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考古发现论坛：三星堆、二里头又有哪些新进展？

澎湃新闻获悉，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的“新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论坛”近日在广州召开。

作为论坛议程之一，第三阶段主题围绕“考古中国”展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的专家学者分别就他们研究的太平遗址、二里头遗址、三星堆遗址、垣曲北白鹅周代墓地、海昏侯墓、广东英德岩山寨遗址等考古工作及进展、收获进行发言。

关中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新突破

王小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太平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东北距西安主城区约15公里。遗址位于秦岭北麓向渭河谷地延伸的一处河流阶地上，地势开阔平坦。目前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表明，这是关中盆地中部新发现的一处客省庄二期大型聚落遗址。自2021年3月1日考古项目启动以来，已经完成了对遗址周边近50万平方米区域的考古勘探工作，累计发掘面积4600平方米。发现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通过对环壕的解剖发掘证实，其年代同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时期，同时并清理了灰沟、灰坑、房址等各类遗迹数百余处，出土陶、玉、石、骨器等各类材质遗物数千余件。出土陶器组合以典型客省庄二期的单把鬲、斝、高领折肩罐等为主，也有代表周边文化因素的陶铃、磨光黑陶杯、双大耳红陶罐等。出土的玉料、玉璧、璧芯、玉璜、玉饰品等遗物表明，太平遗址存在一套完整的玉石器生产链。出土的卜骨形制规整，灼痕清晰可辨。叶形陶牌饰枝叶纹刻画精美。浮选出的农作物遗存主要有粟、黍、水稻、小麦等。出土动物骨骼遗存主要有猪、羊、牛等家畜，也有鹿、中华圆田螺、河蚌等野生动物。目前我们对太平遗址的工作仅仅是冰山一角，但是玉器加工生产、卜骨、陶牌饰和陶铃的存在表明太平遗址具备了高等级的中心聚落遗址的应有要素，是我们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中心区域的一处重要遗址。

太平遗址出土的玉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太平遗址出土的陶器

二里头都邑布局探索的新收获及其意义

赵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在以往考古工作的基础上，近年二里头工作队继续以探索二里头都城的布局为中心工作。新发现宫殿区南、北两侧的东西向道路向东、向西延伸，道路的两侧多发现有与宫城南、北墙成一直线或平行的墙垣。确认“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作坊区围垣的西北角、宫城西南角；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确认作坊区以西区域的东侧、北侧围垣，宫殿区以西区域的南侧、东侧及北侧围垣及东南拐角，祭祀区以西区域的南侧、东侧围垣。中心区的这些主干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宫殿区居于核心，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等重要遗存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表明二里头都邑有了严谨、规整的规划，显示了王权的至高无上、权力中心的高度集中，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都邑布局的这些史无前例的新创造，多被后世继承，体现了二里头王国开创的划时代变化及对商、周文明的引领作用，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里头遗址3号基址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工作进展与收获

雷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19年，目前仍在进行。本次发掘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除了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全面统筹之外，另有39家单位共同参与，涉及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多学科研究，取得了以下重大收获。1.确认了三星堆遗址存在着一个明确的祭祀区，祭祀区位于三星堆台地的东部，主体遗存包括8座长方形或近方形“祭祀坑”以及内含一定数量高等级祭器的小型圆坑、矩形沟槽、特殊建筑、灰沟等。2.新发现6座“祭祀坑”，加上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坑，8个坑集中分布在一起，各坑大小有别，方向、堆积和包含物不尽一致，形成年代大致相若，均为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碳十四测年与通过坑内陶器判断的年代基本相当。截至目前，已出土各类编号遗物约一万四千件，其中完整和较完整遗物逾3000件。3.新发现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内涵，若干新器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进一步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4.本次发掘创新使用了一系列发掘与保护工作平台、操作系统、控制系统与记录系统，推动了四川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和手段的进步。

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发掘现场

多学科研究阐释模式探讨——以垣曲北白鹅周代墓地考古为例

郑媛（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等，是总书记对新时代文物考古工作的要求，也是当前考古工作模式的现实反映。山西垣曲北白鹅周代墓地的考古工作，从发现之初，就坚持多学科的介入。通过开展对铜器铭文的古文字学的释读与研究，引发了学界对其世系族属、性质的热议；应用年代学方法，对北白鹅铜器表面残留的麻绳进行取样，更精准地厘定墓葬年代；应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设备与方法，对残留物进行分析，发现先秦时期我国现存最早的果酒和化妆品残留等，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两周之际社会生活的认识，对研究和探讨两周时期的政治格局、畿内采邑分封制度及晋南地区两周时期的埋葬制度、人群族属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同时，基于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积极探索“边发掘、边保护、边研究、边展示”的模式举办专题考古成果展和考古云讲堂多学科系列讲座，从发现、玉器、冶金、音乐、分子生物、古文字、历史、音乐等方面，邀请各专业领域学者阐释北白鹅考古发现，与公众多层次共享考古成果。当前，山西考古院又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人文化”的田野工作理念应用于实践，基于北白鹅墓葬本体创建地下方舱实验室，集环境控制、科技监测、远程诊断等功能于一体，和我国十三所高校联合开展田野实验室考古。相信，多学科精细化发掘将为更全面地获取古代遗存提供技术支撑。

