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辛丑年，我想留下一些光亮 | 弋舟

小说家弋舟的朋友圈里，每个节气都配有照片与文字。时间似乎于弋舟有着特殊意义，想象与世界建立联系，和天地时序一起律动，让他觉得关在屋子里写作不是无足轻重的事。

从2017年起，弋舟以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方式，持续创作出《丙申故事集》（2017）《丁酉故事集》（2018）和《庚子故事集》（2020），2022年8月出版了“人间纪年”系列的第四部《辛丑故事集》。在年复一年的记录中，“人间纪年”系列也逐渐有了形状，“我没有想到，年复一年，罔两问影，弋舟竟真的能将这种‘人间纪年’的方式坚持下来（李敬泽）。”

“人间纪年”系列

《丙申故事集》收录了弋舟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出警》，及其代表作品《随园》等五个短篇。《随园》讲述了一个80年代的故事：身患乳癌的文艺青年杨洁和曾经的恋人前往西部大漠，见到了垂垂老矣的初恋，一系列心理的剧变由此展开。《出警》则讲述了“我”进入警察队伍之后看到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发声笛》《但求杯水》讲述婚姻生活中的人对于过往和今日生活的微妙情愫，以及对向往生活无法灭绝的希望之火。

《丁酉故事集》包括《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缓刑》《势不可挡》《会游泳的溺水者》《如在水底，如在空中》五个故事。书中有故意失踪的小女孩，有意外成为偷猫贼的男女，还有”无用“的人——2027年，百分之六十的人类变成了“无用者”，而为了重新变得有用，他们开始了自己预谋已久的计划……《丁酉故事集》中有好几篇故事都发生在“小区”，小区亦是今天人们生活的最大背景，影响和建构着人们的生活和心理。

庚子年对许多人而言是充满难度的一年。弋舟在《庚子故事集》中用五个短篇故事创造了一个当下的生活世界，相比起《丙申故事集》和《丁酉故事集》，这部庚子年尚未走到年终就已完成并出版的作品，不仅打破了作家以往的写作、出版节奏，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思考：同样一件事情，在经历过疫情之后，我们对它的看法可能也改变了。比如人戴上口罩之后，除去传统意义上的防护，可能在内心，人会更有勇气去坦诚某种自己的不堪。

2022年8月出版的《辛丑故事集》，则由六篇短篇构成，分别是《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化学》《鼓楼》《瀑布守门人》《拿一截海浪》《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五年间，我们经历了罕见的全球性流行病，感受着世界格局的复杂变迁，似乎每个人都冒着触礁的风险，只有在新年钟声敲响之际才终于侥幸生还。弋舟在辛丑年写下的这些故事，既有时事的余震，又有怀旧的回响，还有理解当下、展望未来的热切目光。

以下为作者弋舟在《辛丑故事集》出版之际接受《中华读书报》舒晋瑜采访的内容，内容有删减，本文已取得授权转载。

弋舟：我希望自己的小说是“体面”的

舒晋瑜 | 中华读书报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评弋舟如鸟：“流畅地穿行于人类生活的幽暗与明亮，绝望与英勇。”弋舟颇为认同：这飞翔的姿态，至少洞察了他写作的情绪。

作为一个美术专业出身的人，弋舟完全是被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看待的。小说家的职业感和尚未消减的写作能力敦促着他，完成一篇又一篇，一部接一部。是的，弋舟的勤奋有目共睹。

“人间纪年”系列

中华读书报：

从2016年写下《丙申故事集》，你陆续完成了《丁酉故事集》《庚子故事集》，为什么坚持写“人间纪年”系列？在我们的印象中，你是特别勤奋的作家。这样的自我约束对于创作来说，会是怎样的影响？如果完不成，是不是也会有一点自我怀疑？

弋舟：

你说得太对了，完不成，会有一点自我怀疑。也许这有些可悲？我们证明自己、保守信心的手段，已经如此仓皇了。但是怎么办呢？一位农民不打粮食，可能也是要自我怀疑的吧？那么，对于这种自我怀疑的有限克服，也可视作我将这个系列坚持下来的缘由之一吧。

中华读书报：

《丁酉故事集》是在旅途中完成的？这种状态对于写作本身有什么影响？

弋舟：

其中有些篇章是在旅途中写的，倒是真的能够缓释旅途的紧张与疲惫，我一下也想不清楚对写作本身是好是坏，可能节奏会急促或者凌乱一些吗？但是急促与凌乱，有时候也或可达成某种预料之外的美感。

小说家弋舟 | 图片来自网络

中华读书报：

《丁酉故事集》中的人物在各自的人生泥淖中挣扎，有未来世界中被宣布为“无用者”的作家和艺术家，有为赴十八年前约定的中年男子，有目睹父母情感危机的小女孩……你的很多作品关乎困境，能否谈谈你对于现实主义题材的理解和认识？

弋舟：

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脱离过“现实”的路径，但在有些时候，好像也被认为不那么“现实主义”。我只需要确定，我所书写的一切困惑，欢乐抑或痛苦，都是有着现实依据的。它们从来就不会是，也不可能是纯然的异想天开；同时，文学所强调的那份对于现实的终极关切，也应当始终不渝地贯彻在自己的创作之中。

