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1934：商务印书馆的劫后重生（上）

2017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建120周年。这家中国近代出版界的龙头企业从1897年诞生到“一·二八”事变之前的35年中，其资本从启动时不足四千元，经多次增资、扩股后逐步增加到500万元；1931年实现当年出版种数近800种；营业收入创出历史新高，达329万元；几十家分、支馆店遍布全国以及新加坡。建馆十周年时，编译所和四个印刷所的新大楼在上海闸北占地80亩的宝山路厂区隆重落成。至1931年，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700多名员工、300多人的编译团队和一流印刷设备的巨无霸型出版企业。

然而商务印书馆的辉煌在1932年年初总馆被炸毁后告一段落，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商务经历了无比艰辛的复兴历程。商务的复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历时约半年，是从上海总馆在1932年1月29日被日军轰炸，到7月底的善后处理和筹备复业；第二阶段是1932年8月1日恢复营业后一年间的复兴发展。下文拟对商务的复兴历程做详细梳理。

员工安置

1932年1月28日夜11时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进犯闸北，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上午十时许，日军飞机对非军事目标——商务印书馆总厂实施定点轰炸，多次投掷大型燃烧弹，导致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所、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三十五年的辉煌基业顷刻化为灰烬。万幸的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几乎没有员工在战火中伤亡；全国各地的分支馆以及北平、香港的分厂仍在运营；位于上海天通庵路的第五印刷厂内的很多物资未遭殃及，商务员工冒着枪林弹雨把幸存物资抢运出来。

这样的紧急关头，亟待最高管理层带领企业迅速走出危局。正式履职总经理还不满两年的王云五责无旁贷，在轰炸后当晚经过彻夜思考，坚定了不屈的信念：“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一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

由于商务印书馆的大多数上海职工居住于闸北，“一·二八”战事一开，很多人的住所毁于战火，导致他们颠沛流离。1月29日上午，日军轰炸机对商务印书馆总厂的投弹还没有结束，王云五就决定借给每名职工10元救济金，救济金可供至少两三天的食宿。由于租界内的所有银行在开战后都已闭门停业，为了让近四千名职工都能在当天下午领到这笔钱，商务印书馆的两位经理分别去平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申请特别提款，为了不声张，他们只得从银行的后门进去。

被“一·二八”战火摧残后的闸北

1月31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召开了战时第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总厂被毁后的善后办法，尤其是几千名职工的救助安置问题。当时公司尚欠债200余万，进货待付款项80余万，定书存款100余万，另外，还有职工在公司的存款90万左右，而账上可以动用的现金只能抵付债务的三分之一。在既无机器和厂房可用于生产，又只有极少量存书可售的窘况下，如果公司持续救济庞大的失业职工群体，账上的现金会在几个月内耗尽，到时候将对债权人无法交代，唯有破产倒闭这一条死路。王云五认为，在上海职工的去留问题上，最高管理层应做出壮士断腕的抉择，他提请董事会商议他的解决方案：“立即解雇全体职工，还清职工的存款并依法支付解雇金。”董事会考虑到此方案涉及多方利益，事关几千名职工的生计着落，决定于次日继续讨论并细化方案。

2月1日上午，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遭纵火焚烧。当日下午董事会即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决议通过的善后方案采纳了王云五的多项提议：（1）上海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研究所、虹口和西门两分店全部停业；（2）总馆的全体职工停职，允准总经理和两名经理辞职；（3）由董事会组织负责善后的特别委员会（之后推举张元济担任委员长，王云五担任常务委员主任）；（4）总馆职工的薪水除了付到一月底外，额外发给每人半个月薪水；（5）职工可提取存在公司账上的活期存款，凡存款额在50元以下的可全额提取，存款额在51元以上的，超出50元的部分按1/4的比例提取，其余的3/4分期提取；（6）各分馆、支馆和分局暂时照常营业，但要竭力紧缩开支。

为了避免劳资双方的矛盾激化，上述善后方案先让所有职工停职而非全体解雇，这样做虽然不能一劳永逸，倒也不失为一种过渡性的办法，至少不用为几千名无工作可做的职工按月支付薪水。

2月4日，商务印书馆将董事会会议通过的善后方案登报公告，并承诺延后结算职工曾向公司的借款和欠款。为避免大量职工滞留上海等待公司救济，该公告恳请凡可以回到原籍地的职工尽早返乡。至此，对失业职工的临时救助暂告一段落。而纷繁复杂的善后事宜只留60多人分工办理，涉及到人事、账款、分馆、稿版、契约、股务、计划等22个部分，所有留用的工作人员都不发薪水，仅给少量津贴，星期日也不休息。

