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周武：上海兴起对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意义

【编者按】“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是建投书局、虹口区委宣传部、澎湃新闻合作策划的高品质文化主题讲座。2017年12月16日，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周武担任主讲嘉宾，他演讲的题目是“大上海的兴起”，因篇幅较长，分两篇发布。此为下篇。

对现代中国而言，大上海的兴起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什么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它创造了一种都市类型，一种非常特别的都市类型。在它兴起之前，中国的城市基本上是行政中心，城市的规模、地位与城市的行政等级相对应，依次是都城、省城、府城、县城，都城比省城重要，省城比府城重要，府城比县城重要。中国古代80%以上的城市都是行政中心或者政治中心，大上海的兴起则完全跳脱了这样一种模式，这座城市不靠皇帝、不靠官吏，而靠买卖发展起来，买卖是它的灵魂，所以它跟中国传统城市类型非常不一样。如果把上海放在世界城市序列当中看的话，它也是非常另类的。它不像伦敦、巴黎，伦敦、巴黎从前近代一直到现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完成整个城市的演变，是从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的；它不像纽约，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纽约也是移民城市，但纽约是在主权完整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都市；当然也不像加尔各答，不像香港那样，完全变成了殖民地，是殖民城市，上海不是。就城市而言，上海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标本。这就是为什么上海能吸引全球那么多学者研究它，重视它。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上海是全球最受关注的城市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甚至比北京更受瞩目，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更多。

大上海的兴起不仅创造了一种都市类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中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历史大格局。近代之前，中国的历史是以帝都为中心的历史，基本上是从西安看出去的历史，或者从北京看出去的历史。大上海兴起之后，在帝都之外形成了另外一个中心。北京是因“政治”（都城）而成为中心，上海则是因为“社会”（工商）而成为中心。这个是非常不同的。相对帝都而言，上海本是非常边缘的滨海县城，它能够从边缘走向中心，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历史大格局中另创一个中心，其意义自然非比寻常。上海，这个靠近大海、以海命名的城市，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性，甚至比伦敦之于英国、纽约之于美国、巴黎之于法国、柏林之于德国更为显著，是任何其他中国城市所无法替代的。它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肇始者和推进器，而且，差不多是现代中国一切变化的制造者，在近代以来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了解上海，不研究上海，怎么可能了解中国的现代变迁？因为中国现代变迁的源头，不说所有的源头，至少绝大部分的源头都出自上海。因此，关注和研究现当代中国，就不能不关注和研究上海。

譬如工业，上海是率先步入工业时代，并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工厂制度的大都市，也是率先建立现代都市工业区的“工商都市”，沪东（杨树浦一带）、沪北（闸北西区）、沪西和沪南工业区陆续形成，成为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摇篮，这些工业区创造了无数的中国第一，绝大多数现代工业门类都是在这些工业区孕育发展起来的。中国之有现代工业始于上海，上海之有民族现代工业则始于这些工业区。正是因为上海在全国率先实现工业化，上海才真正确立起自己无可撼动的优势。一旦形成优势，就会产生积累效应。全国工业资本和人才向上海集中，就体现了这种效应。但工业化不但产生集聚效应，也会产生外溢效应。在上海工业化的进程中，中国其他城市无论是青岛、天津、汉口、无锡，还是大西北，现代工业的建立都离不开上海，最初都是从借鉴上海经验开始，然后慢慢发展起来。公共设施也是这样，基本上都是从上海开始，而后逐渐在其他城市推广开来。工业的发展，离不开研发，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上海从一个滨海县城衍变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每一步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研发、创新与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转化、应用和推广。开埠以来，上海不但是中国接触、介绍、传播、接受、消化西方科学技术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且是中国科学技术研发、转化和推广的中心。上海的现代性和优势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即建立在全国领先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上海是中国最早引进、使用和推广电话、电报、电灯、汽车、自来水、煤气等公用设备和技术的城市，在工业技术、建筑技术、工程技术、河道疏浚技术及通讯交通技术的引进与研发上，也都走在全国前列。上海的公用事业靠技术，制造业靠技术，甚至上海能够成为文化中心城市，也靠技术。如果没有与世界同步、全国领先的技术，特别是印刷技术，上海就不具备足以成为文化中心城市的文化生产能力和知识传播能力。

从政治上来讲，虽然说上海是一个因工商而成为中心的城市，但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也离不开上海，为什么这么说？晚清以来的政治思潮、政治组织、政治动员、政治活动，上海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是北京之外的又一个中心，而且多在上海率先酝酿、组织和发动，戊戌变法如此，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等，亦莫不如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上海更成为影子政治中心，民国政要在上海多有房产，住在上海，国民政府的许多决策都是在上海密谋成案后，再在南京发布。支撑南京国民政府的庞大经费，大量来自上海。至于，中共就更不用说了。上海是中共的创建之地，早期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可以说，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争夺上海，以上海为竞逐的舞台。上海是各派政治力量消长的晴雨表。不理清上海在现代政治演进当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怎么说得清楚晚清民国的政治？

