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浪大化中：王水照的学术人生

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王水照一直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不人云亦云，不望风落笔。

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席教授王水照先生和他的新书《王水照访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作者供图/图）

年近九旬的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席教授王水照先生，这几年几乎年年有新著出版，其中有将旧文重新整理一过的，可以说带有总结回顾的意味，日前出版的《王水照访谈录》（以下简称《访谈录》，凡引自该书的不再出注）也是如此。这本书汇集了过去十来年间王先生与同事、学生和记者的十二篇专题访谈，有谈他的求学经历与治学经验，有回顾参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经过，以及回忆与何其芳、钱锺书先生的交往等等。这本书以第一手的资料回顾了王水照的学术人生历程，表达了他的学术人生观点，从中可以看到时代、环境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如何应对时代大潮的冲击，“纵浪大化中”，通过自己的不懈追求，成长为一位有杰出成就有广泛影响的学者。无论是为人还是治学，这本书都给人以丰富的启迪。

新一代大学生

人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每个人都受到时代的影响或制约，在时代大潮的冲刷中或随波逐流，或勇立潮头，命运也随之发生不同的变化，王水照也不例外。他的学术人生历程几乎是与新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步的，他在成长的历程中经历了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可以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在谈词学研究时说：“我们这一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思潮的背景下，接受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教育，首先是苏联体制的教育，又经过了一系列大的‘运动’，所以，我们的学术经过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意识形态的熏陶。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一段时间内也有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所以，我们能够从视野上接受一些西方的学科观念，学科观念比我们的上一辈要强。我们的优点就是视野比较开阔，能接受现代的学术气息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方法观念，从社会科学和大文化背景的角度研究词学。但是，从基础上来说，我们显得相对薄弱，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词的创作总体比较薄弱。”这段话可以说是夫子自道。

1955年夏天，王水照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浙东名邑余姚负笈北上，开始了他迄今近七十年的学习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历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从黑暗中走出来不久的人们拥抱光明，充满理想和朝气。作为新一代大学生，王水照生逢其时。他回忆道：“进入北大中文系之后，我们领受了‘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与鼓舞，一头扎进书海，努力学习。这个时候感受到了许多名师大家的风范，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吴小如等先生给我们讲授文学史；王力、魏建功、周祖谟先生给我们讲授语言学等等。寝室的学习氛围也很浓，每天睡觉的时候都不忘问问上铺：‘今天看了什么好书？’如果他看的书我没看过，又很有兴趣看，第二天我就要找来认真读读，和同学们交流。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在学习的愉悦之中了。”北京大学一流的师资和教学条件，使王水照庆幸自己获得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良机，度过了两年名副其实的苦读生活。

“红皮文学史”

然而，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夏天打断了这个进程，王水照幸运地没有被卷进漩涡而沉沦，反而嗣后的 “教育大革命”和“学术大批判”却意外地把他引向宋代文学研究之路。在这场运动中，学生批判自己的老师，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被批判的老师反唇相讥，对学生说了一句批评的话：“你们能‘破’不能‘立’！”这句话刺激了学生的“革命积极性”，在当时“大跃进”、大搞科研的时代背景下，就萌生了自己动手编写一部文学史的念头，“把红旗插上中国文学史的阵地”。1958年，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锐气，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学生发起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俗称“红皮文学史”，翌年再版本俗称“黄皮文学史”）。这部“红皮文学史”，先入为主地列出了三大标准作为该书的指导思想，即：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民间文学是文学史的主流、政治标准第一。以这三点为指导，然后构建出这部“红皮文学史”。

王水照认为：“用今日严肃的学术眼光审视，这部‘红皮文学史’可以留给后人的东西不多，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它对个人的成长与集体的凝聚却有很大作用，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写书谈何容易，需要阅读大量文献并进行思考和写作的锤炼。在短短的时间里，这些年轻的大学生经历了高强度的阅读和写作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研究和写作能力。王水照曾回忆道：在组织各断代编写小组时，“就由班上分配在宋元小组，而且被指派为负责人”，“就我个人而言，首要的是得到继续攻读的机会，不像其他年级同学纷纷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去了；而且阅读的范围不再漫无边际，相对集中于宋元的文学史料和文化典籍；同时锻炼与提高了科研能力和写作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虽然世事多变，一波三折，断而复续，续而又断，却一直与宋代文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我和宋代文学研究》，《鳞爪文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访谈录》中也说：“我当时被安排在宋元组，所以直接促使我阅读了大量的宋代文学文献，也就奠定了我后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他也曾告诉我，他自己收获最大的是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参加编写《中国文学史》和在文学研究所参加《唐诗选》的选注工作的时候。“学习大批判”的进行，使大多数师生脱离了正常的教学活动，而参加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包括王水照反而是收获满满，可以说是乘势而上。

