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李少红：女性的忘我，是动人和需要反思的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李少红的工作突然停下来。项目停滞，后期做不了，所有人都处于居家模式。常年忙碌的女导演突然回归家庭，焦灼的情绪和落地的日常交织出从未有过的生命体验。

出于创作者的直觉和习惯，她每天捧着手机，试图通过获取方方面面的信息，取得和这个世界的连接。冥冥之中，李少红有种预感，总觉得有一天，会有人找她来拍摄这段生活。

等到寒冬过去，春天来临，电影也来了。女性制片人董文洁邀请她和张艾嘉、陈冲三位女导演一起，拍摄一部关于疫情之下女性处境的电影。入行以来一以贯之的创作视角，有感而发的题材，加上倾心已久的合作对象，李少红几乎是毫不犹豫就接下了这个项目。

《世间有她》花絮照

在电影《世间有她》中，三位女导演拍摄和捕捉的，恰是这段时期的生活中，属于平凡个体的日常。婆媳、情侣、夫妻，不同的家庭在面对特殊突发事件时的得与失，以及由此照见和放大的，关于女性自身隐没于日常的困顿与温柔。

在李少红的故事里，周迅和许娣饰演的，是一对在疫情中相继感染，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而留守家中的婆媳。当丈夫、儿子这些日常占据了两代女性生活重心的身份离场，女性之间显露出的针锋相对也逐渐消弭，她们在彼此照顾中也彼此映照，在对方身上看到，最应该关照的是女人自己。

李少红拍过很多女人，从《血色清晨》中因失去贞操而引发一场张扬谋杀的农村女孩，到《红粉》中随浪潮“花自飘零水自流”的风尘女性；从《大明宫词》中在权利与欲望中沉浮的女王与公主，到《橘子红了》中封建礼教桎梏下的向往自由的少女……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这些鲜活又充满力量感的女性，织就了这位中国最具代表性女导演鲜明的创作谱系，也让李少红在多年来一直被视作为“女性视角”的代言人。

她拍历史的宏大叙事，观众看到由男性书写的历史里，女性作出怎样的自我选择；而尝试在一部短片中，用一个生活的切面剖开女性深层的情感内核，对于李少红自己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女性在家庭中是纽带，联系着上面的老人、下面的孩子，还联系着夫妻彼此间的关系。”虽然大部分的人生里，李少红作为独当一面的女导演，并不是典型社会认知中女性之于家庭应该成为的样子，但在她真正成为一个导演之前，她先成为的是一位母亲，这其中，有抉择，有牺牲，有甘苦自知，这样的人生体验，也奠定了她日后创作里那份柔软而强悍的目光。

《世间有她》已于9月9日在全国院线上映，导演李少红接受澎湃新闻专访，谈到她对当下生活中女性的观察感悟，也谈起自己一路创作中逐步自觉建立女性意识的心路历程。

李少红

【对话】

拍当下刚刚亲历过的饱满感受

澎湃新闻：收到这个创作邀约时，还是大家刚刚受到疫情冲击的时候，当时你对此的反应是？

李少红：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那时候，每天看到很多新闻，也经历方方面面发生的事情，感触很多。在那个过程里，我会有一种愿望，就是要去拼命去找、去看、去感受，总感觉有一天会有人来找我。疫情期间，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我拍这个过程里的故事，我会特别的愿意。因为这段历史，和这其中人的生活真的是值得记录下来。结果真的有人来找我，又是一个女性的出品人，上来开宗明义跟我说她的想法，想请女导演从女性的角度来讲述所亲历的这个过程。这个倡议特别击中我的内心，可以和张艾嘉、陈冲导演合作，这个组合也非常地吸引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澎湃新闻：这种非常贴近当下，几乎是实时发生的创作，会有难度吗？ 

李少红：我觉得要看角度，如果要宏观的全面表现，可能太近的时间比较难，但它的切入点非常好，截取的切入点非常巧妙，又很贴近我们自己，作为女性导演来讲，观察和亲历的感受，是非常容易能够展开故事的。电影里故事的这个时间段，几乎是刚好衔接着刚刚发生的那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的感受是新鲜饱满的，这些都可能会让你有的放矢，能更明确知道要讲的点，比如家庭生活，从女性的视角去感受，就很能够找到那个支点。

澎湃新闻：你自己当时疫情以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时候你自己的状态和对自己身边人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李少红：那时候，我跟所有的人都一样，一下子回归了家庭，跟世界和社会突然隔绝了。这个体会对我们来讲，人生中几乎是第一次，完全依靠各种各样的信息，几乎全天24小时在报道中了解各个方面发生的事情，仿佛这些大量的信息，是你跟社会唯一的联系渠道。这也是我们后来带入到这个故事当中的一种情感。

生活上也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因为过去太多年，工作占据了绝大部分，家庭生活在以往这么多年里越来越被弱化了，我们拍戏忙起来的时候，家几乎就像你的旅店一样，疫情到现在这两三年，接触最多的是家人，是家庭，和家人的感觉好像更亲密了，我也会意识到，好像忽略了很多的生活中重要的东西，尤其是一些情感和亲情，这一次是给我特别大的感受。

