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植物装饰里，除了水仙，还有天竺

一

除水仙外，和儿时过年的记忆相联系的另一种植物，就是天竺，又称南天竺。“竺”字也有写成“竹”字的，但它并不是竹，只是茎秆笔直、细长、没分枝，有点像竹子罢了。古书中又有写成“阑天竹”的，《遵生八笺》《广群芳谱》里用的都是这个名字。估计这是因为有些地方l和n不分，最早到底应该是“南”还是“阑”，就无从查考了。

在过年时的植物装饰里，水仙当然必须在过年前一两个月就去买。至于天竺，则必须是家里早就种着的；到过年了再去买，在当时是买不到的。有几年阿爹就种了一盆，养在一个长方形的紫砂盆里。天竺在梅雨时开小白花，然后结果，到冬天时果子成熟变红，过年时欣赏的就是它鲜红的果实，当然还有那陪衬的绿叶，因为它是常绿植物。

天竺古时又称为东天竺。梁程詧在他所作的《东天竺赋》的序里，还记载了一则关于天竺的神话：

轩辕帝铸鼎南湖，百神受职，东海少君以是为献，且白帝云：“女娲用以炼石补天，试以拂水，水为中断；试以御风，风为之息；金石水火，洞达无阂。”帝异焉，命植于蓬壶之圃，此其遗状也，然不如向时之验矣。

这故事把天竺跟女娲补天的神话联系了起来，还说有个叫东海少君的，曾把天竺献给黄帝。当然，作者也已认识到，现在的天竺已没有“试以拂水，水为中断；试以御风，风为之息”的神奇效用了，所以承认说“不如向时之验矣”。

古人已认识到天竺果子的观赏价值。明王世懋在《学圃余疏》中写道：“天竹累累朱实，扶摇绿叶上，雪中视之尤佳，人所栽种之。”有白雪的映衬，朱红的天竺子看上去当然会更加鲜明。

明高濂还在《遵生八笺》中说它“植之庭中，可避火灾，甚验”。这大概是以前关于天竺能“金石水火，洞达无阂”的迷信的残余吧。

又据民国黄岳渊、黄德邻二先生所著之《花经》，天竺还有黄子的品种：“旧时缙绅大家，当居丧读礼之期，岁朝清供，辄避去红色，故往往采购黄天竺以代之。”也就是说，以前的大户人家，在居丧守孝期间，因为忌讳用红色，所以花大价钱去买黄色的天竺做岁朝清供。

这种结黄色子的天竺，我没有见过，不知现在有没有失传。

我喜欢的是开大花的植物，对观果植物并不是太热心，所以天竺我没有亲手种过。一般认为天竺是一种耐阴的植物，但据我的观察，它在阳光充足的地方也长得很好。在我居住的小区里，有一户人家朝南的大门边就种有天竺，上面也没有树木遮蔽，长得很好，结子也很多。陈淏在《花镜》中说，天竺在“吴楚山中甚多”。看来，在自然环境中时，它是生长在高大树木下的灌木，所以既喜欢光照，也能耐受一定程度上的荫蔽。

除了天竺外，以前过年一般还要买用于插瓶的银柳和蜡梅。蜡梅是难得买到。银柳有剥去花芽外壳的，也有没剥去的，没剥去的就自己买回家以后剥去。后来有不但剥去壳还染成五颜六色的，就有些俗了。插几枝在瓶里，可以从过年一直养到开春，而且总有几枝会长出根来。曾想过要自己种一种，但到现在也没有，因为银柳会长成高大的树，阳台上没有那么大的地方。

现在过年时家里供天竺的人家，是越来越少了，主要是因为难得吧。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植物，比如富贵竹、蝴蝶兰、大花蕙兰之类的。

二

在这里，还想写一写对童年时代，也就是对20世纪70年代，还是我阿婆持家时的过年的记忆。再不写的话，我也满五十了，许多东西恐怕都会忘掉。写下来之后，我就可以放心了，因为我已经把它转存到文字里了。

上海人来自全国各地，所以上海的年俗也是一个各地年俗的拼盘，各家人家准备的年货也会有不同。我在这里写的，是1970年代祖籍苏州的上海人家的过年。那个时候，原籍的地域文化，多少还影响着上海人的过年方式。有自己鲜明地域特色的，比如祖籍宁波和祖籍广东的上海人，家里过年的方式肯定和我家会有许多不同，这是先要说明的。但有时这些不同地域的年俗，在上海也会互相渗透、互相吸收的。

