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王冠为什么是空的

在英国历史上，有不少了不起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将英国领上霸权之路。维多利亚缔造了一个日不落帝国。刚刚去世的伊丽莎白二世，不但管理了英国的衰落，还管理了王权的衰落。

王权，哪怕只是虚权，也已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优雅、冷峻、缄默的伊丽莎白二世，以超然的政治姿态、高度的责任感，留住了国民对君主的热情。但这，未能阻止媒体在其尸骨未寒之时质疑王室的未来。

君主，还能存在多久？ 

英国与君主立宪制

黑格尔说：“每一个民族都有适合它本身而属于它的国家制度”。一说共和国，大家就想到法国；一说君主立宪，肯定想到英国。 

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写道：“英格兰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反抗国王，从而给国王权力设限的国民，是唯一通过一系列斗争而最终建立了一种英明政府的国民。在这种政府下，国君拥有做好事的一切权力，同时却被限制了做坏事的一切权力；在这种政府下，贵族伟大而不傲慢，虽然他们手下并无封臣；在这种政府下，人民非常清醒地参政议政。”

一般认为，英国的王权发端于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现在统治大不列颠的王朝叫温莎王朝。这一千年间，英国的王权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贵族首领变成专制君主，再变成立宪君主，再变成地道的“虚君”。英国史学家指出：“所有这些变化恰恰是王权得以保留的秘诀所在，如果它不是适时地演变，追逐时代的潮流，那么英国王权也就和其他国家的君主制一样，早就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英国创建的君主立宪制有什么新颖之处？

一是国王要听法律的。1215年6月15日，金雀花王朝的约翰王被迫接受了贵族们提出的《大宪章》。这相当于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签订了一项契约，国王和其他人一样受制于同一种法律。现代法律和过去法律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这一点正是在英格兰被确定下来的。

二是国王的权力受限于议会。没有议会同意，国王收不了税、立不了法。后来又出了“内阁”和“首相”，等于把国王的行政权给拿去了。“分权”的实践，也可以说始于英格兰。

对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评价主要取决于对英国现代化道路的评价。法国通常是拿来比较的对象。与法国相比，英国的现代化道路更温和、更渐进。英国人喜欢这种方式。他们自己说：“跟法国人学革命，跟英国人学民主”。

黑格尔的君主与现代国家

君主能与现代国家相容，除了因为英国的特殊国情，背后还有一些深刻的哲学道理。

在现代以前，国家是君主的延伸，臣民没有自主意识，国家也没有自主意识。但现代世界的诞生伴随着本体论上“个体主义”的处处觉醒。牛顿力学研究的是一个一个不同物体的相互作用。微观物理学认为世界由一个一个的原子组成。每一个人也开始觉醒，都觉得自己自成一体，自己做主，无限尊贵。国家也开始觉醒，开始内部整合认同，外部划出完整的、明确的线性边界。

如同黑格尔所说，“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那么，现代国家还需不需要君主呢？

黑格尔认为，需要。而其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君主的“主观性”。

依黑格尔之见，因为现代国家建立在主观性、自我规定性的基础上，所以在客观的国家制度中，就必须要有这种主观性的表达：“主观性只是作为主体才真正存在，人格只是作为人才存在……因此，整体的这一绝对决定性的环节就不是一般的个体性，而是一个个人，即君主……它作为至上者扬弃了简单自我的一切特殊性，制止了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的争论，而以‘我要这样’来做结束，使一切行动和现实都从此开始。”

但君主本人是没有实际权力的。君主的用处就是成为主观性与自我规定的现代政治观念的象征。理论上，每一个都能当国王。“在一个有良好组织的君主制国家中，唯有法律才是客观的东西，而君主只是把主观的东西‘我要这样’加到法律上去。”“当国家制度是巩固的时候，他（君主）除了签署之外，更没有别的事可做。可是这个签署是重要的，这是不可逾越的顶峰……”

君主的权力只是已经分化了的国家权力的其中一种。孟德斯鸠对国家权力的经典划分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但黑格尔的划分是立法权、行政权和王权，即把司法权替换为王权。在黑格尔看来，立法权体现普遍性——它是“规定和确立普遍物的权力”，王权体现主观性——它是“作为意志最后决断的主观性的权力”，而行政权的作用则是统摄特殊性为普遍性——它是“使各个特殊领域和个别事物从属于普遍物的权力”。