逆势而退

1960年大学毕业后，王水照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组工作，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一到所，立即投入组里正在进行的另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宋代部分正缺人手，他因在大学时期的上述一段经历，顺理成章地承担起唐宋段的编撰任务，从此把自己的治学领域和主攻方向正式地确定下来。

1962年《中国文学史》完稿后，就立即参加了《唐诗选》的编注工作。《唐诗选》初稿于1966年完成，1975年进行修订。十年间，王水照没有被卷入“造反”的洪流，对运动保持一定距离。他回忆道：“我们这批人是不打‘派仗’的，不写大字报指责对方”，“中央提出来要批判的人，我们就参与，但‘派仗’是不打的。这个立场有一定的自觉选择性，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我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尽量保持距离，我就是‘以小人之腹’猜度，那些出风头的人都是抱有一些个人目的的。……运动来了，很难不被裹挟。遇到这样的事，如何守住道德底线，是很重要的。”可能还有一个原因，王水照家在上海，夫人不愿迁居北京，于是他只要有机会就回上海看望家人，也就自然而然地逃避了一些。在喧嚣浪潮中，家庭成了他名副其实的避风港。这样，他十年间没有荒废太多时间，后期还参加《唐诗选》的修订工作，还能继续读专业书，从事研究。可以说他这时是逆势而退。

顺势而为

1978年3月，为了与家人团聚，王水照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十年动乱已经结束，国家进入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给各个领域都带来新的气象，科学艺术全面繁荣的春天已经来临。王水照也随之真正进入一个正常的学术研究时期，他解放思想，把长期思考的问题形之于文。他先后担任北大版和文学所版《中国文学史》“苏轼”章的执笔，对苏轼作品烂熟于心。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评法批儒”运动时对苏轼“投机派”、“两面派”的指控，他发表了《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文学评论》1978年第三期），这是拨乱反正后国内学术界最早为苏轼辩诬“正名”的文章。此后，他又发表了《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学遗产》1989年第五期）等文，对苏轼一生的思想变化及其儒道佛思想的消长起伏作了颇为精细的剖析，着力发掘苏轼对个体生命和独立人格价值的追求，在此基础上更对中国文人对人生价值的判断作了宏观扫描。

王水照的学术研究这时开始渐趋化境。他说：“这时的研究工作，既作为教学的学术依托与支撑点，保证教学内容的充实和不断更新；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引起新的思考，在教学、科研互动互补关系中，求得科研选题、内容持续鲜活的时代特点。这种研究方式，与过去那种‘以任务带研究’模式告别了，能按照我自己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特点、禀赋素质的优劣，合理地选择课题：由过去的唐宋诗文并举转向偏重宋代文学，由诗词兼及散文，从个别作家到群体研究，从作品的艺术特质、风格流派到文人心态、文化性格探讨，等等。艺术观念有所更新，研究视野有所开拓，运用方法有所丰富，对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有所加强。” 可以说，他到复旦大学后是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正是到了复旦大学后，他进入了对宋代文学自觉而又比较全面的研究。

得天独厚

在近七十年的学术历程中，王水照经历的环境相对比较单一，但却是得天独厚的。五年大学期间就读的是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十八年，此后四十多年在复旦大学任教至今。他学习工作的地方都是中国一流的学府和研究机构，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不是常人能得到的。2013年，他在获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时说：“此时此刻，我最要感恩的是我学术道路上经历过的三个单位，第一就是在全国最优秀的大学的中文系求学，接受了学术启蒙；第二是在全国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工作，开始了我的科研之路；第三就是到上海一所海纳百川、开拓创新的大学任教，度过我一生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三十多年岁月。”

得天独厚的环境的首要标志就是人际环境，王水照所遇到和所相处交往的人，包括读书时的老师与同学、工作时的领导和同事等，多是一心向学的人。王水照为人淡泊自守，谦和诚挚，给人以恂恂一儒者的形象。他见到过那个年代司空见惯的颠倒的人事，但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事没有发生在他身上，或者说他躲过了那些人事。

