里的形态学。

有学者尝论，施密特的政治神学大体上是独断性的形而上学，而康托洛维茨的政治神学则是经验性的历史学。不错，康托洛维茨游走于宪政史、仪式史、图像学、文学批评、政治思想之间，乃至于时人对此书有“万花筒”之谓，其思考方式毫无疑问是历史性的，但其历史形态学一以贯之的中心却只是一个神秘的拟制。

不过，对于老派的中世纪学者而言，仅仅凭借一个含混的象征化表述就能驾驭时段跨度巨大、材料类型众多的一段历史，的确是让人心生疑虑的。斯莫利之所以说《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一顿只有果酱没有面包的晚餐”，部分的原因就在于她认为，没有现实政治相佐佑，仅凭“国王的两个身体”的隐喻完全没办法撑起这部书里所有的材料；同样，康托尔之所以怀疑康托洛维茨莎士比亚研究的价值，之所以建议康托洛维茨将笔力放在国王和议会之间实际的斗争话语上，也同样是因为，在他看来，即便我们承认，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观念扎根于教会和神学的原则里，但无论如何也应当与英格兰的现实政治有关，而在《国王的两个身体》里恰恰看不到任何现实政治的要素。我相信，斯莫利和康托尔的意见一定都受到萨瑟恩更早的一篇书评的影响，萨瑟恩提供了对《国王的两个身体》最初也是最为基本的怀疑，在他看来，康托洛维茨毋宁是将象征置于现实之前，而且似乎假设了一个人类完全沉浸于其中的幽暗的象征世界，在这里，如果没有象征，人们既不能把握政治现实，也无法表达他们实际的政治野心。正是基于此，萨瑟恩才有暗夜里行路之喻，意指康托洛维茨此书固然像暗夜里行路那样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但绝非历史的本来面目。

事实上，更晚近一些的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里对康托洛维茨的责难一文，还是与前述批评如出一辙。此文也还是认为康托洛维茨刻意选择文本、抽离语境以适应他的论证，几乎不涉及其讨论文本的政治社会条件，因此，在他看来，《国王的两个身体》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去语境化的研究，“不应被视作历史研究的典范”。

说《国王的两个身体》是去语境化的研究，乃至于说康托洛维茨的研究与剑桥学派的旨趣大相径庭，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康托洛维茨的确从中世纪盛期到现代早期五百余年的历史中选择了若干跳跃的历史阶段，他其实并不想去论证这若干环节的来龙去脉和因果联系。康托洛维茨本人并不关心，伊丽莎白时期的法学家是否借用了福蒂斯丘的理论，或者布莱克顿是否读过诺曼无名氏的著作；而且，此书中的论证推演也完全没有借用直接的因果联系，比如第三章康托洛维茨的笔触之所以由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西西里转向同时期布莱克顿的英格兰，其实并非建立在同时期两地间频繁的外交和政治交往之上（尽管康托洛维茨有文专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大臣在英格兰的经历，但此处却非常克制地拒绝了以此作为立论根据的诱惑）。在所有的历史关联里，对康托洛维茨来说，很可能最不重要的恰恰就是直接的因果性联系。

很难为康托洛维茨的研究找到一种明确的方法论定位，颇有些学者认为，康托洛维茨的方法接近于后世的“身体话语分析”“文本考古学”“新历史主义”，乃至于科泽勒克式的概念史研究。所有这些后设的定位，我觉得都未必那么恰当。不错，《国王的两个身体》偶然闯入了福柯的视野，的确是这部著述成名的意外因素之一。但身体这个词在康托洛维茨那里仅仅活在隐喻和象征的世界里，既不见肉也不见血，他的身体概念只是一种象征化的表述，和今天文化史里的“身体史”分支完全不是一码事。因此，与其说这部书的关键词是身体，还不如说是身体的象征化表述。而这种象征化表述与后世的“话语分析”或“文本考古学”究竟有几分关系，也是十分可疑的。

事实上，康托洛维茨本人偶尔倒是使用过一个方法论用语——宪政语义学（constitutional semantic）。这个比较罕见的词汇或许能比较好地体现康托洛维茨的方法论特征。在宪政问题上，与其说康托洛维茨关心的是老派的、偏于政治史取向的宪政史问题，还不如说其关心的是宪政的语义学问题。但这种语义学绝非是分析意义上的语义学，康托洛维茨完全不想让布莱克顿的“国王在法律之上”与“国王在法律之下”如何在分析的语法中更加清晰而无矛盾地呈现，相反，从布莱克顿问题的学术史来看，康托洛维茨毋宁是刻意强化了其矛盾性，以适应全书中一以贯之的如“正义之父与正义之子”“法律之上与法律之下”“大写的国王与小写的国王”等悖谬式表述。