遭日军轰炸后的铅印部车间

在二月初公司宣布全体职工停职的时候，战事仍在激烈进行中，无法进入现场勘查，所以当时很多人还寄希望于总厂的损毁不太严重，对战后迅速恢复生产存有幻想。另外，公司管理层指望着停职职工在拿到半个月薪水的救助金后能回乡另谋生计。但停战后的实际状况使这些希望和幻想都破灭了：总厂在被轰炸和焚烧后成为一片焦土，损失殆尽；大多数职工仍逗留上海，一些已经回老家的人又回到上海，希望重返昔日的工作岗位。

王云五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和考虑后，坚定了他最初的想法，即唯有立即解雇全体职工才不会耗尽仅存的一点宝贵资本从而保证复业进程，因为一旦复业无望，所有职工最终还是不能避免被公司遣散的命运。于是，他在3月16日的董事会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全体解雇的建议，一经讨论即被采纳，并以董事会的名义发布公告，将总馆停职职工全体解雇，让大家各谋生路。另外，除了之前已支借的半个月薪水和10元救助费外，每个职工再加发半月薪水，作为最后一次补助。

此公告一出，众皆哗然，王云五立即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收到了不少恐吓信。他后来回忆说：“计自三月十六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议停职职工全体解雇之日起，至八月一日复业之前后，半年以内，我无时不受辱骂或威吓。好几次，因我被攻击得太厉害，许多亲友都力劝我摆脱商务印书馆，以免名誉扫地，或遭遇意外。我答以只要良心过得去，脸皮尽管厚些；至关于遭遇意外之可能，我则自计人皆有死，只要为公家尽职而死，既然于心无愧，也顾不得许多。”

就在全员解雇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之际，还发生了一段“插曲”。4月8日，王云五的81岁老父因脑出血而猝亡，许多亲友劝他趁此机会留在家里服丧守孝个把月以暂避风头，但王云五不愿借办丧事之机临阵脱逃。其父去世两天后未公开发丧即被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4月11日，王云五重返公司上班并在《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启事：“今先父虽已长逝，遗教犹存，不敢稍违。况值兹国家多难，尤不宜耗物力。故葬前不敢告丧，葬后亦不开吊。所有赙赠概不敢领。云五并秉承先父克勤尚实之旨，于安葬之次日忍痛任事。凡我戚友幸矜谅焉。王云五泣启。”此文一出，来自被解雇职工的指责声音有所缓和，一部分反对者开始意识到，王云五的所作所为或许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1932年王云五与家人及亲戚在上海

事实上，在当时商务印书馆所处的极端情况下，董事会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一千多名股东、3700多名职工和很多债权人的切身利益。既想照顾到各方诉求，又要实现快速复兴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总经理就难免要充当恶人。王云五以总馆恢复营业为第一要务，为甩掉沉重的包袱，不惜得罪全体职工，以“菩萨心肠”作“魔鬼姿态”，一方面无法得到被解雇职工的谅解，另一方面，某些不明真相的股东质疑他用公司的巨款来接济失业的职工，没有顾及股东的利益。难怪胡适在那段时期给王云五的信里说：“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

由于劳资双方在解雇赔偿问题上僵持不下，当时的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多次参与调解。最终，1932年5月8日提出的解决方案被董事会接受，次日即登报公布。该方案决定在原有补偿的基础上，再发给每名职工半月薪水和部分退俸金，全数发还特别储蓄金和200元以下的活期储蓄。并承诺在恢复营业之后，尽量优先录用老职工。这个方案得到了超过半数被解雇职工的认同，截至当月28日，已有1971位职工领取了解雇金。但仍有部分职工以“职工被难善后委员会”的名义聘请律师在报纸上发表对抗声明，企图阻止其他职工领取解雇金，并准备起诉公司。后经上海商界领袖王晓籁、虞洽卿、林康侯等居间调解，劳资双方终于在6月17日签约和解。商务印书馆虽然为补偿被解雇职工共用掉150多万现款，又支出将近20万偿还其他债务。但幸亏王云五在前一年（1931年）对财务进行了科学管理，所以到“一·二八”事变爆发时，账上可用现款有200多万元，加上截至六月底催收来的21万元账款，以及各分馆的来款130万元，确保了恢复营业所需的资金量。

恢复生产

鉴于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所有机构和工厂均已停业、停产，当务之急是保障其他收入来源和开发生产能力。为此，王云五一边维持全国各地分支馆的运营，一边筹划恢复营业的准备工作。上海总厂的库房全毁，导致后续供应断绝，只有上海发行所存有的少量书物和各分馆尚存的书物能够用来调剂。这些存货中占大头的是中小学教科书，经过春季开学的旺销期，已所剩无几。如果不能在学校秋季开学之前将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备齐，各分馆将无业可营。