王水照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期间，老师中有许多是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还有何其芳、蔡仪等众多校外名家的讲演。与一流学者的交流无疑对提高自己的识见有重要的作用。除了老师之外，还有许多志同道合、才华横溢的同学。他就读的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被后人推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届学生中人才荟萃的一届，70多位同学中名家济济，其中有文学评论家张炯、谢冕、孙绍振、孙玉石、陈丹晨、吴泰昌等，语言学家陆俭明等，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费振刚、张少康、孙钦善、陈铁民、李汉秋等，还有改行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杨天石等。有这样的老师言传身教，有这样的同学切磋琢磨，在这样相互促进的环境中，只要努力，得到迅速成长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在北大，王水照开启了自己的学术历程，找到了与自己禀赋相适应的学术之路。

终成一代名家

文学研究所同样是名家荟萃之地。王水照曾回忆道：“当时的所长何其芳先生强调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古代文学研究虽属历史科学，但也要求学习理论，注意现状，包括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何先生的这些思想是作为文学所的‘所风’建设提出来的，给我以很深的影响。所里又为每位初来的年轻研究人员指派一位导师，我的导师就是钱锺书先生。钱先生以他并世罕见其匹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在他和余冠英等先生的富有启发性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中国文学史》《唐诗选》两个集体项目中所承担的编撰任务。……在文学所最初工作的三四年间，最大的收获是受到对学术规范、学术道德乃至学术伦理的颇为严格的训练与具体的教育，同时初步具有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进行独立工作的能力。”（《我和宋代文学研究》，《鳞爪文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他追思蔡仪先生：“他的关于现实主义的系列论文、关于艺术典型的阐述乃至晚年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几篇长文，我都把它当做训练科学思维的良好读物。他对论点的提炼和概括，对论证周密和完美的追求，层层推进的论证结构所产生的理论说服力，在学步者的心中，曾引起过不小震愕的。”（《科学美学的不倦追求——追思蔡仪先生》，同上）在文学所，王水照开始了自己的科研之路，完成了从学生到学者的转变。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队伍也是人才济济。以古典文学研究而言，有老一辈的朱东润先生，有比王水照年长几岁或同年的王运熙、顾易生、章培恒，以及年轻的骆玉明、陈尚君等。王水照推崇朱东润先生“开创了对一位古代作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个案研究的格局：全面系统的传记叙论，专题性的学术研讨，文本的细读和整理，三种著作体裁，三种言说笔墨，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去逼近研究对象的整体面目，富有立体感和深广度”（《三副笔墨铸诗魂——朱东润先生的宋代文学研究》，《鳞爪文辑》）。以陆游研究为例，朱东润撰有《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选集》。王水照从事苏轼研究，也撰有《苏轼》（以及与学生合撰的《苏轼传》《苏轼评传》）、《苏轼研究》、《苏轼选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水照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后，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今还在指导博士研究生。近四十年来，他指导的研究生、国内进修教师、国外高级进修生等已逾百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海内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宋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中坚。2014年，王水照被评为复旦大学第六届“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他曾说：“一个学者的成就，学术论文与著作是一部分，最大的成果其实是悉心培养出一批好学生。”与学生在一起，王水照觉得自己也年轻了，一直保持着学术生命的创造力。

到复旦大学后，王水照在学术研究方面开始了多领域的开拓，提出了许多重要命题，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成果，特别是在宋代文学研究尤其是苏轼研究领域硕果累累，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他以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成为中国宋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2000年创办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并被推举为会长以来，主办了九届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年会，以前瞻性的眼光指出宋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开拓的方向，创办并主编大型学术刊物《新宋学》，主编《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第一辑、第二辑）、《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第二辑）等，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他还历经十余年编纂出版凡十册六百馀万字的《历代文话》，网罗自宋至清末民初的专书及单独成卷的文话资料百馀种，首次将重要散见文话汇于一编，从而为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从2009年开始，主办了五届中国古代文章学研讨会，主编《复旦古代文章学研究书系》，使文章学成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新的学术生长点。近年又继续发掘重要的文话资料，编纂更大规模的《历代文话新编》。在复旦大学，王水照教学相长，治学境界日益恢廓，终成一代学术名家。

