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悄然退出与西方工作倦怠；美国霸权衰落了吗

编者按：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思想动态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悄然退出”与西方社会的工作倦怠，以及“美国衰落论”的系谱和虚实。

“悄然退出”与西方社会的工作倦怠？

近日，一个名为“悄然退出”（quiet quitting）的概念开始在社交媒体TikTok上广泛流传。24岁的纽约软件工程师兼音乐家扎伊德·汗（Zaid Khan）在视频中说：“‘悄然退出’并不意味着真的辞职、退出工作，而是放弃更进一步的想法。你仍然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你在心理上不再认同将工作视为生活的文化……事实上，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你的劳动来决定的。”[1]这一名词引发的浪潮影响了年轻一代的工作者：他们不再做基本工作外的事情——包括拒绝在晚上或周末回复电子邮件，或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工作，而这一切正在成为流行。

当地时间2022年8月5日，美国加州圣拉斐尔，家得宝商店张贴着招聘告示。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新增就业岗位52.8万个，远远超过分析师预期的25万个。全国失业率降至3.5%。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这一名词最早是由千禧一代（Gen Z）于今年3月发明并使用。[2]他们也将其称作“不把工作看得太认真的艺术”。千禧一代的工作者和上一代的领导对于工作的不同态度也导致了“悄然退出”文化的兴起。德勤在《2022年全球Z世代和千禧一代调查》显示，相较于出生在1965-1980年间的X世代高管所拥有的，能够接受为了在公司里升迁而奔波的“奋发向上”心态，年轻一代则倾向于优先考虑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

世界经济论坛网指出，研究显示，新冠疫情加剧了员工的压力和倦怠，导致他们的敬业度下降。而席卷TikTok的“悄然退出”则为年轻人的工作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我们如何与工作相处”的辩论。在研究者们看来，疫情期间的远程工作经历，以及自大流行开始以来积攒的压力和倦怠，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员工对“得不到认可和补偿”的加班感到厌倦。作为回应，他们更加专注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而“悄然退出”运动的核心则是自我保护和“拿多少工资，干多少活”（act your wage）。

事实上，接受“悄然退出”的工作者不在少数。盖洛普调查数据发现，伴随着大流行给工作场所带来的压力，积极“脱离工作”的员工比例已从2020年的14%跃升至2022年的18%。同时，员工的参与度也在减弱，只有32%的工人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全情参与并充满热情，这一比例也低于2020年的36%。对此，专家表示，人们需要意识到：在疫情期间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者开始从事远程工作，另一大部分员工则在最初的封锁期间失业。而随着公司开始安排员工返回办公室或制定“远程工作与到公司上班轮流执行”的混合时间表，一些工人开始感到自己与这些决定脱节，并且认为雇主不关心他们。

另一方面，那些接受“悄然退出”的员工坦言，管理层在过去几年内的种种行为让他们对工作逐渐失去了热情。据BBC报道，在一家零售和家居用品公司从事营销工作的乔治亚·加兹比（Georgia Gadsby）表示，自己在疫情期间加班加点，却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尽管管理层曾承诺为她涨薪，却迟迟没有兑现。最终，她没有选择辞职，而是用更为安全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拒绝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工作。与乔治亚类似，来自伦敦的31岁的艾玛·奥布莱恩（Emma O'Brien）在加薪被拒绝后，拥抱了“悄然退出”的工作方式。在疫情期间，艾玛的工作量大幅增加，她承担起了照顾整个团队的责任。但在要求涨薪被拒后，她开始脱离工作，她表示那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3]

盖洛普工作场所管理实践的首席科学家吉姆·哈特（Jim Harter）表示，“有一种看法认为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恶化了，这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人们感到与他们的组织之间的联系减少了。”此外，“悄然退出”会给企业带来一些非常实际的负面结果。首先，大多数“脱离工作”的员工已经开始寻找新的工作。哈特认为：“如果公司内部有很高比例的员工选择‘脱离工作’，那么公司会在竞争中失去很多员工……此外，公司的劳动力必然会面临效率低下和整体生产力较低的问题。” 对于工作的抱怨和不满直接影响了员工的工作效率，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非农劳动力生产率较去年同期下降2.5%，为1948年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时代》杂志强调了员工 “悄然退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盖洛普的《全球工作场所状况》报告发现，对工作的不满达到了惊人的历史最高水平，不快乐和不敬业的工作者给全球经济造成了7.8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损失。包括哈特在内的多位专家针对如何改变“悄然退出”的风气提出了建议。[4]

当地时间2022年8月5日，美国加州圣拉斐尔，建筑工人们在公路项目上工作。

哈特表示：“当员工不知道工作中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时，当他们的雇主不给他们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时，如果他们感到与公司的使命脱节，他们当然会选择脱离工作。如果公司无法控制员工和雇主之间的分离，如果人们感觉自己对公司并不那么忠诚，那么‘悄然退出’的风气将继续下去。”哈特提议，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每周一次“有意义的”讨论，为员工设定目标并提供反馈，以便管理人员能够了解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从而对抗“悄然退出”运动。[5]

