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王雪娟抗震救灾口述：承载生命之托的火车

【编者按】

2017年12月，“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系列丛书《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卷》和《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上海中医药大学卷》出版发行。《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已于2016年8月出版发行并引起不错的社会反响，《档案史料卷》也将在不久后问世。该系列丛书是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2017年重大课题，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主编，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丛书力图以口述采编、史料汇编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还原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救援，让更多人铭记这段历史，传承救援精神。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卷》提笔作序。最新出版的两本医学院卷详实地记录了两校所属医疗队参与救援的全过程，为两校校史增添了一份光辉。作为珍贵的教育资源，它们将会在培养当代医学生树立良好医德医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现摘录一篇医务工作者王雪娟的口述，讲述在那趟生命通道的列车上经历的人和事。

采访者：陆轶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宣传部工作人员）、仇佳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宣传部工作人员）

时间：2016年5月9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行政楼会议室

王雪娟，1951年生，副主任护师，毕业于新华卫校。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心内科病区护士长、护理部副主任、质控办副主任。1976年作为上海第一批卫生列车医疗队队员，赴唐山担任转运地震伤员的工作，并参与上海第二批医疗队援建灾区抗震医院工作。

当时我25岁，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是从广播里得知的。那时电视很少，印象里大地震是凌晨发生的，28日白天，我们所有内科的医务人员就在以前老大楼的门诊大厅里集合，领导传达了地震的消息并组织报名参加医疗队。因为我当时还比较年轻，就没有在第一时间前往。过了几天，听说上海要组织一辆卫生列车，我就去内科支部报名了，家里人也没有什么顾虑，他们觉得年轻人更应该挑重担。

出发前，我们曾在103临床教室待命一周，在等待的时间里，我们就学习编织网袋和准备药品、手术器械、胶布等等，还学习了爆炸应急、急救等等。但一直没有出发的消息来，我们也不回家，我就睡在同学的宿舍里。

卫生列车是在地震发生一周后出发的，全国各地都有组织，上海承担了一辆列车的任务，我们医院是红十字医院，所以就光荣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由于这次地震实在太厉害了，火车开出上海后，我们就看到沿途都是露宿的老百姓，越接近唐山，露宿的老百姓就越多。过了天津以后，列车的行驶就变得非常困难，根据后来的资料，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地震，铁轨都扭曲了，像宝葫芦一样。当时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危险，地震随时可能再发生。列车到了天津以后，我们排队进入唐山接病人。

进了唐山之后，两个小时内20节车厢就载满了病人。我们的任务是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把病人转移到远处的医院，我们这辆列车是开往西安的。我是一名内科护士，对危重病人比较熟悉，所以被分在重病房的车厢。当时有四个人负责这一节车厢的护理任务，包括张一楚（即是后来的张院长），刘锦纷医生和一位列车员。我与张院长是一个班，刘医生和列车员是一个班，八小时值班制，其实休息时间很少。实际上我们在唐山没有下车，就在车上接病人，安排得有条不紊。后来听说，地震后每分钟有一架飞机从唐山机场出发，把重病人送往医院，等到我们的列车去时，接收的都是比较轻伤的病人，大多是手伤、腿伤，基本上都没有生命危险，唯一的一个重伤病人是不明原因造成的枪伤，导致小肠等脏器外露，基本的处理都已完成，然后就等送往西安的医院进一步接受治疗。有些孤单的老人和小孩在地震后失去了家园，只能被送到外面去，后来这些人是看到唐山逐渐恢复才陆陆续续回去的。

列车是走陇海铁路往西安方向的，我们接到病人以后，一路都是绿灯，其他的火车都让我们先行。从唐山出来后，经过天津和石家庄，这两个地方似乎是抗震救灾的指挥部。沿途很多群众和有组织的单位，都带着食物和生活物资上车来慰问车上的伤员们。

我们的列车一路通行无阻到达西安，重病房的病人就先在西安下车了，因为西安的医疗条件很好，其余的继续被送往新乡。到达西安时的场景真的很让人感动，火车站人山人海，自发的或者有组织的都有。有的人扛着门板，上面驮着自己家里的大花被来接病人，有的人高声唱歌歌颂共产党，令人十分感动。送完病人后，我的任务就结束了。