垣曲北白鹅墓地远景图

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新收获

杨军（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海昏侯墓的发现和发掘，是新时代江西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近年来，随着海昏侯刘贺夫人墓发掘、实验室考古和资料整理工作的开展，考古工作又取得了一批新收获。一、考古发掘表明海昏侯夫人墓为一座采用“汉制”营造的列侯夫人墓，发现了墓葬建造时的“堂坛”和原封土的范围，并揭示了海昏侯夫人墓（M2）“堂坛”底部叠压刘贺墓（M1）建造时遗存的平、剖面关系，证明海昏侯夫人墓晚于刘贺墓。二、实验室考古发现刘贺部分遗骸，推算出遗骸长约173~183厘米。采用X射线探伤、紫外荧光成像等手段，发现刘贺嗣子刘充国遗骸长约110~120厘米，离世时尚为儿童，为南方地区人骨遗骸形貌不存的墓葬寻找遗骸位置提供了技术参考。通过扫描电镜发现出土马蹄金、麟趾金镶嵌物为软玉、铅钡玻璃和蛋白石（贝壳状）三类。通过拉曼光谱仪检测发现出土玉器材质大部分为和田玉。发现刘贺（M1）、刘充国墓（M5）出土的琉璃席由上层玻璃席面和下层含纺织物底衬组成，其主体玻璃片及围边玻璃泡材质皆为铅钡玻璃，所含铅为高放射性成因铅，为西汉时期琉璃席制作地点、矿料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三、在资料整理工作中，发现青铜蒸馏器自下而上由青铜釜、拥有内外腔的青铜甑和一套组合式的豆形器盖三部分组成，通过复原，基本确认这件蒸馏器具备了蒸馏酒的加热、冷凝和承露三种功能。发现了以“大長公主家工長安陰昌里鍾長君所作/任乙”铭文为代表的一套碗、盘、酒杯和樽的扣银贴金漆器组合，并发现画有最早孔子像的“孔子屏风”是一个由衣镜主屏和《衣镜赋》辅屏共同构成的双折式屏风。发现了南方地区唯一一份汉代诏书实物，确定了刘贺的死亡时间为公元前59年10月6日（汉宣帝神爵三年九月初八）， “除国诏书”下发到豫章郡的时间为公元前59年11月14日（汉宣帝神爵三年十月十七），“除国诏书”下发到海昏侯国的时间公元前59年11月22日（汉宣帝神爵三年十月二十五），诏书的流程和传达体系表明从刘贺病逝到海昏侯国除国，前后不到40天，下葬应该在47天后，为西汉列侯丧葬殡期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海昏侯墓按照大遗址考古理念进行发掘

广东英德岩山寨遗址考古发现与收获

刘锁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岩山寨遗址发现于2017年，由分别分布于山体顶部、石灰岩溶洞及外围台地等不同地貌部位的多个地点组成，规模宏大、内涵复杂。2019~2022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开展持续的主动性考古工作，目前揭露面积1500平方米，清理出墓葬、灰坑、灰沟、柱洞、火塘等重要遗迹，出土陶器、磨制石器、玉器、青铜器、人骨及植物遗存等各类文物标本1800余件。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岩背地点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80余座，应是遗址内集中分布的墓葬区，内部有明确的分区、分组规划，其墓葬形制、丧葬礼俗及随葬器物组合都具有显著的石峡文化特征。岩山寨遗址的文化遗存除粤北本地考古学文化外，可见来自粤东、珠江三角洲、粤西桂东以及岭北长江中游与环太湖地区等不同地域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反映出岭南内部乃至华南地区不同区域早期人群交流互动的广泛性。

岩山寨遗址

岩山寨遗址是岭南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中心聚落遗址，对于深入研究岭南地区先秦聚落形态演变、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岩背墓葬区的考古材料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本地区该时期葬制葬俗、石峡文化的传播、石峡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岩山寨遗址的发现为环南岭地带及周边地区的早期人群互动与文化交流、史前南中国的高等级社会关系网络、稻作农业的早期传播等课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新材料。该项目填补了岭南地区文明起源阶段聚落考古的空白，将掀开岭南史前文化与社会研究的新篇章。

（本文综合整理自文博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