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新宪法的智利人为何公投却投反对票？解决问题不能光靠理想

9月4日，智利就新宪法草案举行了全民公投。正如近期民意调查结果所预料的，参与投票的约1510万选民中，近62%的民众反对制宪会议批准的新宪法文本。这标志着智利的新宪法制定进程被民意叫停，42年前皮诺切特时代制定的宪法作为该国的根本大法，将继续生效。

智利新宪法公投结果分布图，红色为“反对”、绿色为“赞成”。 来源：Wikipedia

对于这一结果，各派力量反应各不相同。力推新宪法的智利总统博里奇坦承“不得不倾听民众的声音”，但仍表态要吸取公投失利的教训，与议会和社会各界合作推出另一版新宪法草案。积极促成否决运动的中左翼和右翼政党，也同意就提出新文本进行讨论。而在国际媒体和智利本地分析人士眼里，公投结果拒绝的不只是新宪法草案，还是整个博里奇政府。也正是因此，9月6日博里奇宣布改组政府，以使执政联盟更具代表性，继续推行其改革理念。

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

根据公投前最后一次民调，47%的民众反对新宪法草案，支持者比例达到38%，但最终的结果却更加令人惊讶：反对者几乎在全国各地都占据绝对多数，反对目前的新宪法草案，成为了绝对主流民意。相比于2020年10月全国制宪公投中，超过78%的民众赞成制定新宪法，这一结果显得格格不入，但其背后有特殊的原因。

当地时间2022年9月4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一名男子在一个投票站投票，决定是否通过新宪法。

新宪法草案“太长、太左翼、太激进”

对于多数民众来说，他们支持制定新宪法这一大方向，但他们对制宪会议草拟出来的新宪法并不满意。美国《时代周刊》调查发现，从制宪过程到新宪法内容，不同的民众都不乏反对之声。

新宪法草案由制宪会议154名民选代表制定，他们来自不同政治光谱的11个政党与联盟，还有17位代表得益于专门保留的原住民议席。但在一些智利民众看来，制宪会议中左翼和中左翼势力便占据了近六成席位，多数无党籍独立代表也持有左翼立场，不能真正代表智利社会和民意。就连原住民代表的构成，也不能充分代表占智利人口13%的原住民，因为他们不少人都持有保守的观点。

用政治分析人士、民调咨询机构Politico Tech Global负责人肯尼斯·邦克的话说，相比于草案的内容，更大的问题在于新宪法起草的过程。而这样一个由左翼主导的制宪会议，推出的新宪法草案（共388条）自然充满了左翼进步主义内容。在智利这个右翼传统深厚、新自由主义理念治理多年的社会，有些条文“太过于进步”、“不切实际”，连不少期望推出新宪法的民众都难以接受。

例如，为了回应历史上的不平等问题，保护少数族裔，新宪法草案强调智利的“多民族、跨文化”价值观，虽然看起来很符合“政治正确”，但竟能令部分民众担心会令智利更加分裂。此外，条款众多的草案列举了大量具体的平等权利。除了传统的公民权利外，还将“生态性”列为国家价值观之一，列出清洁空气、清洁用水的权利，并着重强调打破企业对自然资源的垄断。

在性别平权、保护性少数群体和少数族裔等方面，草案也提出公立机构中在岗女性占比不得低于50%，保障堕胎权，确立少数族裔的地区自治和文化、身份保护。在医疗领域，该草案明确要求建立公共医疗服务体系。这些内容不仅具体，而且有些过于激进，尤其不乏冲击民众当下切身利益的导向（如加重纳税人负担以支撑公共医疗），不少民众对此表达了担忧。

在国家机构改革方面，新宪法草案要直接废除参议院，用新组建的地区院取而代之，直接冲击了该国的两院制国会体系。按照现行宪法规定，参议院有权否决众议院的立法提案。目前智利左翼力量虽然在众议院占据优势，但在参议院却与右翼力量平分秋色。因此批评者认为，该草案的这一设计，是在为政治博弈服务，即搬走参议院中的右翼“绊脚石”。

结合上述新宪法草案中的争议条文，肯尼斯·邦克毫不讳言，称宪法改革的动机不过是“短期策略性的政治思维”，而非为国家确立全新的前进方向。这一点，不少投下反对票的民众感同身受。

此外，一些外部因素也加剧了此次公投的反对票比例。《华盛顿邮报》称，由于这一新宪法“（篇幅）太长、太左翼、太激进”，引发了全球关注和热烈辩论，关于草案的解读充满了虚假信息和困惑，令不少选民望而却步。目前智利经济状况不佳，通胀率达到28年来新高，犯罪率持续提升，人们担心新宪法草案火上浇油，会毁了智利长期引以为傲的经济发展。

当地时间2022年9月4日，智利圣地亚哥，民众在批准或否决新宪法的公投后清点选票。该草案将取代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独裁时期实施的现行宪法。

就连公投的机制也起到了有利于反对票的作用：这次公投是强制性的，选民必须投票，而且只能在现有的新宪法草案内容中选择接受与否。1500多万合格选民既不能放弃投票，也不能就新宪法草案具体内容提出修改意见，不敢接受新宪法的民众，似乎只有“投反对票”这一相对更稳妥的选择。

