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鉴｜《绿色经济学》：诺德豪斯在可持续发展关键时刻的思考

本文系2022年8月27日，作者在《绿色经济学》新书发布研讨会——“绿色经济与中国经济转型”上所做的分享。本次活动由《比较》编辑室、上海汇智经济学与管理学发展基金会与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在福建福清联合举办，第十届汇智公共经济学论坛也同时进行。本文由澎湃新闻市政厅栏目编辑整理，经作者审定。

2021年底，上海宝山，废弃共享单车堆积处。 周平浪 澎湃资料

诺德豪斯教授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比较早。2010年我在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的时候，有门课叫“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我向老师请教了很多问题。现在非常热的概念，他2010年都讲到了。这些与他的研究体系框架，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这本书是长期研究和积累的成果。1980年代末开始，他每过五六年就出一本书，总体上没有他论文那么难读，是偏通俗的。最近一本书叫《气候赌场》。

《绿色经济学》

《绿色经济学》这本书的背景蛮重要。应该说，全球可持续发展现在到了特别关键的时候。

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提出，2015-2030年间，希望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其中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包括要应对贫困、不平等、气候、环境退化、繁荣以及与和平正义有关的挑战。这些目标相互关联，旨在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现在，从俄乌冲突、全球贸易等紧张关系来看，问题似乎不是缓解而是加重。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这非常值得我们思考。随着生产力进步，人类提出了越来越多解决问题的技术创新，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但是这种可持续发展，无论制度、技术，要素供给都跟不上，导致可能的“失败”。这是为什么？

我的理解是，因为供求的失衡。这个领域的供求失衡，从自然的到人为的，导致现在看到的种种现象。我感觉，背后还是有长的周期性的，特别像马尔萨斯讲的，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通过这么多年发展，不是在缓解，而是加剧。比如，17项目标——我们不一一讲了，就生物多样性保护来说，现在统计下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缺口逐年在拉大，濒临灭绝的物种以每天几百种的速度消失。

在《绿色经济学》导言里，诺德豪斯教授提到，他从小是跟绿色的植物一起生活的。他自己从小理解的绿色，是一种颜色，而现在的绿色会被理解为整个生活方式。他说，人类从没停止过对绿色发展的向往和追求。为什么越追求的东西反而越得不到？全球范围之内，都有这种感觉。

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的张力之中，我们感觉到，认知的水平越来越高，但行动的能力未见得有很大提高，甚至可以说南辕北辙。

就是说，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我们的保护行为本身又带来破坏。经济学有一种理论，就是“反弹效应”。我们讲低碳，生活方式是低碳了，但生活方式的数量在无限扩大。数量上的扩大抵消掉了减排行为带来的保护效应。

这本书的英文版出来是在2021年，刚好是拜登政府上台。作者表达的意思是，可能有一种新的、好的信号显现。之前特朗普反环境保护，以后是不是可以好一点。但我自己感觉，如今看起来也没见更好。

威廉· 诺德豪斯教授大家很熟悉。他早期做创新经济学研究。我看过他1977年的文章，写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学问题。我想这个太厉害了，真的很早就提出研究气候变化的动态模型。直到后来拿诺贝尔奖。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把气候变化因素纳入长期经济增长的框架。当时他与保罗·罗默教授一起拿诺贝尔奖，他们都是对长期经济增长这个框架有进一步的解释和贡献。气候变化的研究尺度，都是一百年、两百年，放到定量的模型去做，有很多因素是不确定的。未来50年、100年到底是多少，能说清吗？但有这个定量研究，比没有更好一点。

这本书读起来很通俗，没有太多经济学公式。但深究下来，还是做了蛮多理论创新。本书涵盖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传统环境经济学教科书的所有基本要素，包括产权、环境价值、外部性和环境税等。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一部分我觉得是范式修正。还有一部分，是基于长期经济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几部分，是相关理念的新融合和全新的分析框架。比如，结合了实践中的最新尝试，包括绿色金融。很少人能做到把这些都写进同一本书里。另外，把ESG放进去，也不容易，因为这是近十年才出现的概念。

这里举个例子。他在书中提出“无悔原则”，我以下以此为例，来说明这本书讲理论是有创新的，而且有一些是革命性创新。

无悔原则说的是，当我们的行为带来了有害的溢出效应，轻微减少外部性足迹对我们自身影响非常小，却能大大减少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采取微小的措施，减少（或许大幅减少）我们的外部效应，我们不会后悔采取了这些措施，因为它对我们几乎没什么影响。这个原则在碳减排、降低污染和减少交通拥堵等领域均适用。 

