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以来，作者一直致力于穆斯林女性时尚的比较研究，在伊朗德黑兰、印度尼西亚日惹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三个地区进行了民族志调查。这三个国家都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非阿拉伯国家，且都有官方规范女性着装的历史。在作者看来，女性的“适度着装”（modest clothing，这里特指穆斯林女性的温和化着装，译者注）是其他事物的一个标志——无论是“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这样的“坏”标志，还是整个国家荣耀与道德健康的“好”标志。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男性精英鼓动围绕这一标志的斗争，推动进一步的政治议程，但这些议题与改善现实女性的生活关系不大。
然而，穆斯林女性及其服饰已经成为了国家状况的重要标志，这一点还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在建设现代公民身份意义上，女性及其服饰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因此，即便“适度着装”是对女性进行政治控制的结果，它也成为了女性行使政治影响力的一种手段。
伊朗
虔敬时尚（pious fashion）在伊朗受到高度管制。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不久，该国的妇女就被法律规定必须佩戴希贾布（hijab，指穆斯林妇女穿着的面纱或头巾，也指穆斯林风格的服装，译者注）或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服饰。但是，刑法典中并没有明确希贾布的定义，所以女性在决定穿什么时拥有一定的灵活性。许多虔敬时尚——从覆盖全身的传统卡多尔罩袍（Chador），到定制的短款外套和方头巾——表明也许现代伊朗女性愿意生活在不是由自己制定的规则之下，但也要求有权解释这些规则。有一些款式被认为是效忠当前政权，而另一些则被视作政治颠覆。在“白色星期三”抗议活动中，女性佩戴白色头巾，并公开表示反对着装规定。在这一星期中，有一些女性走得更远，她们齐齐把头巾摘下，系在棍子上向路人挥舞展示。（White Wednesday protests，这一运动兴起于2017年6 月，在伊朗妇女中间广泛传播，形式是伊朗女性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自己戴着白色头巾或者身穿白色衣服的照片以表达抗议的态度，译者注。）
在表面上，德黑兰的“适度”意味着女性要隐藏自己的体态，尤其是腰部、臀部、胸部以及头发。而在这个城市，虔敬时尚也表达了许多相关的价值观，例如，因为女性的服饰受到法律的规范，虔敬时尚体现了更广泛文化价值的稳定和一致。然而，头巾中体现的其他价值则动摇了这种稳定与一致。这不仅体现在那些让大量头发从头巾下面露出来的女性身上，而且体现在一些波西米亚风格的服饰中，这些风格揭示了一种更加自由与非正规的审美价值。
2007年前后，一种名为“阿拉伯卡多尔”（Arab chador）的流行大衣成为德黑兰的时尚。与传统卡多尔罩袍不同，它有意做成开放式的，袖子很大。德黑兰上流社会青年中流行的一种穿法就是“阿拉伯卡多尔”加上非常大的头巾。伊朗当局支持这种大衣，部分是因为它长而宽松，部分是因为它的名字与伊斯兰的文化和地理相联系。但是在作者的采访中，那些女性将“阿拉伯卡多尔”描述成一种波西米亚的服饰风格，尤其在“艺术家型”女性中流行。这种风格不仅仅是一种轻松活泼的外表，还是一种公共女性气质的视觉呈现，尽管有伊斯兰共和国的严格规定，面对专制统治时，它能让自由的精神和轻快的感觉得以体现。
作者也观察到将所谓的民族元素融入虔敬时尚。这种风格包括将红色与绿色刺绣的组合破坏当地的宗教审美。绿色是积极的，而红色有许多负面的内涵。在1979年关于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全民公投中，选票用颜色标注，支持伊斯兰共和国的选票是绿色的，而反对的选票是红色的。在今天的德黑兰，当红色和绿色被合并到相同的纺织品或同一套服装中时，这种象征意义的严格区分有争议的。这样的头巾打破了什叶派的颜色象征，头巾本身隐含了一种神学批判，在几十年前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民族元素正在流行。