智利民众想要新宪法，但不想要太过“左翼、民粹主义”的新宪法。从某种程度上，民众通过否决新宪法草案，也是在否定博里奇政府上任半年来的施政理念和表现。

改良智利仅凭起草、改善新宪法条文，远远不够

智利自1990年结束军政府统治、恢复代议制民主以来，制定新宪法的呼声便不绝于耳。但从某种程度来说，目前的新宪法并非长期规划、多年考量的结果，而是2019年全国性抗议和社会骚乱的产物。那场持续两年的抗议活动，看似缘于首都圣地亚哥的公共交通早晚高峰小幅涨价，其背后是多年来经济社会严重不平等，引发了智利社会不满情绪总爆发。

民众对于社会现状不满，自然不是公共交通票价调整便能缓解的。他们很快将矛头对准了四十多年来的“皮诺切特模式”，即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宪政上皮诺切特的影响力。尽管政治转型已有32年，现宪法60%的内容都是后军政府时代的修正条款，但智利人始终认为治理国家的仍是“皮诺切特宪法”，从合法性来源上便不认同。加上疫情时代进一步加剧的贫富差距和民生艰困，废除宪法很快成为智利社会的绝对主流民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智利制定新宪法的流程以极快的速度推进：2020年10月举行全国公投，民众一边倒地支持制定新宪法；2021年5月第二次全国投票选出了以左翼力量为主导的制宪会议；制宪会议用了12个月时间起草、通过了新宪法草案，只待交付第三次全国公投通过，便可实施。尤其是今年3月博里奇就职总统，左翼政府正式执政，新的宪政体制与新政府齐头并进，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新宪法草案在公投中遭到全面反对的事实，传递出了明确的信息：一方面，智利社会不想通过新宪法对国家体系做出颠覆性改变，甚至“动摇国本”；另一方面，新宪法不是万能药，博里奇政府要想赢得民众认可、改良国家与社会，仅凭起草、改善新宪法条文，也远远不够，甚至有可能被民间指责为以制宪转移注意力、掩盖实际问题。

博里奇本人也意识到民众反对的不只是新宪法内容本身。公投结束后仅两天，博里奇便宣布改组政府，更换了能源、矿业、内政与公共安全、卫生、总统府秘书部等多位部长。其中，新任内政与公共安全部长卡罗丽娜·托阿继承了其父的政治事业，来自更温和的中左翼政党，曾在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时代进入内阁，还当过圣地亚哥市长，拥有丰富的从政履历。

用博里奇本人的话说，此次改组是为了令执政联盟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这也表明他执政六个月后，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将治国停留在表面”。担心走向极化（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是不少智利人的心态。在他们看来，过去智利主要政治力量意识形态淡化、左右分歧相对不尖锐，确保了政治结构稳定与社会经济政策的高度延续性，而过激的变革理念，可能会摧毁这片“拉美的绿洲”。在此情况下，博里奇也意识到政府需要吸纳温和、稳健、有经验的政治人物，方可推进其改革理念。

在人事变更之后，博里奇政府更要切实解决国家与社会面临的眼前难题，才能使其国家改革的理念具备说服力。在政治局势不明朗、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智利经济发展仍然充满阻力。早在博里奇上任之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将2022年智利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5%，2023年的增长预期更是只有0.5%。如今，智利的通胀率更是超过13%，令广大低收入群体更加苦不堪言。

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政府所设想的公共医疗、教育、绿色经济及其他社会政策提供资金支持，博里奇政府正在大力推行税收改革，目标是向全国前3%的高收入群体和采矿企业加税，最终使这部分税收达到国家GDP的4.1%。可以预见的是，这一政策将遭到传统右翼势力和行业利益团体的阻挠，缺乏执政经验的博里奇团队能否妥善协调、稳步推进，是对他改造社会经济问题的一大考验。

新宪法公投失败后，民间要求重新制宪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声音并存，博里奇也将重启制宪工作。以改革立法机构、搬走右翼“绊脚石”的方案已然遭到否决，博里奇如何在兑现进步主义改革承诺和团结多数政治力量之间寻求平衡，获得更加广泛的政治力量支持，使得后续制宪工作既能够符合主流民众预期、又不会触动国家发展的根基，还能引导国家走向进步、改善陈年积弊，看来这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一样重要。

根据民调机构CADEM的调查，62%的受访民众将保障卫生、教育等社会权利作为新宪法的第一要务，而“多民族”和国家权力“去中心化”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眼中的紧要内容。这表明智利民众关心的始终是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而非进步主义意识形态本身。新宪法闯关失败，恰恰暴露了博里奇政府过于理想化、与民间社会脱节、施政理念与政策颇为激进的问题。

智利的发展历史成就不应否认，而该国传统发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众所周知。但解决问题需要脚踏实地，“取长补短”的美好愿望在政治实践中也很难完全实现。目前来看，相比于智利民众，更需经得住考验的，是博里奇政府的耐心与统筹能力。

（胡毓堃，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