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回归田野：新文科时代历史人类学的机遇与挑战

2022年8月21日至24日，“区域·族群·国家：新文科时代的历史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会议由《学术月刊》编辑部、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以及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中心协办。研讨会的最后环节，由厦门大学历史系黄向春教授主持，与会学者围绕“新文科时代历史人类学的机遇与挑战”展开圆桌讨论。所谓“新文科”可以追溯到2020年，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部署。但新文科“新”在哪里？尤其是历史人类学该如何应对新文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值得关注。为推动对相关议题的认识，现将圆桌讨论记叙如下，以飨学界。

会议海报

包容新技术、新方法的跨学科研究

“新文科”追求学科融合，提倡从分科治学走向学科交叉，甚至走向一些新生的文科门类。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历史人类学以民间文献为依托，强调民间文献与其他文献以及文献与田野的结合，其在方法和视野上必然是多学科、跨学科的融合。

圆桌伊始，《学术月刊》编辑周奇指出，随着现代分子人类学和生物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历史人类学研究者的视野、方法均得以延展。十年前的2012年，在黄山举行的“区域·族群·国家：历史人类学的视野、方法与论述”学术研讨会首次将分子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进行讨论，但这一大胆尝试，曾在学界遭受争论。有人质疑这种方法，提出一些犀利的问题，例如“把成吉思汗的基因找出来有什么用？”“发现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高度同源又有什么用？”面对种种质疑，历史人类学将现代分子人类学和生物学技术视作一种工具，心平气和地了解其新方法、新理论和新技术。现如今，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对象拓展到骨骸、基因和微量元素等等，这就助推与人有关的一切信息皆可成为“史料”，帮助研究者们发现和提出新问题。相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这一进展戏称为“历史人类学理论方法的2.0版”。因此，现在来看，作为“抢注”历史人类学的本质是历史学，即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解决历史问题，史无定法，一切方法皆可为我所用，说明此时主动权掌握在历史学者手里。

循此话题，厦门大学黄向春表示，“历史人类学”本身就是学科交叉的产物，这一概念也曾是一个“问题”，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在讲和做，但两者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早在二十多年前，人类学家张小军就曾提出历史人类学是被史学“抢注”的，不过这还是在“文科”这个范畴之内来说的。随后，复旦大学金力、韩昇和李辉教授团队将自身所做的研究称为历史人类学，才真正打破了学科“禁忌”，把生物科技引入历史研究，尽管存在争议，但源自体质人类学路径的分子人类学，本来就是要面对历史上作为整体的人的“自然”一面，所以也自有其学理上的合理性。

科学技术所提供的便利条件，正在改变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工作方式，有望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带来广阔的新前景。复旦大学文少卿指出，一些历史学问题能够借助DNA或分子人类学技术得以解决。众所周知，碳14测年引发了第一次考古学革命，基因学家David Reich认为分子考古学或古基因组学带来了考古学的第二次革命。文少卿以探源工程为例，认为其以田野考古为核心的研究范式，通过“透物见人”的叙事方式讲述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但同时也发现物与物的比较难以全面回答人群起源、迁徙与混合等问题（比如中国大地上不同时期这些考古文化的主人是谁，考古文化更迭后人群是否发生了变化，现今中华民族的组成和不同时空维度上的考古文化人群有什么关系等），该方法中“人”本身的缺失使其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是，通过对“人骨DNA”的分子研究，可以让考古从“透物见人”的叙事方式转化为“以人为本”的直叙方式，去尝试探讨上述田野考古不能完全回答的问题。

