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见大邦——何山东周墓与途为盉探古

原作者：宁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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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展厅回溯发现

吴文化博物馆“考古探吴中”展厅的第三部分名为“大邦之争”，着眼于展现春秋晚期吴国的空前盛况。这里以场景设置与文物展示相结合方式，营造出一种充满沉浸感的观赏体验。漫天镞矢悬空，兵锋所指处是一整墙面的吴国对外争伐示意沙盘，沙盘上辅以借鉴自战国时期水陆攻战图经典画面而演绎的剪影式动画，沙盘下三面墙裙则塑成残兵断剑的硝烟战场，吴国的浩大军容与一时强盛，跃然可见。

与这组场景相对处是一面陈列着29件文物的大通柜，其中青铜器27件、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器各1件。它们均出土于苏州何山的东周墓葬，组合丰富，构成了在苏州地区较罕见的出土青铜器群。

图一 吴文化博物馆“大邦之争”展项实景（局部）

何山是位于苏州古城西部的一座火山岩小山，山体呈北东走向，长约750米，海拔63.8米，山体表面覆盖有较厚的红色泥土层。1980年7月6日，原吴县枫桥公社水泥厂职工在何山取土时，意外挖出了一批青铜器，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经现场调查后判断为墓葬所出，并进行了征集，得器35件，包括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和陶瓷生活器。其中，青铜礼器有鼎5件、簠2件、盉1件、缶1件、盘1件，兵器有戈2件、矛3件、镞14件，车马器有軎、辖各2件，另有小方格纹硬陶罐、原始瓷深腹碗各1件[1]。在这其中，最为吸引人的当是一件造型典雅、装饰精美的提梁盉（图二）。

图二 苏州何山墓出土的途为盉

这件盉通高25.2厘米，提梁高8.5厘米，足高6.8厘米，口径10.8厘米，重4105克。器作小口，设浅平盖，广肩上跨夔龙形提梁，盖顶有一活络链与提梁相连，扁圆腹，腹一侧出龙首形曲流，对侧附交龙形鋬，腹下置三短蹄足。器盖、器身、提梁各处饰云雷纹、蟠虺纹、羽状纹、鳞纹、凸弦纹等组合纹带，图案细密繁缛。器肩部铸有篆书铭文一周8字：“楚叔之孙途为之盉”（图三）。

图三 途为盉铭文（引自：《殷周金文集成》09426）

此器是苏州地区目前出土先秦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一件，原收藏于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随着文博事业发展需要，于2020年移交吴文化博物馆收藏展示，成为吴博 “镇馆之宝”之一。

二 盉之名，盉之用

由铭文可知，这件盉的作器者名叫“途为”，是楚国贵族“楚叔”支脉的子孙，为楚王族之后，身份显赫，但其人史籍缺载。按照青铜器命名的一般规则，自铭器且器主明确的，命名宜为“器主名+器类名”，如“吴王夫差剑”、“王子于戈”等。因此，该器可称为“途为盉”，或“楚途为盉”。在1984发表的简报中，曾将“途”视作器主之名，此后许多研究文章沿用此说，因称该器为“途盉”或“楚途盉”。考诸铭文辞例，先秦时期未见以“为”作动词，而写作“某某为之器”的旁例，且此读法与同为楚叔家族器的倗鼎、以邓鼎、克黄豆等例（详见下文）殊然不同。

青铜盉源自新石器时代的陶盉。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礼器的铜盉，始见夏代晚期（图四），一直沿用到战国时期[2]，至今多有考古发现。因流行时间长，盉的形制在不同时期发生了较大变化。早期的盉盖与器连铸，盖的后面有个大孔，腹侧有一支向上斜插的管形流。商末到西周时期的盉（图五），形似执壶，盖与盘以钮链相连，足有柱形、鬲形和丁字形多种。如途为盉这种小口广肩，兽首曲流，扁腹三蹄足，肩跨提梁的盉之形制，是春秋中晚期方才出现的，流行至战国晚期趋于消失。到西汉时期，提梁基本消失，代之以腹侧长柄。前者称“盉”，多无异议；后者称“鐎”（图六），也有出土自铭器为证[3]。但这种提梁式的盉形器，该是称“盉”还是“鐎”，意见不一，近代以来的许多学者习惯于称提梁式盉为“鐎”，近年来又出现了“鐎盉”的折中称谓。通过途为盉的自铭，我们可知这种小口广肩，前有流口，上有提梁之器实应称 “盉”，依器型则可称“提梁盉”。

