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乡土建设①：偏远山乡何以来了“竹建筑双年展”

中国传统的“乡土”概念伴随着农耕文明绵延千年，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和时代的快速更新，原本聚居的村落生活和熟悉的社会关系日渐疏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乡土，走进“外面的世界”。然而，这些年来，也有一些文艺界人士回归乡土，以艺术的方式参与乡村建设。这一方面是文人内心深处的田园情结，另一方面，更含有一种对中国社会与乡村发展的深刻思考。

在戊戌新年到来之际，“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从今天起推出“艺术过新年｜乡土建设”特别报道，通过走访乡村现场与参与乡土建设的艺术工作者，感受艺术家的人文情怀与中国乡村的今昔变化。本期走访的是位于浙江最南面的一个小山乡——龙泉市宝溪乡与来自上海的策展人葛千涛的关系。

即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从上海虹桥火车站乘高铁到丽水，再驱车去往位于崇山峻岭之中的溪头村，也需要8小时。在多年之前，有着艺术家和策展人双重身份的葛千涛从上海出发到宝溪乡溪头村，头天需夜宿龙泉，第二日在经由崎岖迂回的盘山公路才可以到达溪头村。然而，就是此般的漫漫长路，葛千涛把一些国际知名的建筑师、艺术家和艺术院校的师生带到了此处，通过“在地性”研究，依托当地龙泉青瓷文化和竹资源，持续多年以进行以竹为主要材料的竹建设双年展。2016年9月28日，“首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在宝溪乡溪头村开幕，一时影响极大，这使宝溪乡的名字走出大山，走上了世界的舞台。而这一切的开始源于十年之前：

远离“宏大叙事”，依托“场所精神”的乡土建设

2009年，正在上海筹办国际陶瓷生活艺博会的葛千涛受当时龙泉市长之约来到宝溪，吸引他舟车劳顿前往宝溪的原因是这里的古龙窑。到了此地与时任书记、乡长接触，他们希望有一些项目来改变乡村的现状。葛千涛只说：“假如这里整洁了，我愿意来。”

三年后（2012年），当葛千涛再次来到宝溪，发现宝溪乡的村容村貌变化明显。乡领导笑称自己扫了三年地，看似一句玩笑，却让葛千涛决定参与宝溪乡的建设。

如何参与？是不是把宝溪建成一个钢筋水泥架构下的城市想象共同体？在中国狂飙突进式的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太多宏大的叙事方式，也建起了太多千篇一律的车站、城市建筑和街道。而过去做艺博会双年展的经验让葛千涛体会到“在地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乡村建设尤其要避免 “千乡一面”，由此他提出了“场所精神，乡土建设”。

在“场所精神”的语境下，通过不同建筑师对乡村的理解，构成“乡土建设”。在葛千涛看来，乡土建设跟“新农村建设”有本质的区别。 “‘土’与文化相关的，‘乡村’仅是一个空间”。未来把主题落到实处。葛千涛和建筑师不断沟通和思考如何体现“场所精神”，建筑和建筑的彼此关系，又需要选择怎样的载体表达？

在田野考察和实地调研中，建筑师们发现这里不仅仅有竹、夯土、垒石等自然材料，烧制青瓷外面的匣钵也是建筑的一种人文材料，它带着龙窑的温度，这种材料或也能成为建筑的立面……“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一次史无前例的、在地性的、以“竹”为载体的建筑双年展在葛千涛、杨旭、国广乔治（George KUNIHIRO）共同发起下，在宝溪的山地茂林之中构筑开来。国广乔治带来了隈研吾，更早开始思考乡土建设的杨旭，以建筑“水间”、“花间”表达多年来自己对乡土建设的思考。而后，德国建筑师安娜（Anna Heringer）、哥伦比亚建筑师西蒙（Simon Velez）等11位建筑师相继来到宝溪的山水间，他们在此构筑起了一个当代乡村，以竹为载体的社区，其中有当代青瓷艺术馆、竹产品设计及研发中心、陶艺家工作坊、双螺旋石拱桥、青年旅社、艺术酒店、设计酒店、低能耗示范竹屋等共16座单体建筑。

这些建筑师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一栋建筑，她们和“竹建筑双年展”共同构建出强烈的信息——以“低技术”造就乡村公共艺术，以“低技术”构成公众参与。在“竹建筑双年展” 构建之时，宝溪乡溪头村，以及周边宝根村、高山村等的村民都参与“双年展”的项目，他们也从中将“低技术”做了因地制宜的“升级”，再造自己的美丽家乡。

公众参与，互相借鉴，开启民智

这一切构建起了2016年9月底“国际竹建筑双年展”开幕之时的宝溪，而后近一年半的时间，宝溪发生了哪些变化？“澎湃新闻·艺术评论”记者对比当时，发现最显而易见的变化是村民的自家房屋的马赛克外立面渐渐被竹子、夯土等代替。

这种替代是村民借鉴于建筑师的建筑，而当时建筑师用匣钵做墙体的灵感却来自于当地村民金品师傅的家。这种营造法则的交互借鉴，恰是乡村建设带有教育和学习的双重意义。整个“竹建筑双年展”有当地百余村民参与，在参与过程中“开启民智”，这也是竹建筑双年展一种无形的永续和可持续。