文少卿表示，遗传学工具还可运用于历史时期的族群研究。除了追溯父系和母系祖先，还可以通过新的遗传学的工具——基因组去量化分析每一祖先成分的贡献有多少，评估一个群体的遗传变化趋势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对这个群体的影响。此外，随着科技考古技术的引入，骨骸特征及其蕴含的基因、蛋白、化学元素等信息皆可成为“史料”，此类史料又称分子史料或分子证据，应属于新史料的范畴，它们可以帮助历史学者印证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他还认为新文科所强调的跨学科并非是简单地将各种学科集合在一起，而是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擅长和“生态位”，在跨学科合作中各自发挥作用。新文科建设实际处于学科发展三个范式的转型阶段。第一个范式每个学科都会经历，它是以描述、整理、比较、归纳和思辨为主的一种研究方式，很多人文学科目前仍处于此范式之内。第二个范式以科学问题为导向，其重心在于解决问题，它提倡一群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联合攻关以解决问题，或是部分接近事实真相。在这一范式之下，深度跨学科交流、学科融合出现。第三个范式是数据驱动，现在的理科和工科普遍处在这个阶段。在大数据时代，一旦掌握海量的数据材料，研究者们无需去寻找问题，问题会自然浮出水面。

复旦大学魏偏偏同样表示，虚拟人类学、分子人类学、骨骼学等学科与历史人类学的融合，可以帮助学者们从人的角度出发解决历史问题，构建新文科时代下的历史人类学。她希望未来能够把新的技术或者在多学科融合下形成的新方法应用到社会生活史、个体生命史、史前的人类演化和医疗史等等研究中，为历史人类学的发展持续提供助力。

复旦大学蒙海亮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历程，他由最初做家族史研究，转而关注北方民族内迁的情况，再到计划未来十年将目光投向北方民族内迁后对中原对南方民族的影响，进而展开对南方民族史的研究。这一由北往南，从区域到国家，循序渐进的历程，旨在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认识。

复旦大学生膨菲认为，考古学应更多从史前走入文明时代的历史，积极与历史学者们进行对话，吸取史学的方法和理论。相较传统考古学，科技考古不拘泥于重建史前史，能很好地利用文明时代的历史文献做研究。特别是当科技考古走向精细化研究时，与历史学者们进行交流，吸取史学家的想法和理论就显得尤为重要。论及新文科，他指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切研究最终都需落实到海量信息和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因而新文科时代的历史人类学应在资金、科研力量和想法上进行大量投入，让分子史料等新型史料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此外，在新文科时代，研究者们面对不同群体时，需思考如何与他者有效对话，如何在田野场景中提问，以及如何在提问中将原先的提问推向更深层次。

南昌大学黄志繁强调历史人类学研讨会的终极关怀是追溯总体的中国历史，寻找重写中国历史的跨学科办法。尽管他表示对复旦大学几位同仁所分享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存疑，但仍旧认可跨学科是“新文科”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学界理应坚持的方向。倘若能借助现代生物分子学技术还原上古人类或先秦人的社会生活，对此议题不断探索，或可形成颇具价值的中国早期文明史认识。

安徽师范大学刘道胜表示，复旦大学的几位学者所分享的有关基因测序和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果，令他大开眼界。在新技术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的影响下，数据库、大数据和基因测序等等材料都将进入文献学的视野。但他特别提出，在寻求跨学科突破时仍要坚守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历史学在实证基础之上，强调反思、批判和辩证，关注时空背景下的社会与人，这些是历史学者长期坚守的传统。最后，他希望学者们一起在课程建设和学术交流上努力，从而迈向新文科时代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在田野中回归感性与人文关怀

科学技术的运用，始终离不开研究者的人文关怀和感性认知。数字工具可以进行类型化、模式化的理性分析，却无法替代具体文献所处的情境，更不能从感性层面理解人文世界的复杂性。因此，即便数字人文已有成熟的发展，它们也不能取代传统上研究者对人文世界的体认和对社会思想、社会理论的探索，历史人类学研究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文献与田野并重。