与形制变化相对应的，盉的使用功能也发生了改变。结合文献记载与出土材料分析，早期的盉既可为水器，与盘组合使用，用于盥洗；也可为酒器，用于温煮、调和酒水浓淡。到西周中期往后，随着匜的流行，匜盘组合渐取代了盉与盘的组合，盉的水器功能渐失，而更多的用作调酒器。至汉代，提梁消失，变为腹侧置一长方柄的握持式的“鐎”（俗称鐎盉、鐎壶），成为专用的温煮酒器[4]。

图四 二里头遗址出土夏代铜盉

图五 随州叶家山M27出土西周白生盉

图六 海昏侯墓出土西汉鐎

三 谁之墓，谁之盉

何山东周墓出土器物具有明显不同的两种装饰风格，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因素构成。其中，一类以兽蹄足鼎、簠、盉、盘、匜、缶、軎辖为代表，与淅川下寺楚墓[5]、寿县蔡昭侯墓[6]等所出典型楚器无论器型、纹饰还是组合上都颇为相似，属风格浓厚的楚式青铜器；另一类以薄壁撇足鼎、戈、矛、印纹硬陶罐、原始瓷碗为代表，造型简单，风格质朴，属吴越式地方类型。两种类型中，楚式器为组合礼器，属 “永宝用”以象征身份地位与财富的贵族宝器，而吴式地方类型组合则是凸显实用性的生活器与兵器[7]。

1984年发表的报告中曾对墓葬的年代、属性作出判断，认为墓主人是春秋晚期伐楚有功的吴国将领，并推论这批楚式器可能是来自公元前506年伐楚入郢之战的战利品。此说得到许多研究者的采信，流传广泛。近年来，朱凤瀚先生根据器物形态特征研究，对何山墓做出了更细致的年代划定，指出何山墓出土器物的年代“约在春秋晚期偏早，墓葬亦属此时” 。[8]途为盉在器形、纹饰上与淅川下寺M1和M3出土的铜盉（图七）十分接近，而与春秋晚期后段的吴王夫差盉[9]、苏州虎丘墓盉[10]、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盉[11]等存在较明显的历时性差异，其时代在春秋晚期前段当无疑义。由此，也带来了关于途为其人族属及何山墓性质可能性的新的认识。

图七 淅川下寺M1出土盉

与途为盉相似的铭文辞例，目前还发现有“楚叔之孙倗之飤鼎”（倗鼎，淅川下寺M1出土）、“楚叔之孙以邓”䋣鼎（以邓鼎，淅川下寺M8出土）、“楚叔之孙克黄之镐”（克黄豆，瑞士玫茵堂藏）[12]等数例（图八）。这些器主“倗”、“以邓”、“克黄”应是具有共同先祖或始祖“楚叔”的楚国贵族，“楚叔之孙”这一称谓强调了其家世，表明了宗属[13]。相似的情况，在楚国另一显赫家族——申县（今河南南阳地区）公彭氏的铭文诸器中也普遍存在[14]，且薳氏与彭氏诸器的制作时代相当。