我阿婆属于中国最后一代“专业”的家庭妇女，持家的本领可是相当高，从小在家里受到全面、“专业”的家务训练。在那物质匮乏的时代，每年过年还能做出一大桌子菜。而到我母亲那一辈，就是“撑起半边天”的职业妇女了，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精力来投入到家务上。到我妻子这一辈，更是从小没有做过家务，都是结婚后自己摸索着做了。

那时过年时置办年货，很早就要开始了，至少要提前两个星期到一个月。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供应紧张，好一点的东西都要凭票。但越是平时没吃的，过年时越要大张旗鼓地好好地吃一顿，跟现在什么吃的都能轻易买到，过年反而越来越不受重视的情形不同，这也是关于过年的悖论吧。现在想来，从1970年代到现在一共也不过三四十年，但人们的生活方式真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

年货，有些要到南货店去买，但多数还要到菜场去买。

弄堂口在西门路上的那家南货店明明是叫“向阳”，阿婆却非要叫它“万盛翔”。方浜路口那家卖黄酒的店明明是叫“丰收”，她却非要叫它“醉不归”。西藏路近浏河路口那家明明是叫上海市第几熟食品厂，她却非要叫它“杀牛公司”。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叫的都是它们的老名字，至少是公私合营前的名字。至于她为什么过了二十多年还不改过口来，我就不知道了。只是她说什么我们就知道是哪家店，尽管那家店店招上并不是那个名字。

过年要准备的东西，零零碎碎有许多，我想我还是集中写写几样不是简单地就能从市面上买到、而多少要自己花时间和力气去制作的比较麻烦的东西吧。

那时过年有一道必有的菜，那就是“水笋烤肉”。必须提前去菜场买用毛竹笋做成的大片的笋干，这种笋干硬得要命，买回后必须在水里浸好几天，这时就会有从乡下来的切水笋的人，拿着铡刀走街串户给人切水笋，赚一点小钱。

切成丝的笋干必须和五花肉一起红烧，笋丝吸收了猪肉的油汁之后就变成难得的美味，是阿爹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据阿婆说，这道菜因为含有竹笋，所以包含有“节节高”的吉利的意思。

但后来有了自由市场，就开始有发好、切好的水笋丝卖，切笋干的人就消失了。但买来的水笋丝总有点烂烂的感觉，没有自家发的那种好吃。后来还听说市售的水笋丝是用某种有害的物质浸泡，于是这一美味就从许多上海人家的年夜饭桌上消失了。

还有做蛋饺，也是一样有些技术性的东西，我观察过阿婆的制作方法。先要打好一大碗蛋，然后用一个半圆形的大勺，在煤气的小火上烤热，再在勺上涂一层猪油，以防蛋粘在勺上。然后用小勺舀一勺蛋液浇到大勺里，把大勺一边在火上烤一边很轻快地一转，蛋液就受热凝固，变成一张半圆形的蛋饺皮了。然后重复以上程序，制作下一个蛋饺皮。

当然我这样写起来很容易，但这手势的熟练和火候的掌握，是非要经过许多练习不可的。

然后用这蛋皮包裹肉糜的馅，就变成一只蛋饺了。在年夜饭的时候会有一只砂锅，里面煮着的不但有蛋饺，还可以有虾、肉丸子、大白菜等，热气腾腾地端上来。这蛋饺也有吉祥的寓意，叫“金元宝”。

当然，年夜饭桌上的许多东西都有吉祥的含义，但我觉得并不真是为了讨口彩才吃它们的。而是本来就要吃，顺便就想出一些吉祥的含义；吃的时候，也很少真是想着这些吉祥含义的。

现在过年，很少吃到蛋饺了。一是没有这个手艺，二是不想找这个麻烦了。

那时候还有一样每年过年都要做的东西，就是土豆色拉（当时就叫“色拉”，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色拉就土豆色拉这一种），因为麻烦都只有到过年或国庆时才做，平时不耐烦做。这其实是个洋味儿的东西，可能是因为上海以前是租界，西菜的影响也渗透到民间了吧。

麻烦主要是麻烦在做色拉酱上。当时没有现成的色拉酱买，要自己做。方法就是打两个鸡蛋，只能取蛋黄，打开鸡蛋后要把它小心而完整地留在半个鸡蛋壳里，蛋白当然也不会浪费，一会儿可以蒸熟了切丁，拌在色拉里。然后把蛋黄倒在碗里打碎，再小心地一点点地倒入花生油，拿筷子往一个方向搅拌，不能颠倒。要搅拌很久，一直搅到蛋黄变成白色的乳剂状才行。最后还可以加点白醋。

