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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性一辈子的他从不需要观众，却被时代厚爱

2022-09-15 22:3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法国新浪潮电影奠基者之一让-吕克·戈达尔▲

2019年3月，法国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之一的阿涅斯·瓦尔达去世时，有人写下这样一句话：“不要让戈达尔如此孤独”。这是因为曾经缔造世界电影奇迹的法国新浪潮一代，当时已仅余让-吕克·戈达尔一人。

2022年9月13日，世界电影大师让-吕克·戈达尔辞世，享年92岁。在他之前，特吕弗（1984年）、路易·马勒（1995年）、夏布洛尔（2010年）、侯麦（2010年）、阿伦·雷乃（2014年）与雅克·里维特（2016年）等新浪潮主将已相继告别这个世界。

法国新浪潮是一个松散的定义，它并非狭义地指代一种流派，而是一群天才意外地在同一个时空相聚。戈达尔的离去，也让这场相聚彻底化作历史。

1951年，电影人安德烈·巴赞、罗·杜卡等创办影评杂志《电影手册》。正是这本杂志与其影评所捧红的电影作品，构建了“新浪潮”运动的轮廓。被誉为“新浪潮五虎将”的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侯麦与雅克·里维特，更是身兼导演与影评人。

让-吕克·戈达尔于1930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毕业于索邦大学。1960年，他执导的第一部个人长片《精疲力尽》就堪称石破天惊，这部没有剧本，使用手持摄像机，采用自然光，演员自带服装且几乎无化妆的“粗糙之作”，不但使他获得第1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也是影史经典作品之一。

1962年，戈达尔凭借剧情片《随心所欲》获得第2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1965年的《狂人皮埃罗》获得第30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狮奖。1983年凭借《芳名卡门》再次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狮奖。1982年，他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此外，《女人就是女人》《随心所欲》《已婚妇人》《狂人皮埃罗》《中国姑娘》《人人为己》《受难记》《侦探》《悲哀于我》《爱情研究院》等电影都在各大电影节中有所斩获，获誉无数。

2010年，美国电影艺术学院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颁给戈达尔，但戈达尔以年事已高为由，拒绝参加颁奖礼。实际上，热爱电影大半生的他，直至晚年仍然勤于工作。2014年，他以八十多岁高龄执导的《再见语言》获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影片。而在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他还在社交平台上开通线上直播访谈，与影迷们畅谈。

所以，戈达尔对奥斯卡的拒绝，只是简单的三个字——“不乐意”。他的电影生涯，本质就是反好莱坞电影与反主流叙事的历程。从年轻到老去，他嘲讽一切，挑战一切，从不畏惧，也从未妥协。

戈达尔是幸运的，虽然生逢大时代跌宕，年少时经历二战，但他仍然有着选择人生的自由。拥有法国和瑞士双重国籍的他，父亲是医生，母亲是银行家之女，继承了巨额遗产。生活优渥的同时，也让他拥有了“靠兴趣活着”的自由。在瑞士长大的他，中学时代才回到巴黎读书，并开始接触电影，早期尝试的短片都由父母赞助。

不过，戈达尔年轻时的挥金如土，最终导致父亲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支持。因此，戈达尔的电影生涯，既与他性格中的任性和叛逆相呼应，也因为最初的经济原因而坚持低成本运作。相比之下，童年困顿孤独的特吕弗，性格则相对细腻敏感，电影作品也着重于成长的烦恼。

但戈达尔的良好家境和教育，还让他拥有了一样看起来与“叛逆”相悖，实则却是叛逆之基础的东西——传统。

或者说，正是因为传统教育，让戈达尔拥有了叛逆的本钱。他对电影的挑战，其实是对所谓“技法”的保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

“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一直在拍纪录片,但我一直认为这些分类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或许这与我所受的教育有关。可以说我是很传统的一个人。我很喜欢读小说，尤其是19世纪的作品。在这些小说中，或者绘画、音乐中，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叙事手法。电影，从发明之始就是为了观察、讲述和研究世界的，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的手段……让我们得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生活。仅仅作为观察者，只能发挥电影1/5到1/10的功能。而剩下的部分，就是广义上的纪实研究，包括研究和论述。我是半个小说家，半个散文家——当然这一点在电影界并没有得到认可，实在是很糟糕。”

也正因为这种文学化的电影理解，他更重视的是对问题的提出与解答，而非商业电影强调的情节安排。从最初的《精疲力尽》开始，戈达尔不止一次在无剧本状态下拍片（比如《狂人皮埃罗》），正是基于这一思维与心态。他甚至认为，拍电影和进行社会批判这两件事，本质上并没有差别。