这张图的意思是，在自身福利和他人福利之间，有好多种选择。比如x、y、z三点。自身福利与他人福利的总和，是整个社会的福利。从个体福利看，x最佳。从全社会的福利来讲，假设z是最佳的，因为这个点可以让总和最大。但你个人因为追求增加他人福利，可能牺牲了 个体福利。这就是经济学，无论实践和理论，都在试图解决的外部性的巨大难题。

用教育的方式进行调整，是可以的。呼吁人们从x点到z点。但好多地方是调整不到的。所以，诺斯豪斯讲，走y这个点。走y点是什么意思？和x点相比，要牺牲一点自身福利；而跟z相比，没达到社会最优。但他认为，y点是我们要追求的。可以在个人牺牲很小代价的基础上，让社会往前走一大步。

这个理论成立，意味着，可以不用个人的边际收益和成本的原则行使决策，也不要完全以社会的收益成本相等的原则决策，可以在中间找一条路。因为，x也好，z也好，都会带来比较大的其他成本。而y这个点，为何没有成本？是你个人主动放弃微小收益，让社会往前走。

这就是“无悔原则”。个人只需要做出轻微改变。比如，假设你月薪十万块，那每月拿十块钱做公益，没关系吧？如果大家收入都比较高，每个人都拿十块钱做公益，对个人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对社会来讲，可以促成很多事。往他人福利增进的幅度，会比个人自身福利牺牲的幅度来得多。这就是经济学讲的外部性问题，不难理解。

问题在于什么呢？在x点和y点之间，人们可以选择y点。之所以叫“无悔原则”，大概意思是说，现在社会制度的整个框架，能不能往鼓励个人牺牲这么一丁点私人利益，而满足社会利益的方向去演进。

比如，ESG信息强制性披露，推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和社会而言，ESG相当于环境保护、人权、公平等等。对企业，可能是花一丁点精力做这个事，但这一小步，可以帮社会迈出一大步。不过，只凭这样，到不了z点，不能让社会完全实现边际上的相等。要完全实现，借助其他制度框架才能做到。

这一条如果成立，我觉得，确实改变了传统经济学里的思维定式。以后我们不能用边际相等的原则看待企业决策。而且，这样的方向，我认为符合现在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绿色发展：挑战与应对

话说回来，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高度强调重视可持续发展，但现在发现，我们离可持续发展目标渐行渐远？可能里面有一些根本性的挑战，还没有彻底解决。

跨学科的困境

第一个挑战，我认为是跨学科的困境。比如，如果要研究清楚雾霾对创新的影响，现在应该研究清楚雾霾怎么影响健康。如果不研究清楚这个，中间路径建立不起来。实际就是说，我们真正要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背后一定是大量的学科融合。 

诺德豪斯教授做了一些努力尝试，包括刚提到的，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影响全面综合评估模型（DICE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Model），放了三个模块在里面，经济的、气候的和政策的。完整大概有26个公式，大量公式迭代起来，从二氧化碳排放，到碳循环，到气候，到各种影响，最后到控制变量——我们研究重点在这个地方。如果前面都不要——其他随机模型就是这样做的，其他不研究，就研究最后这一块。其他做一个外生变量也可以。但实际上，控制措施水平本身，会影响到碳循环和气候等。所以，需要把这个打通。

诺德豪斯教授本人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还做过美国白宫经济顾问。他两边转换非常自如，从理论到实践到政策，从这个学科到那个学科。当时在耶鲁课堂，我听他讲到很多自然科学问题。他的研究蛮深的，对气候问题、循环问题的研究挺透的，不仅是懂而已。

实际上，这第一个困境，本身就不好解决。我们搞经管的，研究这个问题，应该把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管理科学、公共卫生等纳入，一起讨论。但现在学科分类那么细。一个学科内部都打不通，另一个学科融入进来就更难。

外部性困境

第二个困境，是刚才反复说到的外部性问题。实际上，他讲了三种。

刚讲到双重外部性。比如，绿色创新。绿色是第一重外部性，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时，产生负外部性，比如，污染定价过低，会让治理污染的动力不足；而创新是第二重外部性，社会回报大于私人回报时，才会产生正外部性，但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创新的动力也会不足。 

第三种，他还讲到，经济外部性。比如，我把华为手机买完了，清空了，你买不到。通过市场供求关系传递的外部性，也是外部性。我买不到，是因为你买太多了。他说，我们也要讲这个外部性。