就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变迁而言，上海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上海不仅是通商的大码头，也是新知识的码头，新思想的码头，新文化的码头。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思潮、新学术、新文化最早是在上海登陆，并借助上海的文化生产能力、文化组织能力、文化表达能力、文化融汇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成为全国乃至整个东亚无可争辩的文化中心。不是说其他口岸在文化上没有贡献，但真正足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思想观念，足以牵动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变迁走向的力量，是大上海兴起之后才出现的。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光绪帝最后的阅读书目。1908年1月，光绪帝朱笔开了一个书单，要内务府照单购买，书目如下：政治官报局刊印各书：《日本宪法说明书》《日本统计释例》《日本宪政略论》《译书提要》《驻奥使馆报告书》；商务印书馆新印各书：《孟德斯鸠法意》《政治讲义》《法学通论》《比较国法学》《政治学》《国法学》《民法原论》《政治泛论》《宪政论》《行政法泛论》《日本预备立宪》《国债论》《警察讲义录》《日本警察讲义录》《日本警察法述义》《自治论纂》《宪法研究书》《日本监狱法详解》《万国国力比较》《政治一班》《列国政治异同考》《欧洲最近政治史》《欧洲新政史》《欧洲财政史》《经济通论》《理财新义》《日本法制要旨》《日俄战纪》《最新战法学》《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英国宪法论》《万国舆图》《欧美政教纪原》。这个书单所列的书目，除5种由政治官报局刊印外，其余34种全部由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其实，光绪帝开出这个书目并不奇怪，晚清时期绝大部分新式读物都来自上海，上海不但是内地新知新学的主要来源地，也是庙堂新知新学的主要来源地。当上海的出版物成为庙堂读物的时候，它冲击和改变的就绝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读书人的知识架构，而是整个国家的朝政。

另外一个例子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创办于1897年，最初的主业是印刷，所以叫“印书馆”，但它印书主要帮别人代印，当然自己也零星地印过一些书。1903年初，张元济加入商务之后，即着手组建编译所，并按朝廷颁布的新学制编纂新式教科书以“扶助教育”，随即推出《最新国文教科书》，大获成功。以此为起点，商务在书业林立的上海迅速崛起，成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重镇，在教科书、西学传播、国粹保存、原著出版、辞书编纂、期刊发行印刷技术等方面都曾做出过开创性和引领性的贡献，于中国文化的积累、传承、发展与现代转型可谓厥功至伟。商务版读物的出版、发行总量一直雄踞中国现代出版业的首位，业绩惊人，王云五说抗战前夕，商务出版物占全国出版物总量的一半。据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MIT政治学教授白鲁恂说抗战前商务印书馆一年图书发行总量相当于美国一年图书的发行总量，我没有研究过当年美国的图书发行，但白鲁恂教授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的说法应有所本。不过，即使这些说法跟事实有些许出入，商务的文化生产能力、文化组织能力和文化辐射能力超强却是事实。

商务的出版物不仅在国内书籍市场上所向披靡，在海外，特别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亦广有市场。最近承张元济先生哲孙张人凤先生惠赠他和新加坡的同仁合著的《开卷有益·润物无声：新加坡华文教科书图示目录（1902—2015）》一书，其中显示民国时期南洋华文学校的教科书主要由上海多家出版机构提供，其中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最多。这些教科书涵盖蒙学、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先修班，涉及语文、历史、地理、社会、数学、科学（生物、化学、物理）、道德教育、音乐等，总计有440种。由于这些教科书系专门为南洋华文学校编纂的，在上海编写，在香港印刷，而后直接发往南洋华文学校，国内图书馆基本上看不到，因此国内学界对于上海出版物在南洋的发行情况一直不甚了然。这本书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加坡教育部文物中心和南洋理工大学王赓武图书馆的馆藏为依据编纂而成，所收录的教材每本均有图示，极为珍贵。借助这本书，可大致勾勒出当年上海与南洋跨区域文化网络的历史，亦可约略窥见上海出版业的跨区域文化辐射能力。

文化辐射能力是需要有许多支撑条件的，并不是想辐射就能辐射的。商务及当年上海出版业能够具有这样的能力，那是因为依托上海，上海出版业的全国中心地位建立在上海作为中心口岸地位的基础之上。上海是中国最早全球商贸网络和通讯信息网络的城市，也是中国最早进入工业时代的城市，正是上海的全球商贸网络、通讯信息网络和科学技术革新，为包括商务在内的上海出版业提供了广袤的发展空间。有学者说，商务只能出现在上海，商务也只能繁荣于上海，道理就在这里。