唐山方言很难听懂，表达“好”都是说“中”，这个词我们一开始听不懂，后来就学会了。在车上，除了保证他们的生活、照顾起居外，我们还要对他们进行登记，包括姓名、来自哪里、家庭情况等等。那时印象很深刻的是，张院长不但是一名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而且对待病人的态度十分亲切，非常仔细地照顾病人。

在车上，由于铁路的噪音，我睡眠质量一直不好，但是伙食十分不错，据说当时列车上准备了三个月的干粮。来回时间一共两周，与家里也没有联系，母亲很着急，经常托人来问我的消息，但我当时很年轻，所以并没有考虑很多。一路上都能看见解放军工程兵在修铁路，十分艰苦。

回到上海之后，我就回家休息了几天，期间当时内科的马主任（也是我们内科支部的书记）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有什么困难，愿不愿意到唐山医疗队待一年。我当即答应了，就立马去了内科支部，那里已经有几位医生了，包括肺科的高医生。那时我准备元旦结婚，但是由于要参加医疗队，我便把婚期延后了，我的先生也很支持我。当时有二医大的五个医院承担了这次医疗任务，每个医院选了二十余名医护人员，包括临床护士、医生、检验科、药科以及后勤人员，一共一百余人，在唐山组建了一个临时医院，解决了当地老百姓的日常就医问题。

那个时候，可以说国家是大难当头，公而忘私是比较重要的。领导安排的任务下来了，我们都很爽快地就去参加医疗队了，医院里也没有什么奖金和其他奖励的。我们医疗队这二十个人中，年纪最大的就是我们放射科的李主任，那时候他六十岁，放在现在也已经是退休的年龄了，而且当时他老伴去世了。每次邮局来信的时候，领导都第一个通知他去拿。另外，蒋医生当时孩子也就几个月，迟我们几天就去唐山了，很不容易。

我们的生活条件可以说是比较艰苦，但也并不是苦到那种不能忍受的地步。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那里搭的是临时的草棚。我们设了三个病房，一病区、二病区、三病区，我负责三病区。因为我们新华的儿科很好，所以我所在的三病区就是一半小儿科，一半成人内科。病人的病种相对比较固定，心血管比较多，像妇产科、五官科、眼科都在一、二病区。

因为是草棚搭的房子，所以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医疗条件，除了手术设备是二医大分配给各个医院的及自己带过来的部分之外，其他部分是国家提供的。到了那边就是白手起家。供应室、消毒都是有的，我们严格按照医理在做，药丸自己配制，消毒从头开始。那边苍蝇真的非常多，给我们的消毒工作造成很大的干扰。

大概10月份的时候，天气已经比较冷了，当地人就穿那种黑色的对襟棉袄。我帮病人测体温的时候，要把体温计递给他，本来他身上叮满了苍蝇，我手一伸过去，苍蝇就全都飞起来了。在食堂吃饭的碗都是自己带过去的，大概一人两个碗、一个调羹。我们宿舍里就弄了一个罩子，用一些纱布把碗都罩起来，那些白色的纱布上就叮满苍蝇。手术室也是这样，手术包一打开，也有很多苍蝇，所以他们的腹部手术都不能保证苍蝇不会掉进去。

那里的草棚是临时搭建的，并不能真的过冬。房子的墙基本就是一层草，在窗户那里搭一个框，用两层塑料纸粘起来，成为一个落地窗。不能过冬，我们就在草棚里、病房里另外再做一堵火墙。火墙就是一个用耐火砖砌起来的炉子，通到室外，室内是一直烧煤的，用它来取暖。当时外面零下20℃左右，很冷．完全不能过冬。我们当时做的事情也很多，一会儿房子要改建，病人就要搬出去，一会儿新房子造好了，再把病人搬回来，一直在忙着做这些非常基础的工作，就是为了改善一下当时的环境，所以人非常累。