中华读书报：

《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虽然都是故事集，但前者侧重人的精神情感，如何穿越困境，后者更多地聚焦普通人，小说结尾有了光亮，人们可以和困境相持。而到了《庚子故事集》中，《核桃树下金银花》有了某种温暖。你觉得自己在写作中有哪些变化？

弋舟：

是的，“有了光亮”，这可能正应验了我的认识——写每一部作品的条件都是很复杂的。现在的我，大约是期望“光亮”的，也更愿意在自己的作品中给出一点“光亮”。为什么呢？因为这关乎写作者此刻具体的情绪，他感知世界的态度，甚至他自己的生理状况、他既有的文学准备。更重要的也许是，这一切都受制于我本身的年龄与气血——一个五十岁的中年男性看待世界时的心情。

中华读书报：

《辛丑故事集》，是“人间纪年”系列第四本，写到现在，是不是早就适应并且享受这种叙述节奏了？

弋舟：

不适应，也不享受。真的更像是一份工作了。这就是“专业化”带来的后果吧，也再次教育了我，让我明白：所有的价值只能产生于劳作。

中华读书报：

《辛丑故事集》收入的几篇小说，其中《瀑布守门人》（首发于《收获》），是“致敬老田”的一篇作品。田耳也写了一篇同名小说。这背后一定有什么故事吧？

弋舟：

说起来有些像一个游戏，我们几个人相约以对方的小说篇名重写一个小说。游戏感有时候挺重要的，能让我这样一个所谓的专业作家，提起笔来时，不那么“端着”。当然，首先是田耳的小说本身打动了我。

在新疆喀纳斯，弋舟（左二）与田耳（左三）

| 图片来自网络

中华读书报：

对于部分评论将你的小说概括为“城市文学”，你怎么看？今天如何书写城市？

弋舟：

他们说得也对。今天书写城市，作家本身要有“城市感”吧，他是一个现代性的人，又懂得批判现代性并且体谅现代性。

中华读书报：

你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自己属于“欠缺生活的作家”，目前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还有怎样的写作障碍？

弋舟：

如此表达，既是个事实，也是个省去许多口舌的策略。有些欠缺估计永远也解决不了，譬如，我不是个女性，就没法绝对解决掉自己男性视角的单一性。那么，障碍也是永恒的，人的缺陷，也是人行动的动力吧。

小说家弋舟 | 图片来自网络

中华读书报：

你的作品形式多样，甚至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风格截然不同的小说。能否谈谈你在艺术创新上的探索？

弋舟：

可能也不是有着纯然的创新冲动和自觉，而且，我们的“新”，大概率的是“旧”，我只是多少窥见了古往今来文学形式的多样，不过是愿意都尝试着去复盘一下。

中华读书报：

你愿意用什么词形容自己和作品的气质？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性格对于塑造人物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弋舟：

我找不到那样的一个词，所以只好任由大家冠以认定的那些词。我的性格必定决定着笔下人物的性格，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一定要找个词来概括，那么我希望自己的小说是“体面”的。这个“体面”，一定不仅仅指向某种娇柔的风雅，更多的，是对艺术本身的敬重，是对文明的服从。

中华读书报：

你曾表达“甘肃生活实际上就是我文学生活的全貌”，甘肃可视为你的“文学的故乡”？

弋舟：

我的写作生涯是在甘肃开始的，很多重要的文学观念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基本训练，也在甘肃完成，称之为“文学故乡”，是我对甘肃应有的敬意。

中华读书报：

在甘肃，你曾连续获得多届黄河文学奖，拿遍了长中短篇小说的一等奖。回顾那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弋舟：

那是美好的记忆，对写作充满了单纯的热情，而且难能可贵，自己的每一次实践都得到了同样热情的呵护与表彰，这简直像是一个奇迹。

中华读书报：

你曾谈到自己是没有家乡的人。这种“无根”的感觉对于作家会有怎样的影响？

弋舟：

这种“无根”的感受会让我更慎重也更仓皇一些吧，伤感也许对一个作家而言是重要的。有些人失去故乡会肆意妄为，有些人失去故乡则惘然不安，我应该属于后者。

中华读书报：

为什么到西安？从兰州到西安，地域的变化对你的写作状态有影响吗？

弋舟：

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生活的原因，我的亲人都在西安，父亲年事已高，就近一些会更好。我想，身在北京的莫言和身在山东的莫言也会有着不同，人真的很微弱，受制于一切客观与主观的总和。

中华读书报：

在西安的生活怎样？以你的敏感，周围的作家群的变化是否也是一种无声的熏陶？

弋舟：

生活上我不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所以估计待在哪儿都能自得。人是环境的产物，熏陶谈不上，但一定有些事物会侵染我，是的，这有些让人感到艰难，但这种艰难是无以言传的，就像我们压根无从听到一棵被移植后的植物，是如何表达它在调整与适应着什么。

原标题：《对于辛丑年，我想留下一些光亮 | 弋舟》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