原来环境经济学很少研究经济外部性，也就是通过市场连接带来的外部性。

当然，这里涉及社会问题。书中用疫苗、交通、社交网络等大量案例，来说明这个外部性。

我们现在要构建一个良好社会，一个绿色的社会，必须重视解决外部性。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特别强调碳中和。为什么要提出来，无非是说，大外部性套小外部性，最后套到个人的小外部性上。

价值核算困境 

第三个困境是价值核算困境。这个问题也有点跨学科。GDP的核算是最容易的。《绿色经济学》里建议，扣除掉资产折旧之后的NNP，会好一点。他实际提出，我们真实的增长，是要将污染核减的。

这意味着，首先是怎么计价。这门学问也发展很久了，环境经济学界的早期文献，基本有三分之一文章，都围绕核算问题而来。比如，外面的空气值多少钱。当时做雾霾的时候，杜克大学的张俊杰老师用口罩销售反推空气污染价值（损失）。这类文章在环境经济学里特别热门，核算出来，才能说污染造成了多少损失，从GDP里扣减。

中国2005年也推了绿色GDP的核算体系。当年扣减五千亿左右。但这里很难，难在目前为止，能核算出的都是物质价值。

生态系统有四大服务功能，包括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等等。其中只有以物质为代表的供给功能，我们可以用市场化交易方式核算。其他功能，都是通过参数推出，相当于模拟的结果，所以受到很大质疑。比如，环境污染在美国的价值跟在中国不一样，因为贸易不一样。这是很大挑战。

目前国内也在做相当于第二版绿色GDP的核算，但现在看来，没有办法形成比GDP更加简单明了的体系。

而诺德豪斯做了这样的工作。他说，根据美国数据，做污染核减之后的GDP，竟然增速提高。因为早期污染对应的价值比较大，所以扣得比较多。后期污染对应的价值越来越少，所以扣减越来越小。跟原来相比，相当于早期基数下降的多，所以反而增速在增加。所以核算绿色GDP之后，产出的增长幅度小幅提高了。 

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成熟数据。我们做不出来。我的理解是，可能这符合另一个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在经济发展后半程，经济增长在环境保护压力下，是下降的态势后，就会产出增长提高，但还在持续污染过程中。你会发现，GDP增速在下降。2005年我们做完绿色GDP之后，再也没有做过第二次，就是怕做出来增速在下降，实际上，如果持续做的话，绿色GDP的增长率应该也是正的。

行为偏差困境

最后一个挑战，也是最大的挑战，是行为偏差。行为经济学里讲的很清楚。因为有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大量研究表明，日常生活中，人们做决策时常常偏向使用过高的贴现率。 

书里举了个例子。节能冰箱卖得很贵，长期可以节电，还有不节能的，价格相对便宜，但比较费电。这两种冰箱，消费者更多是选择不节能的。在消费者看来，现在钱最重要，未来十年、二十年电费支出不会考虑。诺德豪斯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绿色发展要重视行为偏差，说穿了就是，消费偏好等因素影响之后，消费者产生了非理性决策。

这种情况蛮多的。许多行动都需要通过今天的投资来降低明天的成本。从绿色经济学角度看，大量电器的贴现率过高，导致投资偏向于耗费过多能源。从理性的角度而言，这些电器不该被生产和使用。很多环境经济学也在做这方面，做得挺好。

还有过度贴现问题。人们在当下时点做出决策时，经常短期内急躁冲动，想要短期获得大量收益，但做长期计划时因为缺乏概念而要求的回报偏低。这导致绿色投资过少。

2007年时，诺德豪斯和英国另一位气候变化经济学家，斯特恩教授在耶鲁大学开了一次会，讨论到底怎么界定气候变化应对模型里的用户。贴现率太低意味着，现在的投入，未来产出就很高；如果过高则意味着，未来有再大收益，到现在都为零，这样就没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动力了。所以当时建议说，以接近于零的水平贴现。诺德豪斯的意思是，还是中间一点，不要太低。

驱动绿色发展：政策

政策层面，如何驱动绿色发展？诺德豪斯做了一些思考。他提出的良治社会概念，是贯彻整本书的主要方向。具体他也提出，从主流经济学到绿色经济学，还是有一些差异。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可持续性概念的应用。绿色经济学的核心是环境消费；主流经济学则关心更加广泛的商品和服务，包括非环境的和环境的。 