一些宗教专家认为，西方服装具有负面的文化影响，但是许多“适度着装”的女性奉牛仔布和欧洲品牌为身份象征。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作者最初认为德黑兰的街头风格比伊斯坦布尔和日惹更酷。作者最初对德黑兰风格的偏好并不意味着它们客观上更好，而是说它们的美学更符合作者自己的文化审美。
在德黑兰，最严重的着装不端被叫做“坏希贾布”（bad hijab），它包括各种违规，如暴露皮肤、展示身体轮廓、使用某些面料以及化浓妆。它的存在对伊朗有多重影响。首先，“坏希贾布”被认为影响了“得体的希贾布”。“坏希贾布”的极端形式让那些并没有那么极端的违规着装变得更容易接受了，比如穿牛仔布服饰或者暴露脚踝。此外，这种着装方式已经改变了希贾布的法律执行标准。穿着“坏希贾布”的女性人数之多，让法律惩罚的执行变得不可能。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德黑兰没有足够的警察逮捕身穿紧身裤的年轻女子，而如果每个涂指甲油的女性都被执行74下鞭刑必然会引发公众的强烈抗议。出于现实需要，当局不得不放宽法律着装规定的执行。虔敬时尚已经开始形塑伊朗的伊斯兰法律和政治，而不仅仅是被后者形塑。
印度尼西亚
印尼穆斯林女性的“适度着装”看起来很不一样，这种差异部分来自于该国的历史。印尼女性历史上并不戴头巾，因为裸露的头发和肩膀是爪哇传统审美的一部分。事实上，直到不久之前，现在所谓的“适度着装”还是缺乏品味和粗俗的代名词。因此，越来越流行的“适度着装”并不能被理解为回归传统。在这里，佩戴头巾而不是裸露头发，被认为是新鲜的、思想前卫的。
在过去一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官方提倡的服饰都是围裙式的裙子和罩衫。30年前，在前总统苏哈托辞职后，“适度着装”——吉尔巴布（jilbab）——的受欢迎程度才急剧上升。这种风格产生于对一个压制伊斯兰信仰和实践的政权的审美批判中。随着年轻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地接受虔敬时尚，这成为一个国际化女性的标志。由于头巾和“适度着装”在历史上并不是这个国家的伊斯兰实践的一部分，女性可以自由地穿戴这些服饰来表达一个完全符合国家发展和进步的现代身份。
随着吉尔巴布越来越广为接受和喜爱，这一机遇促进了当地设计和面料的发展。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还是实践需要，使用这些地方元素都是理所当然的。一些印尼人担心伊斯兰服饰——尤其是要求更加严格遮盖身体的那些——将他们眼中压抑的阿拉伯文化强加于宽容、文化多元的印尼。如果女人将用布料遮盖自己，那么用哪种布料就很重要了。蜡染图案成为印尼虔敬时尚的重要设计元素，它们给服饰注入了当地的审美价值。尽管蜡染吉尔巴布广受欢迎，但它却象征着一个小小的不和谐，因为它的设计中有印度教和佛教的图案——想象一个犹太教的披肩上覆盖着圣诞老人的图案。尽管如此，蜡染还与殖民主义到来之前印尼布料生产的系谱有所联系。
印尼虔敬时尚的独特风格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通常包括紧身、合体的衣服，比如一件被称为“manset”的汗衫或者一条突出腰身的腰带。“适度”是通过布料遮盖自己，而不是像伊朗法律规定的那样遮蔽女性的体态。柔软度和轻盈度是虔敬时尚中表现出来的突出视觉价值。雪纺和柔和的颜色广受欢迎。这种织物和色彩的组合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即原始、健康与奇思妙想。水晶和亮片装饰被高度重视，它们在视觉上将女人和珠宝联系在一起。亚洲服饰，尤其是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服饰的影响尤为突出，比如中式服装的高领。这种对东方美学的看重意味着印尼主要从亚洲而不是西方女性形象中理解女性气质。
吉尔巴布风格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穿什么都可以。作者的研究访谈对象很快对乱穿吉尔巴布的女性做出严厉的批评。比如，女人们批评了允许长发在头巾后面挂着的做法。有时候她们将着装失败归咎于穿着过时的衣服，这些落伍的款式不仅被认为是平庸简单的，而且被认为是不虔诚的，因为它们证明了一个女人没有跟上最近的潮流，因此是没有修养的。人类学家卡拉·琼斯（Carla Jones）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在这里，不时尚的吉尔巴布被“不纯粹的见证”。琼斯的一名访谈对象宣称，过大的吉尔巴布“让伊斯兰看起来死板、不时髦，而事实上我们的神喜欢美。”时尚本身就是虔诚的制造者和手段。
土耳其
