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痕迹︱这不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年代

全球经济普遍增长，投行机构纷纷上调预期，MSCI全球指数随之强势上攻。“全球经济的春天已经破土而出”，贝伦贝格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施密丁宣称，“在七年的惨淡增长之后，寒意终于褪去”。上周，IMF再度上调2018全球经济预期，达3.9%。

增长毋庸置疑，不能确定的只是——增长将怎样延续下去？

回答这一问题，涉及经济哲学的两个概念：周期与失衡。所谓“周期”，说的是经济运行处于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的交替转换之中，国民总产出、总收入、总就业、物价以及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指标呈现出周期性波动。一个周期分成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那么，我们究竟处在周期的哪一个阶段呢？

与周期相对应，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失衡-均衡-失衡”中不断调整。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不同，从资源最优配置的逻辑出发，它们天然有互补贸易的需求。而贸易一旦展开，又会不断确认并加强这种比较优势，造成所谓的“失衡”，直到优势无法再扩大下去。随之，相关经济体就会进入结构调整，着手扭转失衡的局面，使之趋向平衡。通常，失衡的开始即景气的开始，而失衡的极致则对应着增长的峰值，此后增速回落，进入趋向平衡的调整期。那么，2018年初的增长究竟是调整中的回暖，还是景气的萌动？

我们来看全球经济周期的主角——美国。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体，这个地位经由二战确认，保持至今。2016年美国GDP总量约18.6万亿美元，占世界的四成。可以说战后一切的周期起伏均围绕美国而发生，而“照耀”在繁荣之上的则是美国人“买买买”的劲头。用经济学的话来说，美国持续膨胀的消费需求，藉由全球化的资源配置，驱动了从日本到中国的大型供给端的崛起，引领全球经济上升。

同时，这也是个“美国失衡”的故事。表现在：

① 消费需求和产能供给的失衡。1977年后，美国国内购买最终销售额均大于当年的GDP总量。也就是说，美国人一年的产值根本无法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

② 投资需求和资金供给的失衡。美国的投资率常年大于储蓄率，且差距不断扩大。1980年代，两者均值之差为2.7%，到本世纪头十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4%。

说白了，失衡的美国出现了供给和资金的双重缺口，而且缺口越来越大。这样的缺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催生了作为大型供给端的经济体。在亚洲，最早填补美国缺口的是日本。“日本制造”在战后快速崛起并销往美国，在满足后者消费需求的同时，为日本赚足了外汇；富余的外汇通过购买美元资产回流到美国，又填补了美国的投资缺口。在这一逻辑的驱动下，日本于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迷失”之后，接棒填补美国缺口的是中国，逻辑与日本大体相同。而中国也于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失衡”驱动了全球增长，而增长反过来又加剧了失衡。表现在全球层面，是贸易失衡——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对应日本/中国顺差不断扩大；在单一经济体内部，美国消费过度以致居民债务飙升；日本/中国则投资过度而内需不足。当失衡达到一定程度，危机就会出现，快速释放过剩的能量，经济进入下行周期。2007年次贷危机即是对“美国失衡”的纠正。

经过十年调整，美国经济似乎又满血复活了。增长提速，就业充分（失业率4.1%，维持在17年来的地位），货币政策通过加息和缩表来摆脱零利率下限，回归正常化，就连通胀率也有望在2018年达到2%的目标值。据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去年11月美国出口劲增2.3%，创下2002亿美元的新高。一切似乎都在表明，调整已经完成，全球经济即将进入又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上行周期。

对此，笔者并不笃定。上行是要在充分调整的基础之上，而迄今为止美国的调整并不充分。从增速看，美国尚未抵达“神奇的”3%，也就是战后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停滞。过去几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速仅为1.2%。

停滞的劳动生产率还拖累了美国人的工资。去年，美国平均小时工资仅增长65美分。收入上不去，消费的空间自然也打不开。这也是美国通胀率迟迟不达标的原因之一。

此外，美国的贸易赤字继续扩大，势必影响增速。上文说到去年11月，美国出口创下2002亿美元的新高；但其当月进口也高达2507亿美元，逆差505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国失衡”的问题尚未调整到位。

所以，这不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年代。

这里并不是要唱衰美国。应该说，美国是一个调适力极强的国家，自确立头号经济体地位以来，历尽劫波而不倒。这一次——尽管不是现在，满血复活的概率也不小。反观“世界第二”，却已几度易主。

所以，对于当今“第二”的中国来说，真正的挑战也许不在于怎样重返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上行周期；而在于怎样打破那个“美国一咳嗽，世界就感冒”的旧有逻辑，专注于结构性改革，提高自身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