那时候想的问题和突然沉静下来去感受的生活，一开始好像家是个很陌生了的环境，后来自己觉得还挺好，很多内心的感受更清楚了。包括这两年很多朋友很久不见，等再见到的时候，我发现每个人都好像健康了，大家热衷于谈论养生、健身、做饭，好像都变得更有热情去生活的样子。

《世间有她》剧照

“互为母亲”的婆媳，照见了自己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选择婆媳关系这个角度来破题？这个关系里承载了你对女性怎样的观察？

李少红：咱们都知道，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而在这个的单元里面，它的基本构成，是长辈、婚姻，子女这三个要素，所以一般来讲，要生活，或者是反映生活的电影，基本上也离不开这三样。

疫情这段时间，大家都回归了家庭之后，其实三角的矛盾和冲突，这样的情感碰撞是最强烈的。当初给我们这个命题，要从生活的角度和女性的角度来展开的时候，这样的关系是很难绕开的，尤其是在一个家庭里面都“互为母亲”的时候，会触及到特别强的女性视角。

对我来说，动人和需要反思的部分都是“忘我”，其实这是很多女性在生活中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她会变得没有自我，所有的生活的基础和目标，都是为家庭奉献，为儿女奉献。

我们的故事，讲的是当疫情发生的时候，这婆媳两个人，都在关心他们自己的小家。这是一个特殊时期下，女人就是母性的体现，永远是关怀她身边的人，无论亲情还是爱情的对象。即便事情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她们还是惯性地去关心丈夫和儿子，她们矛盾冲突是因为关心其他的人所产生的，这也鲜明地体现出我们想表现的女人的特点。

但这种关心，最后令她们互相之间产生了突然的质疑和萌醒，像面镜子的镜像一样，互相照亮了彼此，发现最需要关心的那个人是自己，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她们都忽略了这一点。 

我觉得女性在困境里总有特别光辉的一面，但又是特别会自我牺牲的，当大家都在讲说女性独立的时候，其实独立中的相互照见和互助，也是很值得书写的。而通过婆媳关系来讲述女性自己强大才能保护他人，这种体验是非常生活化的，是生活中间很微小的感触放大出来的一个现实。

澎湃新闻：你过去做的很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是“鸿篇巨制”式的，这次拍一个短片会觉得有新鲜感吗？

李少红：短片其实（不）太好拍，这些年我接触短片是比较多的，包括我们自己的青葱计划和各种短片节，还真的挺有种冲动，也想自己试试拍短片，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挺好。短片和长片要求不同，但我觉得，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很精准，节奏表达得准确，一点都不能拖拉。我自己体会拍下来，甚至觉得比长片还要难。

《世间有她》剧照

澎湃新闻：这次我们看到你和周迅再次合作，作为一路见证她成长的“伯乐”，如何评价这个阶段的周迅？

李少红：我们算是相互陪伴和见证着过了这些年，情感上一直是很亲近的。但作品上，上一次合作已经是2006年了。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女孩，还是小花旦，现在已经演到大青衣了。这种合作和长久的相伴挺有意思的，彼此的关系也从合作关系变成了家人的感觉。

她肯定是成熟了很多。她跟你在谈角色人物的时候，讲她的感受和她关注那些点的时候，你会知道她确实长大了。表演上，她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坚持，但要求更加精准了。

重新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陌生，她还是坚持自己很较真的那种感受，这次在现场，好多次演完她都会问我，“我变了没有？”我觉得她的意思是想问我，觉得她现在演得怎么样，好不好，她希望能在我这得到证实。我是很早就看见她这一点的人，这一点对她来讲是受用终身的。所以她会很在意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点我还是挺由衷感觉高兴的。

成为母亲，成为女导演

澎湃新闻：你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有没有一个关心他人多过自己的阶段？

李少红：我觉得这个是天性吧。不光是我，我觉得女性都会有。我自始至终也摆脱不了女人的这种天性，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女性与生俱来思考问题的方法，永远是把所爱的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你的经历，其实从毕业分配到电影厂到1988年拍《银蛇谋杀案》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在家庭里面，甚至是停掉了工作的，可以谈谈那段经历对后来创作的影响吗？

李少红：对，就是本来以为会很早就开始独立拍戏，但是我还是接受了，先做母亲，先完成我自己人生的第一个作品，就是我的孩子。

我是坚持到我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才出去拍戏的，就是有三四年回归家庭的时间。因为我妈妈也是个导演，我自己基本上也是在她缺席的情况下，被我爸爸带着度过我的童年。所以当我自己有孩子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一定不能缺席，我要做一个全职妈妈，最起码要补偿一下我自己童年的这种缺失的感受。