研究者强调，我们需要认识到，新一代的工作者是在大流行期间 “带着所有的混乱影响”加入了工作世界。年轻的欧美工作者经历了大流行、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谋杀、种族不平等、气候危机、美国枪支暴力泛滥等一系列事件，并且在心理上更容易感到焦虑、抑郁和失望。[6]因此他们也更需要管理者的正向引导和反馈，培养对工作的热情。然而，这种做法是否能起到效果尚不明确。新一代工作者对于工作的态度或许比人们想象的更难以改变，正如在扎伊德·汗视频下的网友评论所说：对我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悄然退出”，这不过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态度。

引用文章：

[1]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9/tiktok-quiet-quitting-explained/

[2] https://www.latimes.com/entertainment-arts/story/2022-08-27/la-ent-quiet-quitting-origins#:~:text=The%20Insider%20story%20appears%20to,riff%20on%20the%20Insider%20story.

[3]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62638908

[4] https://time.com/6208115/quiet-quitting-companies-response/

[5] https://www.cbsnews.com/news/quiet-quitting-half-of-american-workers-gallup/

[6]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6/youth-disillusionment-global-risk-gen-z-resilience/

美国霸权在什么意义上衰落？在什么意义上依旧稳固？

在今年夏天的《新左评论》第135期中，意大利记者和评论家德·埃拉默（Marco D'Eramo）撰写了一篇题为《美国衰落了吗？》的文章。在文中，他讨论了历史上至今为止各种各样“美国衰落论”的系谱和其中的虚实。

不同于2008年之后各种各样的对美国衰落的论述，德·埃拉默认为“美国衰落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国力达到了史上的顶峰。但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唱衰”的声音。比如在当时，美国作家、记者和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认为，美国想要控制的东西多过了其国力所能够承受的：“这个国家缺少限制自己，让目标和能力保持平衡的原则，缺少目的和手段之间保持平衡的原则，缺少在手头资源和做出承诺之间保持平衡的原则”。同时代的很多人和李普曼一样，认为美国的全球权力来源于全球的军事存在。而军事存在过于消耗国力，从而不可持续。

在二战之后，这种对于美国“过度延展”（overstretch）自己的霸权力量而导致国力衰败的论述一直存在，且不断地演进着。尤其是越南战争和金融危机这样的事件，让许多学者都预言了美国将像历史上其他霸权一样走向必然的衰落。比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他1987年的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就完全将“过度延展”理论系统化为了对未来的预期，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戴维·卡莱欧（David Calleo）等人也持有类似的论述。

左翼学者则从资本的历史规律论证美国霸权的衰落。比如意大利学者乔凡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认为，和热那亚、荷兰、英国类似，美国的霸权顶点在于从传统商业和制造业转向金融业，在这一基础上，美国的霸权在未来会像之前的霸权国家那样衰落。

当地时间2022年8月21日，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美国奥什科什M-ATV抗地雷伏击保护(MRAP)军车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附近一个村庄巡逻，该村庄位于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卡省卡米什利东部，上周曾遭受轰炸。美国军方发言人表示，8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空袭叙利亚东部地区，空袭目标是“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组织使用的基础设施”。这次袭击发生在石油资源丰富的代尔祖尔省。

阿瑞吉的预期并不完全准确。比如他认为日本会取代美国的霸权，但后者的上升之路先行随着经济泡沫的爆破而落空了。但这些偏差，也并不影响人们在2008年之后进一步对历史悠久的美国霸权衰落论增加新的论点和论据——尤其是时值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而美国自身陷入的战争泥潭、金融危机和社会的撕裂。

但评论文章作者德·埃拉默认为，人们需要从这种传统“霸权衰落论”的角度跳脱出来，去看美国霸权到底脆弱在什么地方，又强韧在什么地方。比如，他认为，不能简单将先前帝国的崛起和衰落周期套用在美国，因为美国的帝国主义或者说全球控制，和先前的帝国霸权模式有着很大的区别。

最大的，最容易影响人们对“美国是否衰落”的判断的一点，就是美国帝国的性质不同于先前的英帝国或者法兰西帝国。首先，它的军事统治和其他帝国不同，它较少有直接的领土统治。而且它对全球的军事控制也是通过一种分层的“金字塔”机制完成的——第一层是由美、英、澳、加、新五国组成的五眼联盟，它们不仅共享语言，文化，也共享情报信息；第二个圈层是所谓的伙伴，比如欧洲，日韩，泰国和印尼。这些国家有更多的自主权力，但总体留在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第三层则是美国控制之外的国家，其中一些是美国认为要争取的，另一些是美国打算去对付的。