图八 倗鼎（上左）、以邓鼎（上右）、克黄豆（下）铭文

上述铭文辞例及研究成果为我们探讨途为的身份提供了方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距离出土倗鼎、以邓鼎的下寺墓地仅400米远的和尚岭墓地，又出土了克黄升鼎，和尚岭以北3公里的徐家岭也发现了楚墓，三处墓地均出土大量薳氏铜器群，表明淅川地区是楚国贵族薳氏的家族墓地所在[15]，成为楚文化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考古发现。根据李零先生研究[16]，淅川下寺M2的墓主即是倗，时代在春秋晚期偏早阶段，倗也就是[17]记载中的薳子冯，是楚康王时期的重臣，官至楚令尹（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548年在任）。以邓鼎出自下寺M8，其器与墓葬年代皆在春秋中期偏晚阶段。克黄升鼎出于和尚岭M1，墓葬虽为春秋晚期，但这件升鼎则具备春秋中期的典型特征，器主克黄也是春秋中期之人。基于以上“楚叔之孙”诸器的的分析与年代判断，我们可知器主克黄、以邓、倗及途为，均是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前段这一时段内具有亲属关系的楚国王族子孙。

查考文献，在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前段的数十年中，薳氏家族有数量众多的成员担任楚国军政要职，其中多位作为楚将与吴国作战，并屡尝败绩。兹举《左传》数例于下：

《左传·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葴尹宜咎城钟离，薳启疆城巢（今安徽安庆北，又说今安徽巢湖东北），然单城州来。”。

《左传·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冬十月，楚联合诸侯、东夷伐吴，“薳射以繁扬（今河南新蔡）之师会于夏汭（今安徽凤台县西南）……闻吴师出，薳启疆帅师从之，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今安徽无为县南至铜陵市北沿长江岸一带）……楚子惧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启疆待命于雩娄（今安徽金寨县北）”。

《左传·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楚师再伐吴，“吴人败其师于房钟（今安徽蒙城县西南），获宫厩尹弃疾。令尹子荡归罪于薳洩而杀之。”

在吴王馀眜和楚灵王时期，吴楚双方发生的这些频繁的战争行动中，作为楚军将领重要来源的薳氏家族成员，或镇守一方，或帅军出击，他们在战败后有很大可能被吴军所俘。途为或即是曾将兵参与此间吴楚某次战争的楚将（是否即文献记载中的某位薳氏楚将，尚难对应），因战败进而损失家族宝器，其人也可能被俘至吴国。若结合途为盉的断代进一步推论，则可将春秋晚期早段发生的这几次涉及薳氏家族成员的吴楚战争进一步与途为相结合，那么公元前537年发生的鹊岸之战最有可能是作为楚将（或是偏将）的薳氏途为战败被俘的时候，也就是何山墓这批楚式青铜器流入吴国的事件背景。

春秋时期青铜器由原产地国至异地他国的流转，有据可证的途径可大致归为如下几类：战争俘获与分器、婚姻媵送、贿赂赠送、聘使赠送、避难携行等，其中又可能因实际情况的不同而发生多次多地的间接流转。自公元前581年寿梦称王开始，吴楚由同盟关系逐渐演变为争霸对立，此后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中未见两国有通婚、聘使与盟会等和平交流活动，而皆是相互攻伐的军事敌对行为。自公元前546年晋楚第二次弭兵后，吴楚争霸成为春秋历史后段最剧烈的战争方向，双方大战频仍，吴愈战愈强，楚则国力日衰，吴在对楚战争中逐渐占据更多主动，获得更多胜利，无疑将从中俘获数量可观的楚国宝器。当然，部分楚国贵族在国内政治斗争失利的情况下，自楚逃亡至吴时（代表性人物如伍子胥、伯嚭）[18]，也可能将楚器作为财产携运至吴。他们在吴国期间得到信任重用，仍为官，甚至将兵，死后便将这些旧有的楚器和吴国地方实用之器共同葬于墓中。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途为盉应是出土当地所仿制的[19]。如此，亦可佐证器主楚人途为曾长期居吴。

由于遭到破坏，墓葬形制等资料阙如，加之吴楚关系纷繁复杂，何山墓墓主身份终难定论，多种可能性均存。然而，无论何山墓主是吴人，还是楚降将，抑或奔吴楚人，都不影响我们对其具有多种文化因素杂糅特征的判断。

