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宏亮︱上世纪最后十五年的书法生态：华人德致白谦慎一百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世纪末的二十年间，真是一个神奇的时代。过了二三十年后，再回望过去，竟然感到有些玫瑰般的色彩。查建英编过一本《八十年代访谈录》，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激情、问题、碰撞与好奇。最近刚刚读完薛龙春兄编的《飞鸿万里：华人德致白谦慎一百札（1983-2000）》，不禁又让我怀念起那个时空距离其实并不太远的年代。那时，人们真诚地谈论着世界、传统、精神、文化、美学这些“大词”。学习书法的人，视官方书协为很神圣的机构，大家手中传阅着三个月一期的《中国书法》和两个月一期的《书法》，渴望入选中国书协举办的国展或中青展，一跃龙门，对历届国展中青展入选书家的名字如数家珍。我就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脑海里牢牢记住了二届中青展状元华人德和在《中国书法》介绍华先生的文章作者白谦慎的名字。

新刊的这本《飞鸿万里》，收入华人德致白谦慎书札一百余封，并附录少量白谦慎致华人德函。按照编者的大致分类，主要有三部分内容：一是二人在书法与学术上的交流，包括书法取径与创新的讨论、书法史料的解释与辨析、书法研究方法与角度的交流等；二是沧浪书社的成立与发展，包括新社员的吸收、资金的募集与赞助、主要艺术与学术活动的设计与开展等；三是书法圈各方面的信息。龙春兄在本书“代前言”《二十世纪最后十五年的书法生态》中说：“这些信息反映出一个时期较为完整的书法生态。阅读这些信札，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华人德、白谦慎这两位当代书坛代表人物在艺术与学术上的切磋，理解作为当代最重要的民间社团，沧浪书社十余年中大获成功的原因以及它后来的分化为何不可避免。二十世纪的最后十五年，是书法发展最迅猛的时期，透过华人德的观察与评论，我们也能认识到那一时期书坛发展的动力与制约、进步与弊病。在这个意义上，这批信札不仅是史料，其本身也是一段历史。”

信函论学，本是学界传统之一。王阳明《传习录》收录书信多篇，谈及王学最核心内容。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言及论学书札，“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华人德致白谦慎书札也极富学术信息。除了龙春兄在“代前言”中说及的关于八大山人与碑学、陶瓷研究、东晋墓志与兰亭论辩，等等，我还注意到两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一是关于摩崖佛经大字问题，华人德1990年9月3日的长函中谈到他的意见，这些刻经的出现，是由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度灭佛，僧侣信徒们恐经书被毁，因此在山东、山西和河南、河北（当时北齐境内）一些地方的山坡岩崖上，用大字深刻佛经、佛号，“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华人德的看法，和前人一般认为摩崖刻经是弘扬教义的说法不同，但他深信“这观点是能成立的”，并曾在《碑刻的种类、演变以及与书法的关系》一文中提及，但似未展开论说。

二是关于“史书”问题。“史书”，前人一般理解为隶书，《说文解字》段注即有“汉人谓隶书为史书”之说。吕思勉《中国文字变迁考》首先提出了不同意见：“西汉称人善史书，无专指书法者，皆指文法，后汉则多指书法矣。然当时好乐史书者，又并不仅限于书法，还往往兼有小学和文学。” 林京海受此启发，考察了两汉史籍中关于“善史书”的记载，撰成《“史书”与书学》一文，结论是：“善史书，在西汉时，指擅长文书律令。而到了东汉，则逐渐演变为指擅长书法。”1993年，华人德担任评委的四届书学讨论会上，林京海的这篇《“史书”与书学》获得一等奖第一名，在会议上现场答辩，并引起争议。或许是白谦慎看到了林文，所以在函中言及，华人德1996年9月13日复函中，对“史书”诸家之说进行了绍介，说丛文俊有一待刊长文《论“善史书”及其文化涵义》写得很好（丛文后来发表于《书法研究》1998年第2期）。书信和论文的阅读对象不同，华人德在信札中对“善史书”诸说的评骘更为直接了当，更能一针见血，令我受益。

阅读过程中，最令我感佩的当然是华人德和白谦慎两位老师对书法的热爱，对书法事业的责任感，以及他们的执着与付出。早在1987年底，华人德就在信中说“成名成家不是我从事书法艺术的终极目的，目的是要为我国书道振兴作出贡献，有碍于书道振兴的人与事就应该反对。”“所谓北大帮应大张旗鼓了，社会上也应注目我们。”“所谓北大帮”，除了华、白两位，至少还应包括当时任《中国书法》编辑的刘恒、在北大图书馆金石组的周持和尚在安徽师大任教的曹宝麟。这不是年少轻狂，而是责任与担当。

在1990年7月20日的信中，华人德不无感慨地写道：“现在书界像我等真正在做学问搞艺术，正道直行，敢于和恶势力争斗，敢于批评的能有几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扪心无愧的。”华人德对开展书法批评是身体力行的。1988年初，沧浪书社成立伊始，华人德在4月19日给白谦慎的信中说，“想把兄与余国松对我字的评论摘录登在书社第二期通讯上，作为书社间开展切磋、批评的发端。”并在书社通讯中告白，“乞同人剖析，切吾要害。苟能儆世，此余之愿望，万勿有所留情。以通讯为月旦，请自人德始!”其后，沧浪书社社员之间的批评，确实做到了直率坦诚，知无不言。1989年夏天，华人德在《书法报》上登出《评韩天衡的篆书》，指出其第四届全国展上的作品七字中就有两个别字。1993年，华人德担任第五届中青展评委，感觉错别字现象严重，而“评委各自为自己的熟人、学生争辩”，写了篇《错别字问题》给《书法报》。在9月1日写给白谦慎的信中，他坦承自己和曹宝麟、丛文俊是挑错别字的热烈者，“在获奖和优秀作品中有许多错别字是不应该的，会使观众和读者对评委的文化素质和评选责任心产生怀疑。在这方面严格了，能对书法爱好者重视文化素养的提高和创作的严肃认真都会起到良好的影响”。

沧浪书社的成立和运作，更是倾注了发起人华、白二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成立机构、办理银行账户、举行社员会议、吸纳新成员、印制社团通讯及论文集、募集资金、与台港之间的交流、赴美办展，等等，这些事务的琐碎细节，书信集中在在可见。沧浪书社作为大陆成立最早，可能也是运行时间最长的民间书法社团，为书坛带来了多元新气象。书社先后在海外举办的六次书法篆刻展览，在国内主办的“中国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4）和“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以及那部厚重的《兰亭论集》，都将在当代书法史上留下重要的记录。而华人德、白谦慎两位老师，就像龙春兄所言，“始终牢记结社的初衷，不是自己出名炫耀，而是实实在在为书法的发展做出贡献。”我想，如果要评选上世纪最后二十年书法界先进个人的话，华、白二人无疑应该当选排名靠前的书坛“劳模”。

读这本书信集，还勾起了我个人的一些回忆。1993年11月，我参加了华人德老师任评委的第四届书学讨论会，会后曾请华老师赐我墨宝一件，一直珍藏在书房中。读完《飞鸿万里》，又检出华老师的来信和书作，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触手如新。二十五年前，曾随侍华老师等前辈在重庆南山饮桂花酒。华老师不胜酒力，诸前辈笑称“华公子面若桃花”。去年龙春兄编这本“飞鸿万里”集，为华老师七十寿辰称觞。我希望再过十多年，龙春兄再编一部收录范围更广的书信集，为华太师米寿祝嘏。我现在提前申请将华老师赐我的信札和书作收入集中，不知龙春兄可否俞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