出版与印刷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在雕版时代，上海毫无优势可言。开埠以后，上海率先引进石印、铅印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创新发展出与欧美先进国家同步的庞大文化工业。正是凭借庞大的文化工业，上海拥有了领先整个亚洲的文化生产能力。令人扼腕的是，上海自开埠以来逐渐确立的这种优势在1949年以后未能得以延续下来。记得1997年，也就是商务印书馆建馆一百周年的时候，商务印书馆曾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过一个纪念会，在那次会上，时任上海市政府顾问的汪道涵先生曾应邀发表过一个简短的讲话，他说：我在80年代初期有一种想法，想把上海的出版机构现代化。首先从印刷着手，但后来我知道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换了机器，转速加快了，而我们的新闻纸质量不行，一上了机器就被拉断。因此，要换机器就得考虑造纸工业。我对汪市长的这几句话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到现在仍然记得。

印刷之外，发行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商务自创立之日起就开始致力于构建多层次的发行网络。1899年开设沧海山房，开始在上海本地建立发行网。1902年在棋盘街设立发行所，开始构建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性发行网络。据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统计，截止1928年，商务已在全国各大中型城市及东南亚设立的分馆、支馆、分厂、分店，共计40家，其中香港分馆和新加坡分馆负责对海外发行，京华印书局则可单独印刷、出版书刊。分支馆之外，商务还设有千余个销售网点，不仅遍布中国、东亚，南洋，以及日据时期的台湾也有它的销售网点。此外，近代邮政体系建立后，商务还依托这个体系，办理邮购业务，馆内设有一个征集了十万订户的“通讯现购处”。这是一个庞大的网络。借助这个网络，商务把自己的出版物源源不断地推向全国市场。

不仅如此，商务还接受许多世界知名出版公司的委托，代理它们在中国的业务。民国前商务就已成为美国三家知名出版公司中的两家和英国五家出版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商。当然，跟世界知名出版公司建立代理关系并不容易。晚清时期西文读物，特别是教科书，在上海非常畅销，而西方出版公司的代理条件又往往十分苛刻，因此那个时候上海的出版公司翻印西文教科书及其他读物成风，商务也不例外，在这一时期也翻印了上百种外国教科书，由此引发的版权官司时有发生。商务与金恩公司（Ginn & Co.）之间的版权纠纷，就是颇为典型的一例。金恩公司是美国有名的教科书出版商，商务曾希望代理它在中国的业务，但金恩公司开出苛刻的条件，商务无法接受。于是商务就开始直接翻印金恩公司的教科书。这引起金恩公司的极度不快，1911年初将商务告上法庭，控其侵犯版权。由于当时中、美均未加入《伯恩公约》（当时国际上关于版权保护的通用公约），因而不受该公约的制约。商务的翻印行为不受约束，金恩公司败诉。在诉讼官司结束不久，商务总经理夏瑞芳指示，商务与外国图书公司交涉的时候，如果外国书商不同意商务开出的条件，那么就翻印对方最畅销的书，以此来逼迫对方就范。这种做法虽然有效，但亦有损商务在海外的声誉，被视为是一个有条约保护的、合法的“盗版商”。这当然不是商务所乐见的，因此商务决定改变策略，如果国外出版社提出条件，那么商务可以放弃翻印，来换取合理的代理条约。最后张元济以商务的实力、网络和诚意与金恩公司化敌为友，商务停止翻印金恩公司的教科书，金恩公司则给出他们能给的最好代理条件，双方最终达成了双赢的局面。有关商务与金恩公司版权纠纷的曲折原委，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王飞仙博士有专文论述，非常精彩，值得一读。

商务的成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它精心构建的这个跨区域跨国网络。其实，不仅商务，上海的优势地位也是靠这样一个不断延伸与拓展跨区域跨国的庞大网络支撑起来的。没有这个网络，就没有上海。当年的上海跟中国其他城市最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国际化和全球性。可以说，上海是最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中国城市。罗兹·墨菲说：“就是在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接受并汲取了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治外法权、实力外交、租界居留地以及侵略扩张精神等一系列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就是在这个城市，西方文明特有的那种理性的、法制的、科学的、工业化的、高效率的和扩张主义的因素，与华夏文明固有的那些因循的、唯直觉论的、人文的、尚农的、低效率的和闭关自守的因素首度交流融合。这种异质文明碰撞的现象远比在中国其它地方明显得多。两者会合的后果以及中国社会对此做出的响应，首先在上海这个城市出现，于是现代中国也就在此诞生了。”上海本身就是中西两种文明交汇融合的产物，是上海把世界带进中国，也是上海把中国带入世界。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在一个国家的现代成长中扮演过如此重要的角色，也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在中西文明的交汇融合过程中发挥过如此关键的作用。

因此，我的结论是，要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变迁，不能不研究上海；要了解中西接触与交涉的历史，亦不能不研究上海。

我要讲的就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