主流经济学允许用更丰富的资产和商品，替代日益稀缺的资产和商品，替代效应是普遍适用的。在环境要素和资本要素之间是完全替代情况下，只要实现总财富增加，就意味着是可持续的。但从绿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来讲，有些东西是有上限的。存在神圣或不可侵犯元素的产品为非纯经济产品。某些环境活动和资产是非纯经济产品，因而不可侵犯。比如，你的健康能替代吗？不可以替代。所以，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刚才讲到良治社会概念。诺斯豪斯认为，良治社会包含有利于促进公正和国家繁荣的制度、观念、技术结构，兼顾效率与正义。而绿色社会是嵌套于良治社会之中，强调特定的损害和补救措施。这本书讨论了技术问题、制度问题，而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是观念变革。

良治社会有四个支柱。第一，是一整套界定人与人关系的法律；第二，是一组发达的私人商品市场；第三，是解决公共品与外部性的机制——我觉得，一和三有区别就好，一个是界定边界的法律关系，三是怎么补平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第四是平等的制度，就是公平正义。

这套制度放到绿色发展里，就变成绿色社会良治的基本四大准备。第一，对应还是法律，在绿色气候法律中，你和环境之间是什么关系，要有基本法界定才行，要有让个人和其他实体对自身环境行为负责的法律架构；第二，哪怕寻求绿色发展，也要有很完善的市场，需要能利用价格、工资和收入等信号，引导供应商与消费者行为的市场，我感觉我们也是往这方向走。比如绿色金融，原来我们讲保护环境，政府投钱就可以。现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的财政资金远远不够，缺口非常大。因此，有必要动员社会资本进入环境保护领域，给市场一个信号；第三，是要有处理公共品、解决有害外部性的机制；第四，就是关注分配公平与环境正义的工具。国家非常强调，说了很多次，我们的环境保护就是公平正义。

我只是提炼一些要点。书里包含了社会经济文化，甚至外星文明，还有流行病。关于政策，这里还是提出一些主要脉络。比如，书里非常强调绿色新政，以美国为例。201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有关“绿色新政”的议案。奥巴马那时有一轮绿色经济，现在又有一轮。其中都讲到，建筑、能源、制造业、农业、公共交通等这些领域，政府要干预。我觉得，这个观点和自由市场不一样。他强调，美国政府需要干预市场，特别是针对气候变化。

驱动绿色发展：创新

第二是创新解决问题。里面说到的意思是，绿色发展过程中，要利用创新发展周期，推动基础领域到应用领域的全流程的创新。

现在我们国家也意识到，要推动创新，十四五规划里也讲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诺德豪斯讲到，整个体系要围绕创新展开，而且通过克服双重外部性鼓励创新。

比如碳中和领域，有大量技术创新空间，需要我们挖掘。我们强调鼓励创新，很多时候是提供资金支持。但问题关键是，背后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和氛围，这样才能有稳定的创新。

同时，创新不是在应用环节，而要能够推动整个链条。所以，我们讲强链固链，如果真能落实，那真的不错。但很多时候，实践停留在技术应用研发上。

驱动绿色发展：投资

书中有两章，用资本方式解决绿色发展的供给不足。过去讲企业社会责任，现在讲ESG概念。最后呈现形式是，企业发布ESG报告。这里的E是环境，S是社会，G是公司治理。也就是说，通过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框架，才能确保之前做的事情是稳定的。如果没有稳定的系统，往往做一些好人好事，但换一个领导，就不做这些事了。 

ESG的核心问题实际是，处理好利益是股东最大化还是社会最大化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ESG推动企业，从A点走到B点走到C点再走到D点，刚才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现在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还是社会利益最大化。让股东利益最大化，走到B点，必然牺牲社会利益；但让社会利益最大化，走到D点，必然损害股东利益，因为要做很多很多贡献的事。所以C点比较合适。

现在ESG的走势，中国以及全球范围之内都一样，是最好的龙头企业在做。龙头企业为什么能做，是因为对他来讲，一丁点利益的放弃无足轻重，但可以让社会往前走一大步。

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都规定强制性披露ESG报告。我国还没有强制性披露，大概也快要做这件事了。一旦强制，国家可能通过制度性方式，让企业从B点走到C点。能不能到D点，真的不一定。如果到D点，可能打击企业股东积极性，不是特别有利。C点相对比较折中，是能够实现的发展水平。 