此次研讨会与2012年在黄山召开的首次历史人类学会议拥有相同的关键词——区域、族群与国家。当年的会议确定了12个参考主题，这些主题涉及基因技术、遗传学、田野考古、地方与区域、社会与国家、民间历史文献、乡村与城市、族群研究、跨国主义和边地历史。现在历史人类学学者们所做的研究大致还在当初的议题上继续前进，这表明科技虽日新月异，但历史人类学的经典话题仍经久不衰。

近年来，在学者们的努力下，学界对于民间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民间契约文书的收集、整理与出版呈井喷状。对此，黄志繁表示，如何从新见的民间文书中看出新问题，是学界目前面临的一大挑战。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确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材料，但学者们的观察视野和研究方法趋于单一，不少学者仅停留于契约文书本身进行思考。如果带着学术史的目光重新审视，将民间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并辅以不同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契约文书的研究或许才有新进展。

江西师范大学游欢孙也指出，无论新文科如何新，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都应回到社会生活中、回到感性的人。学者们需要回到田野现场解读民间文献，要明白常人之事，懂常人所想，按常情说话。他以亲身经历的一次家族仪式为例，表示当研究者们从事乡村研究，阅读民间文献，试图理解当地人时，可以尝试调动自身在乡村生活的经验和对村庄的感性认识，思考和理解史料背后人的各种活动。

萍乡学院凌焰也认为，需要利用地利、情感之便，加强对所处地域的民间文献收集整理。他以所处的湘赣边区为例，分享了自己在家乡田野中，收集到大批族谱、图甲文书、碑刻等民间文献的经历，通过系统解读这批文献，他渐渐对清至民国时期湘赣边区地方社会的基层运行机制有了一定认识。

天津师范大学罗艳春同样强调对生活经验的系统性反思。例如，在疫情防控之下，研究者在田野考察中由观察者变为被观察者，这一身份的转变是他者融入群体的过程，与族群间的交流颇类似。暑假返乡的所见所闻成为他的“田野现场”，帮助他思考存在于族群内部的他者心态，群体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影响等问题。此外，在微观研究中，他者的群体标签也可以随视角的转换而展现出特有的张力。

安徽师范大学张振国表示历史人类学提倡的田野方法对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大有裨益。他受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启发，阅读一位清朝候补知府的日记，沿其宫中行走的路线，在北京故宫“做田野”，这段经历加深了他对清代政务运作的认识。也正是这一故宫行走的过程，使他对清代请训制度有了全新认知：将对时间和空间的感性认识，纳入传统的制度研究中，有助于形成对制度认识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因而田野中产生的感性认知，不仅可以帮助学者理解古人的社会生活，对理解政治生活也有助益。这种同情之理解的认识，促使我们走出传统制度史的窠臼，日渐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从而将制度、生活与人勾连。因此，田野调查方法不单是针对庶民大众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对于上层精英的政治制度史研究也值得倡导。

重庆大学廖涵认为在田野过程中，需要不断把握自由和自律之间的度，一方面在走进田野之前做好充分摸底，对田野点的文献及疑惑的问题需梳理清晰，进而让田野工作高效充分。另一方面，田野过程中，常会有些突发奇想和意外收获。在有限的田野作业时间内，如何平衡自由与自律是田野工作者不能忽视的问题。其次，他还针对田野现象的解释模式做出提醒，认为正如科大卫所说，华南的模式不适用于华北，浙江山区答案也不能直接解答江南宗族问题。历史研究者还需注意，虽然州、府等行政区划间存在差异，但是切勿因关注大区域内差异的存在而忽视市镇、里甲、族房等极小单位下的差异。

走出舒适区，开拓新领地

历史人类学虽从个案、微观史出发，但追求总体史的书写。正如周奇在圆桌伊始时所说，旧文科时代“分科治学”能达到的最高标准是“片面的深刻”，而历史作为文科之母，包罗万象，这意味着历史学家更可能综合各学科知识，为人们还原一个“完整的”世界——若将大千世界比作一头大象，那么史学家是最有可能完整摸到大象的人。因此，学者们需要走出舒适区，不断开拓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地。