最后，再拌上前面说过的蛋白丁、煮熟的豌豆和土豆丁，还有“杀牛公司”买来的红肠切成的丁，色拉就做成了。

至于大年初一早上要吃的汤圆，也很早就要准备了，因为要自己磨水磨粉。

制作水磨粉是我作为一个小男孩曾参与其中的工作，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先要买来糯米，然后找来几口大锅，把糯米浸在里面，要浸几天。自己家里没有石磨，市面上也买不到，只能从邻居家借一个来。考虑到家里磨水磨粉的需要，父母后来还巴巴地从贵州带了一副石磨回来。为什么要到贵州才买得到石磨呢？现在想想，应该是因为贵州“山高皇帝远”，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还没有割尽吧；那里的石匠可以自己制作一些东西，拿到集市上去卖。而在上海附近就买不到了。

磨水磨粉时我自告奋勇来推磨，阿婆负责加米和水，就是用一把小勺，把浸好的糯米，连米带水一勺一勺地慢慢从磨子上的那个洞里倒下去，不能心急，不能加得太快。磨得时间长了阿婆也会让我休息一会，我来加米和水，她来推一会磨。

阿婆说，加米时一定要有米有水，水越多粉越细，当然磨起来也就越慢。但无论如何，至少要一半米一半水，不然磨出来的粉会粗，就不好吃了。之所以要自己磨水磨粉，要的就是它嫩滑的口感，不然买市售的水磨粉或者干粉就可以了。

磨下来的水磨粉其实也不是粉，而是米浆一样的东西，滴在一口大锅里，让它慢慢沉淀。于是原来的几大锅浸着的糯米，最后就变成几大锅这种米浆了。粉沉淀下去以后上面会有一层清水，过一两天就要舀去换新鲜的水，不然会变馊。

吃之前，隔夜就要拿一个大碗把沉淀下来的水磨粉舀起，倒在一个帆布口袋里挂着，让它慢慢滴水，第二天早晨从帆布袋里把沥干的水磨粉倒出，湿度正好，就可以做汤圆了。

还有制作做圆子的黑洋酥，也是一件麻烦的事。先要把芝麻炒熟了，然后放在一个小石臼里舂碎。我也舂过，但实在没有那个耐心做好。因为在小石臼里芝麻不能放太多，否则你手里拿着那个杵捣下去的时候芝麻就会四溅。舂一会儿手就很酸。把芝麻一点一点捣碎之后，就看到阿婆从菜场买猪的板油回来，白白的一大块，切成小块放在炒锅里熬成猪油。然后用这猪油把捣碎的芝麻揉成一大团，就成黑洋酥了。

当然，做汤圆的时候还要把这团黑洋酥搓成一个个小圆球，然后在外面包上水磨粉。

有时大年夜还要守岁，我们小孩子心急，于是过了十二点阿婆就下圆子给我们吃了，热腾腾的，一人几个。那时候过年，真不知道怎么能吃下这么多东西。第二天早晨，会有阿爹的那些老朋友们上门来拜年，每人也会奉上一碗汤圆。亲戚上门也是如此。这几大锅水磨粉，总要吃上半个月吧。

想想汤圆只不过是过年时吃的一样东西，那时就要投入这么多的心思和气力。对现在的人来说，汤圆只不过是花不多的钱从超市买回来的一样冷冻食品罢了。

四

年货，如果定义为年前所要预备、购买的东西的话，那么也不局限于吃的。还有一样一定要采购的是鞭炮和焰火。上海当时很难买到焰火，只能买到鞭炮。但不知为什么贵州那里还在生产焰火，而且是比较传统、精致的那种，于是父母有一年便从贵州带了一些回来给我们小孩子玩。

印象比较深的一种叫“母鸡下蛋”，就是硬纸板糊成的一个小母鸡，屁股那里点着引线后会放出五六个荧光闪烁的“蛋”，整个过程也就几秒钟而已。

还有一种最精致的叫作“宫灯”，没有放的时候是一个饼状的八角形，要用一根竹竿挑起燃放，点燃引线后就会在空中飞快旋转如UFO状，最后底盘落下，变成一盏宫灯，灯身还是用模仿玻璃的半透明的油纸做的，上面描画着细致的花鸟虫鱼图案。

因为难得，所以这些焰火不舍得一下子放掉，每年过年都只拿出一两个来燃放，余下的收着，收藏了许多年。

1970年代时置买年货之繁难，和人们对过年之重视，都是现在成长在物质丰富的年代的年轻人所不知道和难以理解的吧。如前所说，我把这些写下来，只是为了防备忘却，让现在的孩子们知道，以前的人们过年的那种认真、复杂和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