如果说虔敬时尚在伊朗是强制性的，在印尼是新颖的，那么在土耳其，它就有很长一段被污蔑和严格管制的历史。在过去一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认为佩戴头巾的选择是对这个国家坚定的世俗传统的挑战。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今天，面纱是可选的，伊斯兰服饰的接受也是可能的，因为虔敬时尚允许穆斯林身份认同以时尚的方式表达，从而导致视觉与社会的平衡。
由于土耳其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地理位置接近，以及它加入欧盟的愿望，伊斯坦布尔的虔敬时尚融合了许多欧洲美学，从翼尖鞋到欧洲品牌的围巾和包包。因此，与日惹不同的是，伊斯坦布尔女性气质的愿景主要来自西方，而非东方。即使是那些自认为欧洲人的现代土耳其女性，也不再期望严格的世俗主义，这些女性可以拥有强大的穆斯林身份认同。不过，挑选一件视觉上令人愉悦的“适度着装”和头巾出现在公共场合被认为很重要，这使得女性能够以最好的方式表达伊斯兰虔诚，同时也避免世俗精英的苛刻批评，后者认为戴面纱的女性是丑陋而老土的。
在伊斯坦布尔，“适度时尚”—— tesettür——以高领口、低裙摆和完全遮盖头发为特征。流行的面料选择和剪裁创造了一个比在日惹和德黑兰更结构化的外观。紧致性和整洁性是与这种形式相关联的审美价值，也传达了限制和控制女性身体的道德价值。一条衬垫头巾制造出一个大头的外表，让这种建立在比例之上的价值显而易见。伊斯坦布尔的“适度”是通过服饰创造和谐：平衡颜色、比例和剪裁。
伊斯坦布尔主要的着装不端是覆盖全身的carşaf（字面意思为”床单“，类似于chador罩袍，译者注）。与德黑兰不同的是，伊斯坦布尔的大多数女性不能接受覆盖全身的虔敬时尚形式。相反，许多人认为这是审美上的失败，既过时又丑陋，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失败，用几十码的黑色布料欺骗性地表达虔诚。这个判断谴责了carşaf的不合时宜和过分虔诚。穿着carşaf的女性被批评不参与作为现代女性一部分的全球时尚趋势。缺乏消费是她们非世俗化的一个标志，因此她们也不像她们虔敬时尚的姐妹一样在道德和精神上得到发展。按照这一逻辑，消费是恰如其分虔诚的条件之一。一个拥有足够知识的女人可以穿着时髦的衣服，而不被认为是虚荣的或拜物的。
通过宣称carşaf不仅是风格上的失败，也是虔诚上的失败，穿着tesettür的女性批判了“女性身体覆盖越多越虔诚”的传统观念。这种批判反过来又使得其他形式的虔敬时尚被视为穆斯林女性的典范。
在以上三个地区中，传统的图案布料已经融入了当地的虔敬时尚。穿着这些“民族”风格不仅是恢复当地审美传统的一种方式，它还可以通过改变民族自豪感的替代来源来表达社会或政治批判。推广当地布料和刺绣图案，从波斯、爪哇和奥斯曼的当地历史身份中吸收基本图案，也反驳了这样一种观点：合宜的伊斯兰服饰是由阿拉伯世界决定的，然后其他地方仅仅采用即可。它们抵制了同质化伊斯兰的思想。
尽管当地的审美价值是建立在当地的叙事和民族认同的基础上，但它们有时也包含了对西方流行的美的观念的含蓄批评。作者遇到的一位印尼博主认为，虔敬时尚是对西方美的主流形象的“抗议”。然而，西方美的文化表征仍然影响着德黑兰、日惹和伊斯坦布尔的女性气质。伊朗以其高居的鼻部整形率而闻名，她们将鼻子整得更小、更圆、更翘。当印尼女性使用头巾来突出某些面部特征时，目标有时候是突出某些与西方人相似的特征。当土耳其时尚杂志讨论理想的体型时，同样也是西方强调的曲线身材（细腰、宽臀和丰满的胸部）。在2013年《Âlâ》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将碧昂丝（Beyoncé）的身体列为所有土耳其女性都应该追求的体型。
女性花费大量的时间试图通过美装技巧反驳“适度着装”丑陋的刻板印象，这些美装技巧让这种风格的着装更加吸引其他穆斯林女性，从而帮助“适度着装”摆脱污名。漂亮的伊斯兰服装也让伊斯兰能够更加吸引非穆斯林。印尼的一份建议小册子提到，赏心悦目的着装风格是伊斯兰教对非穆斯林“友好”的公开表示。用来描述伊斯兰教传教形式的阿拉伯词语“宣教”（da’wah）也被用来形容富有魅力的虔敬时尚，虔敬时尚能够促使宗教正常化。人们认为，穿着时髦的伊斯兰女性拥有潜力恢复伊斯兰教的公众形象。
作者伊丽莎白·布加（Elizabeth Bucar）系美国东北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副教授，本文改写自其著作《虔敬时尚：穆斯林女性如何穿着》（Pious Fashion: How Muslim Women Dress，哈佛大学出版社），原载于2018年2月1日《大西洋月刊》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