中山大学谢湜指出，日常生活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历史由人创造，生活亦是人的生活。若缺少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关怀和体察，简化概括的大制度、大框架就很难向人们展示一个个鲜活的历史面相，众人习以为常、复杂多元，需细细体味的日常才是更为丰富真实的过去。在十年前的黄山会议上，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提出历史人类学应该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如今这一倡议已然深入人心，目前学界多少有一种自觉，那就是探索对于不同时期的同一历史问题，如何将其深入到个人生活层面。从日常生活出发可以引导历史研究发生一些新变化，例如史料范围的拓展，大批私人性记录得以挖掘利用，日记、笔记、小说、日用类书、文集、画报等逐渐被纳入研究者视野。这些史料展现的历史细节愈丰富，浮出水面的问题也愈加复杂。

谢湜还提到，时下疫情和世界格局的改变，影响着个人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尺度，居住条件、空间的限制等等，会萌生很多新的想法。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如若重新思考城市和乡村生活，城市与乡村的制度可能会发现与以往不同的东西。他一方面带着团队成员做不同空间的拓展，另一方面思考城市和乡村的话题，学界以往的关注点主要在乡村社会，那么对于城市应如何做研究？这是他目前正在探索的议题。

厦门大学陈博翼同样表示历史人类学研究可以在空间的维度进行开拓。在这一方面，人类学家的步伐比历史学者要快一些。例如高丙中教授很早便开始做“海外民族志”，关注的空间除东南亚外，还包含非洲和欧美。他们深入欧美亚非拉社会进行参与观察，从欧美人类学的凝视对象，转而成为凝视对方的知识主体，由此奠定了知识生产的一种新型关系。

陈博翼还注意到，在跨学科交流和拓展关注空间的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挑战。跨学科交流要求学者走出舒适区，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补充一些从未接触的专业知识，以扫除盲区。扩展研究空间同样如此，中国大陆境内的研究者将视野移至海外，如东南亚的北爪哇沿岸等，他们面对与国内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匮乏的文献资料条件，着手研究时需使用的方法论就会很不一样，其间必定遇到重重困难，但这对历史人类学研究寻求新的突破很有意义。

此外，由于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和取向存在差异，历史学科内部之间的对话还不够，需加强科际交流。如今历史学科内部分化出很多流派，流派之间的方法和新的研究若能互相打通、彼此对话，对历史学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陈博翼以一场亲闻的医学类会诊为例，指出医学会诊往往有六、七个部门的专家参与，又相当常见和频繁，可见医学内部的对话远远强于从事思想史、经济史、艺术史、历史地理、中外关系等不同方向的史学研究者。因此，他认为历史学领域内处在同一个系的老师们，即使研究方向不同，也可以加强对话，在原理和方法上互相启发。

山西大学曾伟同样赞成学者们应当走出舒适区，及时补充知识结构。他还从自身出发，讲述了自己作为在山西生活的江西人感受到的地域差异，获得的新思考，并认为历史学者应当走出熟悉的区域，去了解不同地方的生活和文化，由此培养地方感和历史感。

圆桌讨论进入尾声，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李平亮总结道，新文科时代的历史人类学，其机遇不仅仅是简单的破除学科壁垒，从分科治学走向学科融合，而是各学科交流合作时，在保持“生态位”的基础上，各自发挥优势、大胆接纳新技术。历史人类学学者们目前面临的挑战，还在于学者们如何走出舒适区和知识盲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学者们该如何抓住田野的尾巴，同时将关注点从已有深厚积累的农村转向城市，从内地转向山区、滨海，甚至走向“全球史”，这些都是本次研讨会带给大家的学术财富。最后，与会学者纷纷表示，期望继续深入交流，互相启发，从而把握新文科时代的机遇，并勇敢应对现在和未来遇到的种种不确定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