其次，不像之前的殖民帝国，美国身份不需要外人放弃原先的身份就可以同时拥有。而在之前的帝国主义中，直接的领土统治意味着对被统治者的强制改造——要求殖民地人民学习宗主国的语言，甚至被改造为另一种人。而在美国霸权的时代，很多人都可以在保留原先文化乃至民族身份的同时被整合进美国社会。从而，美国人将自己标榜为了历史最悠久的“多元文化社会”。也正是因为这样，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把美国的内部模式外部化，推广到全球，把全球变成一个“大美国”。从而，美国模式不同于英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世界”，它的结果是要把全世界变得像一个大号的美国。甚至，这种过程包括了用美国的方式重塑本地的文化，类似于麦当劳的“本地化”。作者举例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后长大的欧洲青年因为熟悉美国，才会投身反越战的运动，从而就连反越战的反美运动，也是美国社会生产再外传的反美运动。

进而，德·埃拉默指出，在一些维度上，美国的全球控制力不仅没有逐渐衰落，甚至还在增强。比如，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在1996年的时候提出一个观点，认为美国的帝国能力不仅仅是在军事上，更多是在对信息的收集、处理，散布上。这其中包括了基于太空的卫星通讯、监视、社会中的媒体权威等方面的储备。如今，美国的这种能力随着时间前移也在不断发展。尽管美国的军事实力在衰退或者老化，比如军费占GDP的比例已经从冷战高峰期的9.3%（1962）下降到了如今的3%左右，但美国的互联网巨头，包括官方介入的互联网产业，在全球数据基础设施中占据的位置无人可比。美国的任何竞争对手在这些领域都还做不到这点。

同时，德·埃拉默认为，在现在，人们不能仅仅像工业时代一样，用生产和进出口来衡量帝国的经济实力，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和帝国主义，其经济实力不仅体现在资本本身，也体现在它控制资本的能力上——它能蛮横地切断资本的流动，能够调整资本的流向。按照社会学家福柯的观点，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法庭比政府机关的存在感要更高。而美国恰恰提供了一整套这样的机制，并将之推广为了一种别人不得不接受的全球模式。

传统的“美国衰落论”中有一个基本要素，那就是认为美国的衰落和一些“行为”是有关的。这些提出衰落论的学者认为，只要美国人有所“节制”——有些东西不要做，美国就不会衰落。比如乔姆斯基认为美国不能再搞帝国主义了；比如亨廷顿认为不能再用理性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方式看待国际关系。又比如罗伯特·肯尼迪认为要防止军备竞赛扩张；约瑟夫·奈则认为“软实力”更加重要……

但德·埃拉默认为，衰落倾向是美国霸权内在的基本矛盾。并不见得会因为某种外交行为的改变就发生变化。比如，美国的权力，尤其是设定商业标准的权力，来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的全球化，实际上是金融化和全球经济的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这一体系一方面把全球化的生产带到了全球南方，带到了没有工会组织或者禁止和限制工会组织的地方，促成了美国资本的全球扩张；另一方面打击了美国本地的产业工人。这对当今美国政治带来的影响是：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政府，似乎都认为暗示“全球化是不是走过头了”，他们试图去“驯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自己不可能完全做到——美国的霸权也是来源于全球化。霸权和困境是同时存在的。

德·埃拉默认为美国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向外过度“扩张”的问题。比如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非常和时代脱节：选举人团制度已经好几次帮助了普选中获得更少票数的候选人成为了总统；众议员的两年任期过短，使得许多人根本就是在不断准备竞选，而非履行议员职责；还有在19世纪设计的，为了以火车环游全国的为期六个月的总统初选周期，如今已经变成了烧钱机器，美国的政治已经陷入了很大的危机。然而，这些问题看似无法解决，在美国的公共讨论中，人们仍然不认为是整个系统发生了危机，而是更倾向于认为一些邪恶的个人把事情搞坏了。

但是，作者也提醒我们，“美国衰落”未必像许多国际左翼或活动家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他提醒读者，“美国衰落论”已经在历史上出现了很久——在里根时代，就有如约瑟夫·奈这样的学者形容美国社会被一系列问题所撕裂，比如“犯罪、暴力、毒品滥用、种族冲突、家庭破碎，被不负责的财政、政治僵局和愈发极端的政治话语——最极端的观点得到头版报道”，然而，里根时代的问题没有终结美国霸权，反而在后世的回忆中变成一个美好的黄金时代——尽管里根在很多方面其实很像特朗普。与此同时，美国的诸多社会内部问题也并不是新事物。人们很难定论说这些问题就会带来霸权的终结：比如，“黑命攸关”运动也完全可以视为是美国社会传统的延伸——历史上1917年的圣路易斯暴动，芝加哥的“红色之夏”，1921年的塔尔萨种族屠杀，1967年的“长炎之夏”（the Long, hot summer）都是同样问题在历史不同时期的爆发。

更关键的是，全球流行文化上仍然认同“美国梦”所代表的美国文化。这不意味着大家就喜欢美国——人们会看脸书，会看Netflix制作的影视剧，但反过来，很多地方经历了美国流行文化熏陶的人也会选出一个反美的政府。这两者也是同步的。这一方面意味着美国本身的霸权似乎没有那么强大；但另一方面意味着，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在美国文化工业之外生活，“就算美国没有了，大家仍然会继续是某种美国人”——想象层面发生的事情已经深深渗入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