当地的老百姓非常信任我们上海医疗队，都远途而来，拉着马车到我们这里看病。有个印象比较深的病案就是有个小孩，是皮肤病，身上像鱼鳞一样，一瓣一瓣的，但是我们也没什么好的办法。至于说手术，我们好像开过一个连体婴儿，可是没有成功。尽管如此，当地的老百姓还是非常信任我们。我们一起去的一个护士回忆说，她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深夜里巡房时，发现一个十来岁的患肾脏病的小孩去世了，家属完全没有发现，是她把家属叫醒再告知的。

当时血沉试剂用完了，但病人一定要做血沉的时候，我们化验室的同事就会抽一管自己的血，用自己的血跟病人的血作对照，这样来得出一个大致的检验报告。此后，我们化验都是抽两管血，病人抽一管，工作人员抽一管，作比对，这个精神是可嘉的。

我还患了急性阑尾炎。我当时被发现阑尾炎，是因为有一系列基本症状，比如腹痛，恶心呕吐，饭吃不下去，脸色差和发烧。我此前没这个病史，但是我们医疗队的单医生，还有虹口区中心医院的老医生，他们肯定我得的是阑尾炎，问我要不要开刀。我说不要，毕竟我当时还在工作中。此外，当时天气冷。苍蝇飞不动了就要往下掉，我也不能保证腹腔一打开苍蝇不会掉进去。因此，他们采取的是保守治疗法。那时候也没什么抗生素，只有青霉素、氨苄青霉素那几种药，庆大霉素一挂，三天就好了。

生活方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抗震汤，就是大白菜加粉丝，最好的时候汤里会有一块咸肉，有咸肉的话大家就会很开心。我们住在草棚里，晚上的零食就是抗震救灾空运过来的压缩饼干，一块块方方的，硬到可以打死狗的程度。晚上值夜班在宿舍里没事，饿了就靠在火墙旁吃压缩饼干，很暖和的。火墙是24小时烧的，白天防止凉掉会盖个罩子，晚上再加点煤。但是后来这堵火墙也引起了手术室的火灾。地震以后，天断断续续地在刮风下雨，有一次大风把我们屋顶都掀掉了。当时我们的屋顶没有瓦片，就是把草堆在房顶，再用泥土弄成糊堆在上面，一刮风就把顶都掀了。天气非常干燥，火墙24小时烧着，时间一长，火墙就出现了一道裂缝，火出来，结果引发了大火。那次大火非常厉害，因为一排手术室都是草棚，一下子就被烧完了。那天是星期五下午，很巧，当时正好在我们医院有个服兵役的体检，所以身强体健的人很多，马上就把火扑灭了，没有蔓延，不过一排手术室都被烧掉了。

有一次，大概在11月，晚上十点多的时候，又来了一次余震，7.3级左右，蛮厉害的。那次余震非常吓人。我们的房子只用了竹子做梁，固定住了，拉是拉不倒的，桌子、柱子都是用木桩打在地下的。那天地震来的时候，我同事有的还没睡，我已经睡了。桌子一下子倒过来，把我胸口都撞痛了，大家都在尖叫。我当时刚睡着，因为是侧睡，地下的声音都能听到，她们一叫，我就起来了。因为室内烧了火墙，灰很厉害，都让余震给抖下来了，灰蒙蒙的。后来有人描述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都说灰天灰地，什么都看不见的，完全可以理解。

回上海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卡车上到唐山火车站的。列车那时没有足够的座位，我们就坐在地上，从唐山到上海要二十七八个小时，火车误点不稀奇的。回来的时候，我印象也十分深刻，高医生和五官科的刘主任，都四十几岁了，年纪比我们大了好多，我们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长辈，位子是让给他们坐的，他们也把我们当自家小孩，我们就坐在旁边，坐了不止24小时。中途到北京转了一下车，我们好像在北京协和医院学生宿舍睡了一夜。第二天又回到火车上坐着，要睡的话就靠在他们的膝盖上。回到上海时，火车站人山人海，都来欢迎我们，领导、家里的人、科室的人都来了，有组织来的，也有自己来的。

（本文刊发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