宝溪乡村民金品师傅已年过八旬，家里有一个清代留下的古窑，从建窑开始至金品师傅的儿子辈，古窑已经烧制了7代。但在21世纪初，古窑经历了一年甚至几年烧一窑的窘境，金品的儿子金朝军和众多离开乡土的人一样，来到上海从事建筑行业，而后又去往云南涉足民宿和服装领域。但近几年，金朝军回乡了，之后古窑几乎一月烧一窑，还依托古窑优势建起了文化民宿。

谈起回乡的原因，金朝军说对他影响最大的要属葛千涛，最初他得知外国建筑师在家乡宝溪造房子，而后见到了葛千涛，葛千涛建议他说，“你家的古窑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要把古窑用好”。于是金朝军开始思考回乡发展的可行性，先前在上海和云南的工作给了他足够建造和管理民宿的经验，以及对外沟通的能力，他们兄弟姐妹们经过筹措和探讨后开始改造房子、建民宿。除此之外，也开始对龙泉青瓷的再开发，除了做仿古瓷之外，研究新的“冰裂纹”的烧制，并取经陶艺家，烧造符合当下审美、却由古窑柴烧完成的手工瓷器。他的大女儿正在在龙泉念初中，在金朝军的设想里，他希望大女儿读艺术类专业，未来继承“祖业”，从事陶瓷方面的设计和研究。

由“竹建筑双年展”带来的改变还有很多，尽管来往宝溪乡山高路长，但自“双年展”开幕后到村里观光旅游、看竹建筑、看古龙窑的游客明显增加，每逢假期，进村的车还会出现拥堵的状况；戊戌狗年，央视“村晚”也在宝溪取景拍摄，村民们张灯结彩、烧瓷开窑，喜庆开年。当宝溪乡的名字走出乡村，越来越多的村民也开始回乡，他们看到了家乡的价值，开始了一种文化的回归。

原本在外打工的村民回乡后，除了参与因“竹建筑双年展”而产生的建筑维护、保养等工作外，也在家乡开启了多种创业方式。而对竹材料的研发、维护，包括防虫防蛀等处理，也促进了竹工艺的升级和产业链的变化。

新的发生还包含着过去的生活方式，“澎湃新闻·艺术评论”记者在宝溪之时，恰逢当地“逢五集”，四里八乡的村民开着小车置办年货，大猪头、活鸡鸭、各式糕点、彩色衣服……叫卖声、嬉笑声编织了传统的乡土年味。

释放原有生产资料是中国乡建的一种途径

自从宝溪乡有了“竹建筑双年展”，中国的其他地方也陆续开始了有高等院校参与的“建造节”， 可见 “竹建筑双年展” 的意义不仅在乡村，更多的是恢复了我们对日常的理解，提示公众以智慧激活原来的生产资料，并且去关注、思考和应用、如何把它们变成一种可持续的路径。

在宝溪乡的村民活动中心边，有一幢老民宅，屋檐下写了一行显然已经年代久远的大字“宝溪乡不远的远景规划”，而下面的内容已经模糊，这冥冥之中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在葛千涛心中，宝溪的未来应该是一个国际化乡村，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农家乐。他觉得中国未来的乡村应该类似意大利托斯卡纳或法国普罗旺斯模样的国际化乡村，并由此追求一种未来生活的方式。

但毋庸置疑，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宝溪，还是中国其他乡村，与葛千涛的预期相距甚远。中国的乡村到底需要通过怎样的路径来解决当下面临的很多问题？

在日本，“越后妻有”项目以当代艺术的形式介入和改造乡村，这种模式是否可以借鉴？葛千涛表示了质疑。他认为，在中国广袤的乡村，简单用“越后妻有”的方法不太适合，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进入过西方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用非常当代、前沿的观念艺术改造中国乡村是不合适的，因为缺少群众和文化基础。

就中国的乡村建设而言，中国古人所说的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便是一种中国智慧。所以在宝溪，葛千涛所做的是一种可视化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竹”本身带有文化精神和属性，但过去我们只局限于用竹做筷子、做篮子，而因为“竹建筑双年展”让更多的人重新亲近竹、认识竹。

从2012年“竹建筑双年展”正式开始筹备，到2016年9月开幕。项目经历了四年，其中涉及的资金、落地等困难难以想象，这4年，葛千涛几乎一直在宝溪，从一根钢丝都买不到、90%的公众持怀疑态度，到11位建筑师的作品全部落地，其中的难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回顾过去，葛千涛认为，在中国乡村做乡土建设，需要精神和物质上两方面的准备，尤其宝溪的工程，要完成的不仅仅是实验性建筑，更重要的是可居住的社区空间，在中国没有先例。好在自己咬牙坚持下来了，而建筑师们不惧山高水长，多次来到宝溪也是对自己重要的精神支持。

相比过去在上海，做艺博会、上海自来水科技馆、梅龙镇伊势丹、泰晤士小镇等项目，进入乡村后的葛千涛对在地文化、对当地中国乡村文化与乡民会都有一个重新的认识。4年来在与当地村民的相处中，村民从质疑到支持的转变中，葛千涛觉得宝溪像是自己的又一故乡，“故乡”除了建设之外，更重要的是“续建”，“续建”可能更艰巨。而如何“续建”，葛千涛也在实践中摸索。

如今，除了对宝溪乡的持续关注外，葛千涛还在筹备在上海迪士尼边做一个“绿色营地”，扩延一个关于生态社区建筑的双年展，相比乡村的低技术生产材料的思考，上海更需要实现低碳、环保、可持续，如何真正落地，或许还需建筑师、生态学相关的学者、科学家结合探索关于城市未来的尝试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