戈达尔并非没有过挫折，《精疲力尽》一问世就遭遇如潮差评，反好莱坞式的剪辑手法和贯穿全片的虚无主义，让当时的影评人完全无法接受。但戈达尔所要做的，恰恰是对传统电影的讽刺与推翻。他让片子中的米歇尔自带哲学光环，将原本的商业化电影题材变成了一场在香榭丽舍大道上的游荡与思考，变成了对“理解”的追寻。至于悲剧，帕蒂的选择现实与米歇尔的结局，在电影中都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一切戛然而止。

《精疲力尽》电影剧照▲

当时有人认为，即使戈达尔的拍摄充满实验性，但这条路走不远。这个判断非常“打脸”，因为戈达尔在这条路上足足走了六十年。

1968年，法国社会矛盾尖锐，“五月风暴”爆发，新浪潮百名电影人参与示威游行，也目睹了社会风潮的变化。此后，戈达尔电影创作转向政治化，开启各种政治批判，成为第三世界的电影代言人。他曾说过：“问题不在于如何拍政治电影，而是在于如何政治化地拍电影。”

当然，在此之前，戈达尔就已经有了“神预言”，在山雨欲来之际，铺陈了未来将会发生的一切。1966年的《中国姑娘》中，维罗妮卡在火车上与大学教授对话，直言想要改变制度只有“炸毁大学”这个办法。这句恐怖主义性质的台词是戈达尔现场的即兴发挥，可见其激进。但也正是这部电影，预言了两年后的“五月风暴”，预演了巴黎大学生占领学校和法国的大罢工。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抗拒革命的特吕弗转向主流电影叙事。戈达尔与他的分歧最终不可调和，走向决裂。在那时，法国新浪潮便已落幕。

数十年后的今天回望历史，戈达尔的激情与正义感缺少事实基础，所主张的“斗争理论”也的确有着空洞一面。甚至可以说，他对革命的想象，是一种富家子弟百无聊赖下的反政府主义作祟。我之所以更喜欢特吕弗，原因也恰恰在此。

但即使如此，戈达尔在电影领域的表现仍然是杰出的。他始终在探索着电影表达的各种可能，从不屑于迎合任何人。

他会在电影里随机插入各种看似毫不相关的画面甚至字符，会让角色突然即兴表演看似与剧情无关的行为，会让角色的对话变成两个人的喃喃自语，以表达那些孤独疏离。有时，他甚至干脆让噪音遮盖角色的对话，让噪音成为电影语言，《芳名卡门》里就有以海浪声遮蔽对话的片段。

这种颠覆的本质，早已超越了电影领域。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罗兰·巴特的那句“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社会秩序，那么就让我们颠覆语言秩序吧。”

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办人亨利·朗格卢瓦之所以认为电影可分为“戈达尔前”和“戈达尔后”两种，正是基于这一颠覆。

有人或许会觉得奇怪，为何法国新浪潮如此璀璨又如此执着于颠覆。它显然离不开当时法国社会的背景，二战后，法国受困于负债，与美国签署《布鲁姆-伯恩斯条约》，其中包括了电影市场的全面开放。好莱坞电影随即在法国倾销，也让法国本土电影变得商业与庸俗。

可是，法国年轻人显然不需要这些歌舞升平的粉饰，他们更需要反抗精神，需要电影表达他们的痛苦与愤怒，这也使得新浪潮从一开始就有了颠覆性质。

很幸运的是，戈达尔与新浪潮都成功了。正如有人所说：

“戈达尔是电影界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而电影对于60年代的意义，就相当于艺术之于‘一战’后的一代——反叛、浪漫，代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当然，作家阿城曾经说过：“欧洲就是因为有高阅读水平的知识分子过早地介入了电影，这给看娱乐电影的观众造成了心理压力……最极端的就是作家电影。”这句话陈述了一个事实：确实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戈达尔。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无法欣赏戈达尔。戈达尔乃至新浪潮，从一开始就是中产阶级以上的趣味，是掌握着话语权的中产阶层所认同的审美，从来就不是大众的口味。

但这真的重要吗？我永远相信，没有看不懂的电影，只有无法在事物中找到乐趣的人。就像《女人就是女人》里的那个桥段：两个人赌气时该怎么吵架？可以轮流扛着落地灯，在书架前找书，用封面上的词句来骂对方。没点文化，还真的无法成就这场面。

我想，这是戈达尔为自己定义观众的一个测试吧，能做到的，才是他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