在总厂被炸毁后仅半个月，王云五就在紧急处理各种善后的同时，开始准备秋季用书计划。由于总务处和总厂的所有账册和报表均遭焚毁，已无历史记录可供参考。如果凭空制订用书计划，将会与实际需求有很大出入，不仅无法形成预期的销售收入，还会白白地浪费有限的生产资源。此时，王云五平时记在小本子上的产销数据成了无价之宝，尽管这些记录并不完整，但足以用来推算秋季开学各种教科书的大致用量。从二月中旬开始筹划，到三月上旬完成秋季供书计划，前前后后只用了20天时间。

为了能赶在中小学校秋季开学之前完成大批量计划用书的印刷，商务印书馆通知香港和北平两个分厂，一律停止承接外来印刷订单，全力承印商务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和重要参考书。但在当时，这两个分厂所有机器加起来也不超过上海总厂原有机器的十分之一。由于存货已基本售罄，仅仅恢复到原来上海总厂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再增加产能，这样才能保证在秋季开学时不至于断货。王云五依据他的科学管理法原则，在只增加了少量机器的情况下，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制定严密精准的生产计划，将人力、物力发挥到极致，使得香港和北平两分厂的生产力提高数倍。为确保生产目标的达成，3月中旬，王云五专门从上海派出两名重要职员带着计划书分别到香港和北平分厂驻厂督导印刷工作。

经过了这一番科学的筹划和安排，大劫之后的商务印书馆基本稳住了阵脚，为秋季复业做好初步准备，恢复上海工厂的生产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王云五先是于四月初租赁派克路云飞汽车行楼上的房屋为库房，存放从位于闸北的第五印刷厂抢运出来的机器工具等物资，至4月23日，第五分厂的机器和存货完全搬清。随后，在公共租界内的辽阳路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租赁房屋建立起一家小规模的印刷厂和制版厂，赶印重要的学校参考用书。

一些库存的印版在日军轰炸中被烧毁，工人们就用排活字、制锌版、照相石印的方法重新制版。香港、北平分厂昼夜轮班工作，截至1932年7月初，已印成小学用书一千余万册、中学用书一百余万册、字典等二三十万册，另外还有数百种重要参考书在赶印中，为秋季学校开学的重要用书备足了货源。

排字和印刷车间

组织架构

经过近半年的苦斗，在王云五的带领以及张元济、高梦旦等退休元老的鼎力支持下，商务印书馆完成了抢运幸存物资、救济和暂时解雇全体职工、整合分馆分厂资源、在异地恢复大规模生产、小规模重建上海工厂、偿还内外债务等多项紧要任务，为总馆在当年秋季复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32年7月12日，新董事会会议决定总馆定于8月1日恢复营业，并选举王云五为总经理。王云五随即着手对公司的组织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具体措施如下：

7月20日公布《总管理处暂行章程》：设立总管理处，由总经理主持总管理处的一切事务，总管理处下设生产、营业、供应、主计和审核等五部门。其中生产部的权力最大，负责掌管编译、印刷，统辖编审委员会、出版科及各工厂。商务印书馆长久以来形成的“三所一处”格局（即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总务处）从此消亡。

紧接着在7月22日又公布了《总管理处处理重要事物暂行规则》，其中“关于职工之进用”的四条规则明确规定，副科长以上人员、编译人员、各分厂的正、副厂长以及各分支馆的正、副经理的聘用须由总经理订立聘约；其他职工的录用须经总经理核准后以人事科的名义订立契约。

这些章程和规则的建立为正式恢复营业打好了组织架构的基础，王云五任总经理，兼任生产部部长和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至此，他已全面掌控了公司的行政管理权和人事任免权。早在1931年1月，王云五曾准备施行的“科学管理计划”由于遭到四个工会的联合抵制而流产。而此时已非彼时，他已万事俱备，可以放开手脚，在生产和运营等各个环节去贯彻他的“科学管理法”。

复业前夕，为确保新组建的总管理处在复业伊始就能正常投入运转，避免在人员的安排和调度上出现真空期，公司分别于7月22日和7月28日公布了《人事委员会暂行规则》和《总管理处职员暂行待遇规则》，并起草制订了《总管理处职员服务暂行条例》、《上海工厂职工暂行待遇规则》和《上海工厂职工服务暂行规则》，待复业当日公布。

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的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和在租界内新设的印刷厂同时恢复营业。在这个来之不易的日子，王云五提出的复业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被制成大字悬挂于发行所门口，令在场的员工和顾客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