但是，这三种权力是相互穿插、相互包含的，每一种权力都能反映出整体，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是一个整体。“王权本身包含着整体的所有三个环节：国家制度和法律的普遍性，作为特殊对普遍关系的咨询，作为自我规定的最后决断的环节。”君主应当超脱于各种社会冲突之上，使自己体现普遍性，避免“降入特殊性的任性、目的、观点的领域”。

黑格尔把君主立宪制作为现代国家的典范。在他看来，君主立宪制把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有机地融合进了国家这个理性精神的最高化身中。

以上，便说明了为何君主能与现代国家相容。

值得补充指出的是，君主制之所以可取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立宪”。黑格尔反对君主专制，也反对民主暴政，认为无论是君主还是民主都要有法律的约束：“专制就是无法无天，在这里，特殊的意志（不论是君主的意志还是人民的意志）本身就具有法律的效力，或者更确切些说，它本身就代替了法律；相反的，主权却正是在立宪的情况下，即在法制的情况下，构成特殊的领域和职能的理想性环节。”

政治空心与话语重构

黑格尔的分析并没能完全跟上时代的步伐。

君主立宪制只在个别国家得到采用。在大部分国家，君主都已消亡。当然，许多国家保留了一个国家首脑的职位（如“总统”），以让这个职位完成黑格尔赋予君主的功能。

在欧洲，总统有的掌握实权，有的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他们与君主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他们是民选的，而且受到任期限制。

对此我们习以为常。但是，请让我们停下来想一下！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权力的核心是空的！当然，权力的核心在制度设计中仍然得到保留，但它被故意设计成空的。

这是颠覆性的。

它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认同、认识、诉求，失去了稳定性，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制度化的政治冲突”中被重新评估，被重新整合。它意味着确定性的消失，意味着自我认同不再建立在固定的基座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大家对这样不寻常的事情习以为常？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政治气候以及民众的普遍心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人一票的普选迅速成为现代国家的标配。技术的高速发展与物质的极大丰富鼓舞着每一个人去探索自我的新疆域。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西方终于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时代。

上文提到，现代世界把一个个的人解放了出来。但这不是终点。这一个个解放了的人，不断地反思自己，不断地调整自己，不断地去探寻自己的新一轮的解放。这个过程并没有终点。这从现代世界一波又一波的思潮，一波又一波的革命，一波又一波的解放中，便可见一斑。

就西方整体而言，“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在战后保持了稳定；但对个人来说，自我不断否定、不断探索、不断提出新诉求的进程在加快。于是，政治的疆域被不断打开，步伐也被不断打乱。197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之后，西方既有政治框架已越来越难以包容和整合多元、嘈杂、不断变化的诉求。

这不单单是西方政治的改变，这是时代精神的改变。“个体主义”的本体论已经被动摇——牛顿力学让位于量子力学；一个人的认同是不断变化和构建的；国家的边界因移民和商品的全球流动从而变得模糊，电子通信技术使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时性”终于成为人类的日常。这是一个联系、流动、不确定、测不准的时代，“相对性”和“情境性”成为新的时代精神。

在欧洲，政治上的空心设计，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同时也试图为这个时代提供治疗方案。

核心是空的，所以它能参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的政治共识的重新构建。空的核心，没有预设的立场和内容，它只是一个象征。它能够参与到新的话语整合链条中去，根据情况需要贡献出这个新的链条中所缺失的最关键的东西。

比如说，当出现危机的时候，民众提出种种纷乱的主张，以至于既有政治话语无法应对，政坛陷入空前的破碎。那么，这时候就需要重新将民众的话语进行整合，提出一个说法，使尽可能多的民众能够同意这个说法，当然，每个人为了同意这个说法，也都需要对自己的诉求作一定的妥协或模糊处理。而拒绝同意这个说法的人，则被排除在了“人民”之外。

这个过程当然是一个调整政策的过程，但它首先表现为重新构建话语的过程，而它的本质则是重新定义“人民”的过程。空的核心更容易化解各方提防，提出创新性的话语要素，从而参与甚至主导这个过程。否则，体制外的新兴“民粹主义领袖”将在竞争中完成这个任务。

空的核心能运作好，便是“民主”。空的核心运作不好，便是“民粹”。在欧洲，这是民主和民粹的一体两面。

左翼政治学者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墨菲（Chantal Mouffe）对此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研究。

可见，在今天的欧洲，君主如果还想继续存在，便要让自己尽可能地“空”。这还不够，他还需要时刻警惕在新的话语整合过程中被一不留神 “剔”了出去。毕竟，任何对“人民”的重新定义，都需要剔除一部分人。对此，与他的母亲一样，查尔斯三世也没有豁免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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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境，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