四 大邦之争，楚风东渐

春秋以来，楚居江汉，吴在三江，二者中心区域东西相距千里。然而，楚国自春秋早期开始，开疆拓土，走向强盛，成为可与晋争雄的南方大国。至春秋中期以后，楚国愈向东方江淮地区扩张，直抵吴国疆界。吴国在春秋晚期快速崛起后，同样向西方江淮地区扩张，两国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交锋，并在春秋中期和春秋晚期相继称霸[20]。在争霸初期阶段，楚国占据上风，楚军一度攻破吴国腹地朱方。伴随军事扩张而来的，是楚文化因素的不断传播，其先进独特的文化面貌对素称夷蛮的徐、舒、吴、越等国充满吸引力，从而在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刮起一股“东渐楚风”[21]。加之以伍子胥、伯嚭等为代表的楚国贵族因国内政治斗争失利而纷纷奔吴，并在吴国身处要位，吴人在审美意识、物质文化方面不免更受到楚文化风尚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富有开拓精神的吴人，在吸收楚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也积极融入自身特色，推陈出新。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曾入藏一件吴王夫差盉，器肩部有铭文：“敔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12字。由此可知，这件盉是夫差为吴王时所作器，且有观点认为此盉可能是吴王夫差专为宠妃西施而铸[22]。从成器年代分析，夫差盉较途为盉大约晚几十年，但夫差盉无论器型还是铭文均与途为盉有相似之处。所不同者，惟夫差盉之提梁透雕成一整条龙，提梁两侧腹壁又附加突出的脊饰，使整器看起来更显繁缛华美。这种繁密的透雕扉棱、脊饰等装饰附件，正是吴越地区所流行的[23]。

师楚长技，楚才吴用。从楚途为盉到吴王夫差盉，多元文化融合的现象反映出吴国兼收并蓄、开拓进取的文化特性。以一器而透见大邦，吴国能在春秋晚期迅速崛起，争霸一时，与其文化的这种特性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1.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何山东周墓》，《文物》1984年第5期。

2. 陈佩芬：《中国青铜器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3. 戴尊德：《太原东太堡发现西汉孙氏家铜鐎》，《考古》1982年第5期。

4. 韩娜娜：《提梁盉浅探》，《西部学刊》2019年3月上半月刊；卫佳欣：《两周青铜盉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说明：下文所涉淅川下寺楚墓材料，均参考此作，不再另注。余例同此。

6.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

7. 付琳：《吴越之迹：江南地区早期国家形态变迁》，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年。

8.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9. 陈佩芬：《吴王夫差盉》，《上海博物馆集刊》1996年第10期。

10. 苏州博物馆考古组：《苏州虎丘东周墓》，《文物》1981年第11期。

11. 固始候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候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12. 葛亮：《<玫茵堂藏中国铜器>有铭部分校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09年12月11日，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1012。

13. 黄锡全：《楚器铭文中“楚子某”之称谓问题辩证》，《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14. 张丹：《彭氏家族研究》，《珞珈史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1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16. 李零：《“楚叔之孙倗”究竟是谁——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之墓主和年代问题的讨论》，《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17. 本文所涉《左传》文献条目均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8年。

18.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楚国人才奔逃至他国而担任要职的不乏其例，至吴国者如伍子胥、伯嚭均发挥了巨大作用，越国的文种、范蠡也是楚人，他们或其子孙死后在墓葬中保留有部分故国旧俗实属正常。）

19. 毛颖：《南方青铜盉研究》，《东南文化》2004年第4期。

20. 《荀子·王霸》最早提出“春秋五霸”的概念，楚国在春秋中期的楚庄王称霸后，继续对外扩张，而吴国则在春秋晚期的吴王阖闾时期一举击败楚国，实现新老霸主的时代更迭。

21. 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2. 同8。

23.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青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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