那时候，我先生曾念平考了研究生，也没有收入，我要在家生孩子养孩子，不拍戏也没有收入，所以我们俩基本上算着账，省吃俭用地度过那段日子的。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其实特别重要，这段经历和当时对生命和生活的感受，无论从人生体验，还是对于我的事业来讲都至关重要，因为你真正地去体验了生活最本质的种种，我很庆幸自己那个阶段的选择，在我孩子最需要照顾的那个阶段没有缺席。

澎湃新闻：事实上，这个选择还是有代价的，你好像错过了第五代最风生水起的那个时期，后来进入了电视剧的创作。对于这样的结果，有没有一些后悔的部分？

李少红：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彷徨，因为那个时候的环境是我们这届的同学大部分很多都开始独立导戏了，包括张艺谋、凯歌、壮壮，还有我身边的这些同学导演都独立做自己的片子了，但是我自己得要回到家庭去，一开始是有犹豫要不要这样做的，是有一段时间很矛盾的，觉得可能会让自己艺术发展道路受到影响。

但决定生下这个孩子之后，我就很坚定了，我坚持到她上幼儿园之后再工作，孩子慢慢的孕育过程，会抵消你焦虑，这个过程是很神奇的，慢慢地我就发现，我没有那种焦虑了，好像一个幸福的小女人一样，好期待一个生命的到来，当看到孩子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奇妙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会渗透到你自己看待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再去创作的时候，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和感受是不一样的。

《世间有她》花絮照

澎湃新闻：很长一段时间，你都是作为中国女导演的代表，在这种场合为女性电影人“代言”，这个过程里感受到女导演的处境从入行到现在发生了哪些变化吗？

李少红：它有一个过程，早期就是计划经济的时候，女导演真的不少，甚至女性导演可能全世界咱们是最多的，1990年代初，我出国交流，别人问“你们国家有多少女导演”，我脑子里一过，光我们北影厂比较活跃的女导演就有二十多个。那会儿我们是计划经济，分配工作，也提出“妇女要顶半边天”，工作不应该有性别界限，所以分配的时候，不会太考虑就是男女有别。78班其实是电影学院历届女生最多的一届，我们这一届有28个同学，女生就占了9个。 

开始市场经济化的时候，女导演的人数确实是开始下降，包括我们班的这些女生也都是逐渐的越来越难，因为过去拍片是厂里分配，到了市场经济，全都靠自己去运作、去找钱，那时候导演自己是制片人、策划，甚至是营销发行宣传总监，恨不得所有的事情都得你自己干。这个转型过程当中，不断转换对导演的要求，你要想拍戏的话，你就必须得全职。所以我觉得，中间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让女导演确实很难在这个行业里坚持。到现在市场逐步完善，渠道也开放了，帮助青年导演的机制也越来越多，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女导演慢慢涌现出来了，我们青葱最后进入5强的女性比例也越来越高。刚开始我还会想，女导演不容易，要不要给她们特别的关照和支持，后来发现真的不需要。

我觉得，她们都跟我们这一代人不太一样了，她们能很自如地应对她们的选择和处境，好几个女导演，都是在已经完成了生育之后，来拍她们的第一部电影。在她们身上，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像我那时候那么纠结，好像女性的独立和进步在这一代身上有了更好的反馈，她们比我那时候更自信，也能把家庭和感情安排得很好，也没那么大的思想包袱，觉得拍电影会耽误她们什么。

澎湃新闻：女性表达的部分呢？通常很多人会觉得，女性视角里比较私人的体验会不够公共性，比较偏狭，但最近几年女性议题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越来越被重视，对此你有怎样的体会吗？

李少红：对于我们这代人确实有这个过程，因为我们还是在一个集体主义的价值体系下长大的，所以就不自觉地会更关注集体意识，以此作为主导意识。我们那时候强调弱化性别概念，有意识地强调我们要“像男人一样”去想问题，行为逻辑、世界观都有意识地希望自己“去女性化”，这个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已经是根深蒂固的。

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地有一些转变，实际上也是我们对于性别觉悟的一个转变，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一个过程。不自觉的部分，在我早期的创作中间都有，但那时候，我会怀疑这样好不好，要不要坚持。到1995年拍《红粉》的时候，我就纠结了很长时间，最后我还是回归了苏童小说的女性的视角。在这个过程里，我意识到这种回归是非常重要，女性视角并不等于是女性题材，当你用女性的视角去观察社会，用你的体验去表达，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不是局限女性导演只能拍跟女性有关系的事情。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是1990年代，我去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那时候我还挺震惊，原来还有这么个会，原来为女性发声，是一个全世界都认同的，特别值得拿出来被说的一个事儿，当时感受到了某种女性表达的正当性，对我认同自己表达也是特别大的鼓舞。

澎湃新闻：怎么看待当下这个时代的女性表达，好像现在大家对女性权益重视了，但有时候也很容易牵动敏感神经？

李少红：我觉得比以前是自由太多了，社会的层面上也有一个基于共同认知的基础。但我也会觉得，有一些过度的标签化，一些商业上可能是在利用女性的话题做的标签，但这种标签化，我们应该是能够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