诺德豪斯教授说到蛮多美国企业的例子，说明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企业也开始平衡。一些东西不是法律规定的，但企业会通过投资去履行社会责任。比如早期烟草、酒精，以及武器也不违法，但现在门槛提高，烟草、酒精还不违法，武器变成非法的。如果从ESG整个评级看，涉及烟草、酒精，就从投资对象中踢出去了，还可以经营，但不能获得投资。这类投资的比例现在越来越高。比如，国外有一些养老金，有一些功能基金，规定15%-20%的基金投到ESG里。我认为，利用无悔原则，这是通过合规性要求，驱动企业从B点走向C点。

对我国绿色发展的启示 

我们国家绿色发展稳步往前走，现在走到了双碳目标。

整个碳中和技术链涵盖产业方方面面。上海最近发布碳达峰十大行动计划，涵盖了从经济、金融到方方面面的技术。

创新最大的推动力，就是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这一类政策工具，我们已经非常熟练运用。过去六年以来，利用绿色金融政策体系，银行保险券商等金融机构，全面去拥抱绿色发展。应该说，到现在为止，金融系统如果还没实现向绿色转型起步，基本上要淘汰。 

目前全国绿色信贷在整个信贷占比达到12%左右，全球规模最大；论绿色债券，我们也是全球第二大国。所有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流程，都开始往那个方向靠。

我们把整个市场往那个方向引导，我觉得和诺德豪斯讲的四大支柱是一致的。在我们的试点中，可以看到，对这些方向有所考虑。

绿色金融很有意思，它的本质是绿色的事权加金融的事权，两者实际是不匹配的。绿色金融一直很难往下推，因为这两个东西是错位的。建立改革创新实验区，就是希望能把金融事权下降一点给到地方，用这个事权保护地方的生态环境。但这里很复杂。

上海最近刚好利用浦东新区，出台了全国第三部绿色金融立法，叫《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这是希望在不同地方尝试走出绿色和金融相结合的道路，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模式。

依照诺德豪斯教授整个逻辑，我觉得基本上是成立的。好多改革创新实验区，开展绿色金融，都在探索适合自己特色的道路和模式。但目前来看，要形成稳定的四大支柱，还有一定距离。

因为，大量绿色金融实践，包括生态产品转换实践，都停留在案例层面。做了一个案例后，第二个案例复制性很差。比如，浙江湖州能做的事，到了另一个城市，就做不了；尽管后一个城市也做了很有创新的事。诺德豪斯讲的四大支柱是理论框架，但 怎么落实四大支柱，怎么形成稳定的体系，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绿色金融实际走得很前。现在讲的绿色金融，已分出好多面。比如转型金融。钢铁建材化工水泥，这些产业的转型升级，怎么用金融工具去支持。比如说，支持太阳能、水能的发展，和支持钢铁的低碳发展，方式是不一样的。转型金融现在变成我们急需研究清楚的问题。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两条逻辑。ESG金融、气候金融、生态金融，是非常新的概念，相当于原来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全球范围之内，缺口大概一万亿美元。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全球范围之内，可持续发展渐行渐远。现在如果仅依靠政府财政支持，会不堪重负。要探讨一条让市场资本进入我们全社会需要关心和保护的内容的路径。

这个有没有呢？有的。实践还是比理论走得领先。

终端保护有什么收益呢？我前两天去安徽下面的一个县考察。这个企业做中草药开发，我问他，中草药规模药培养过程和外面环境有关系吗？他说，有很大关系，生物多样性平衡，对养殖也好，生产也好，是很重要的条件。

这意味着什么呢？发一个债券，保护生物多样性，推动生产研发也好、产量提高也好。实际可以找到非常重要的回报途径。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这样把市场机制用到传统的公共保护过程中。

包括绿色金融风险管理，还有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科技十大领域，现在非常热门。但这里要把经济学研究范式结合起来。

现在ESG领域的数据越来越全。每年研究生都用大量ESG数据去跑，跑出来也可以讲讲结果。但实际上，总的来讲，说服力不是很够。对这些企业投资来讲，把ESG做好，未必是决定性因素。可能还会觉得是财务原因，财务好才可以把ESG做好，根本还是财务。这中间还有很多问题。 

这就是上海的立法，一共37条。这里讲到，比如债券、保险、基金。立法过程中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未来，如果有了完整数据库，对我们经济学来讲，还可以做好多研究。

诺德豪斯根据长期的研究，还有新的观察体会，写成这本书，对中国绿色发展研究来讲，还是蛮有意义的。再次感谢中信出版社团队，这是一起合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