吾道一以贯之

处在同样的时代和环境，每个人的人生历程也不会完全一样，甚至会大相径庭。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禀赋和目标、努力不同。天赋异禀、家学渊源之类只能让人羡慕而已。后天树立的奋斗目标和个人的努力是决定成功的关键。从王水照的学术人生历程来看，他选定自己的学术人生目标后就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专一执着，心不旁骛，勤勉笃实，不尚空言。《中庸》曰：“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王水照庶几近之。

首先是专一执着。王水照的人生经历其实很简单，学术研究的历程几乎也没有中断。如他所说：“我的经历很简单，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最后到复旦大学任教。在北大是学习、编写文学史，到了文学所参加另一种文学史的编写，最后到复旦教文学史。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学术经历，那就是学习文学史、编写文学史和讲授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他在大学求学时就选择了学术人生的道路，就以中国文学史——宋代文学史——苏轼作为研究的对象，从此成为一生的事业。他学术研究的领域可以以“点线面”来概括：“点”就是苏轼研究，也可以说是“一人之学”；“线”就是由苏轼研究上下推展到整个宋代文学研究，也可以说是“一代之学”；“面”就是由宋代散文研究扩展到整个中国古代的文章学研究，也可以说是“方面之学”。他的同事骆玉明在“一代之学”、“方面之学”外，指出他还有“一以贯之之学”，他所有的学术研究“一以贯之的是：努力地体会、理解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的传统，在文学研究的工作中对之加以继承和发扬，使之在当下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中起到有益的作用；而这一切，又并不背离现代的和世界性的视野”（见《半肖居问学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这是就王水照的治学方法而言的。

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王水照一直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不人云亦云，不望风落笔。他曾说过：“为时裹挟、望风落笔是学人的大忌”，“独立思考、保持自我是学术创新的根本。……学术工作者不论秉持何种立场和主张，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的影响，但‘与时俱进’与‘为时裹挟’是有本质区别的。区别即在于能否坚持自我意识与独立思考。”（《苏轼研究四种总序》，中华书局，2015）

其次是勤勉笃实。从他近六十年前编选出版处女作《宋代散文选注》开始，到近四十年前编选出版《苏轼选集》，直到年开九秩，王水照始终好学不倦，治学踏实认真。也正因此，他的《宋代散文选注》《苏轼选集》，能够经过历史大潮的淘洗，至今还不断重版，成为当代选本中的经典。

从他的著作中，能找到许多他治学的故事。例如，明人张綖《诗馀图谱·凡例》中“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这段文字，最早以“豪放”“婉约”两者对举论词。当代学者引用时多不注明版本出处，而王水照则不然。他查遍复旦和上海图书馆的藏书，追究这段文字的出处，结果发现《诗馀图谱》最通行的明代汲古阁《词苑英华》本却没有《凡例》，没有这段文字。最后他在北京图书馆所藏《诗馀图谱》明刊本及上海图书馆所藏万历二十九年游元泾校刊的《增正诗馀图谱》本中找到了这段文字，才踏实了，完成了《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这篇广受好评的论文。

前几年，每当我与师弟们去王先生家拜年时，总见到先生或在阅读或在写作的情形，先生也总是关切地询问我们工作和治学的情况；连师母也一再嘱咐我们不要荒废了学问，“学问是自己的事啊！”近年他和师母住进了养老院，他的两个房间中专门辟了一间作工作室，继续读书作文。他对钱锺书先生怀有深厚的感情，钱锺书学术研究是他晚年学术研究中牵挂最多的。前年是钱先生诞辰110周年，他将历年所撰怀念和研究钱先生的文章结为《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交中华书局出版，还专门新撰了《走进“钱学”——兼谈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交集之意义》这篇体大思精的万言长文，对钱先生的学术旨趣作了精到的概括：“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文学始终是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坚持从文学—文化—文学的路线，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对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启示作用。”看到先生一笔一划写出的文稿，听着他一如往常的平静的叙述，我们被深深地感动了，先生还在为我们垂范。

在时代的大潮中不随波逐流，坚定地守住自己立身处世的道德底线；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立身处世的环境并融入其中；找准自己学术人生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懈怠，持之以恒，终臻佳境。这就是《王水照访谈录》给我的启迪。

文章首发于“南方周末”

原标题：《纵浪大化中：王水照的学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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