或许应当说，仅就宪政问题而论，康托洛维茨的宪政语义学方法探究的只是使宪政得以可能的符号性的、观念性的、礼仪性的和语言性的条件。康托洛维茨并不想得出与老派的宪政史研究学者类似的结论，如果你认为可以从《国王的两个身体》里得出，何以唯独在英国革命才出现了大写的国王与小写的国王之间的斗争，你恐怕一定会失望而归。麦基文、梅特兰那一代人对宪政与法律拟制之间关系的阐释，从未曾离开对其现实政治关系的分析，而康托洛维茨称“国王的两个身体”为“拟制”（fiction），却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所讨论的究竟是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还是文学性的虚构（literary fiction），大体上研究者认为，他其实刻意模糊这两个原本相隔万里、仅有字面关联的用语，更有甚者，康托洛维茨还刻意引入了一个唯名论概念“理智的拟制”（fictiones intellectuals），进一步暗示fiction一词与形而上真实的暧昧联系。这一点是麦基文和梅特兰那一辈的宪政学者万万不曾想到的。

2016版

老派的宪政史研究之所以不再受到欢迎，并不仅仅因为在经验层面他们忽略了国家问题和宪政问题的相关性，学界整体风气的流转肯定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国王的两个身体”当然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宪政主义概念，同样也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绝对主义概念，绝对主义和宪政主义之间的界限在此书中也许会令人失望地模糊，但真正让康托洛维茨成为一个先行者的原因肯定不在于此。康托洛维茨之所以不同于此前的老派宪政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恰恰在于他采取了实证史学家不能接受的、忽视现实政治语境的研究方法，因为这本书实际上是在最具克里斯玛意味的地方、在国王的荣耀里寻找现代国家和现代宪政共同的起源秘密。

另一方面，康托洛维茨之所以成为勒福、古谢、阿甘本乃至于布尔迪厄不断回溯的理论源头，也并非是由于他在纯粹政治理论方面早早洞察到了所谓权力的象征性维度。康托洛维茨并没有多么敏感的历史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如果说康托洛维茨有什么超出同时期中世纪史学家的视野，那么毫无疑问还应当是他讲述的中世纪政治神学的故事。如果这部书分析的仅仅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交互影响史，那么此前若干学者的研究已经足够出色了，但是，康托洛维茨在此书中描述的“教会与国家之间无尽的交织状态”，最终导向的却是一个实证史学家殊难理解的、几乎近于唯名论的拟制概念。

而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王的两个身体》更容易为我们这个唯名论时代而接受。康托洛维茨极具技巧性地一面将法律拟制与文学虚构相勾连，一面转而断言拟制未必皆虚空、未必不真实，其实正是我们这个唯名论时代的学术话语里最为常见的阐释象征性权力的路径。如果再次借用康托洛维茨的隐喻，这就好比，已然在现实中一睹信天翁的命运，却断言曾经存在过所谓的“不死鸟”。

当然，这终究是一个吊诡。按照康托洛维茨讲述的故事模型推演下去，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一个弑君者如果要真正杀掉端坐在王位上的国王，就必须同时让国王的两个身体全都归于寂灭。但是，如何杀掉一个象征性的身体？谁又能够杀死一个不存在的拟制物？杀死那只“不死鸟”，难道不是一个更加荒诞不经的故事？再进一步，如果你无法把它真正杀死，那么它是否一定会换一种形式重新回来？因此，我并不认为，这个故事与现代国家的真实起源有关，从根本上说，这毋宁揭示的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极端唯名论时代的困境。

但是我相信，康托洛维茨是揭示这个困境的合适人物。在麦卡锡时代里，康托洛维茨身处的加州大学系统曾经要求每一位教员签署一份效忠的誓词，以表明其身份不是共产党员。康托洛维茨断然拒绝了效忠宣誓，并因为拒绝宣誓而失去教职、被迫离开伯克利。在他留下的一份关于伯克利宣誓争议的文献里，康托洛维茨这样写道，“每一个誓言，一旦说出，都有它自足的生命”。从他对待誓言的态度来看，康托洛维茨配得上是我们这个唯名论时代里一位罕见的、视空虚为真实的捕风者。或许也只有这样视空虚为真实的捕风者才能够写出这部关于fiction的伟大作品。不过，唯一不能确定的是，这位伟大的捕风者收回的网里，究竟是垂死的信天翁，抑或是重生的不死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