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梅田：纯粹学者宿白先生

宿白先生说：“社会不能让我们做纯粹的人，但我们要努力做纯粹的学术。”

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的纯粹首先表现在对学术的专注与沉静。“我从17岁进入北大，再也没挪过窝”。先生在未名湖畔一待就是近八十年。其间中国并不平静，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十年动乱……北大常常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可对先生而言，内心的平静与澹泊总能战胜喧嚣的外面世界，始终如一地沉浸在自己的学术天地里，从未耽搁对学术的探索。

宿白先生在蓝旗营居所，2001年，林军摄

先生的澹泊宁静是中国考古学之大幸，新中国建立后，他以厚积薄发的学术能量造福于无数晚辈后学，奠定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和学术品格：《白沙宋墓》开创了考古报告的编撰体例；云冈石窟、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开创了佛教考古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奠定了西藏佛教考古的基础；《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从印刷术的角度讨论了书籍的版本流传；还有大量涉及古代绘画史、佛教史籍、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未刊讲义……无不是经典之作，迄今泽惠后学。中国考古学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先生功不可没。

先生做的是纯粹学术，“言必有据，不温不火，既明确又含蓄，极其严谨”（徐苹芳先生语），虽然在特殊历史时期也曾因政治原因遭到批判，但从纯粹学术角度来看，先生的学术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先生对学术的严谨近乎“洁癖”，言必有据，绝无空话与废话。虽然他对近年学术界的一些浮躁之风也常有批评，但在文字中从无指责，表现出长者的宽容、对学者和学术的尊重。他常常告诫后学，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要取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即便不同意他人意见，也要就事论事地讨论，意气用事万不可取。先生的这些告诫让我们永记在心并传递下去。

作者与宿白先生

先生学术很纯粹，做事很较真。记得有一次问起外地工作的学生，为何考古报告迟迟不整理出版，对方答曰没有研究经费，他说拿了工资这就是你分内之事，为何还要额外的经费？后来，先生在院系要求下主持一项国家科研项目，因涉及人员较多，期限已到却不能如期结项，先生遂主动将科研经费退还。先生的这种较真劲儿恐怕在当前学术界是极为罕见的。

先生的纯粹还体现在他的教学上，虽然课程内容大多是自己的深入研究成果，但每次都是精心准备，课堂教学一丝不苟，与他的文字一样绝无半句废话，课堂上满满都是干货。我在本科阶段有幸聆听了先生的《中国考古学》（下）及《古代建筑》，虽然要跟上节奏很难，记笔记很累，但无疑是我在北大收获最大的课程。遗憾的是，《古代建筑》因那场政治风波而半途中止，那也是先生最后一次给本科生开课。先生的教学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已为人师的弟子们，我们也会努力在教学中尽量做到内容充实、表达严谨，对重点内容要有自己的研究，引述他人的研究也要明确说明。

先生在指导学生方面更是严厉有加。若从本科阶段算起，我从先生直接受业达十年半，毕业后也常常面聆教诲，迄今已逾三十年。这些年我对先生最深的印象就是严厉。在先生面前，偷不到半点懒，耍不得半点滑，否则会招致严厉批判，以致每次与他见面汇报学习，都会非常紧张，甚至毕业多年后仍然如此。

宿白先生批阅过的读书笔记

硕士研究生期间，我们每两周去他朗润园寓所汇报读书情况，先生往往会穷追不舍地问问题，当时会倍感挫折，但事后再去一一查找未读的书、未思考的问题，才意识到先生的良苦用心，他是以这种方式引导我们读书和思考。

有一年，按先生要求，我整整一个学期都在善本室看《云冈石窟》，临近寒假的一天，宿先生来善本室，我跟他说还差3卷没看完，但是要放假了，善本又不能外借。原以为他会让我回家过年，开学后再读。没想到他说，那你春节就别回家了吧，我跟图书馆说说，你把书借到宿舍读吧。就这样，我整个春节都在宿舍读善本。春节后当我拿着两大本笔记向他汇报时，他乐呵呵地说：“光读还不行，还得思考，写篇文章吧！”又从书架上拿出两本图录，嘱我写一篇作业。当时我心里是颇有怨言的，但回想起来，我的学术生涯主要得益于硕博七年里高强度的读书经历。

先生的严谨也让我们受益匪浅，先生门下弟子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论文发表前需请先生过目，大多数情况下是会受到严厉批评的。先生最后一次给我改文章，是他九十高龄时，冒着严重的眼疾对我的一篇乐浪墓志论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帮我一一核对引用文献，甚至帮我抄录了整整两页的百衲本《晋书·礼志》中的丧葬礼仪文，嘱我注意文献版本与史实之间的差异与辨别。正是先生的严厉批评和悉心指点，才让我们懂得学术的严肃性，并将这种可贵的学风践行下去。

宿白先生为作者抄录的文献

很多学界同仁认为“宿先生的成就前无古人，迄今无来者超越”，对此我非常赞同，先生独创的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范式，源自他深厚的史学和传统文献功底，在北大图书馆善本室的工作经历更使得他如虎添翼。作为晚辈后学，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着先天不足的，必然无法企及，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妄自菲薄，每一代学者都有着各自的使命，或许我们的使命就是在先生学术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新的视角、以新的方法去推进学科的进步。但，不应改变的是先生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对学术的纯粹追求。

作为门下弟子，惟有将先生的学风与师德传递下去，才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送别先生之际，特撰此联泣挽先生：

成府路上兰灯灭，恩师驾鹤归道山，慈颜永驻

未名湖畔松霜凝，门下秉志传薪火，瀚墨长香

2018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