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徐光启在明末历法改革中的策略

·明清之际，如何合理地掌握西学、运用西学，成为许多有识之士思考的课题。徐光启“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他提出的“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就是其中一种较为成功的理论。这种既保留中华文明的构架，又能灵活运用西方文化先进性的做法，得到了绝大多数士人的认同。

今年是明代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诞生460周年。早在90年前，竺可桢先生即撰文纪念这位近代科学的先驱，对徐光启的学术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徐光启在中国科学近代化的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他的主张和策略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反思。

徐光启生活的晚明时期，正是西方大规模向外扩张，科学进入快速发展的时代，而此时明代在科学领域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在传统历算方面尤为明显。

在数学方面，这一时期的著作大多复述以前的工作，很少有所创新。宋元数学家使用的天元术，已很少有人理解，而增乘开方法、四元术等已无人知晓。

天文历法方面也已远不如前朝。在中国，天象与皇帝和国家事务息息相关，因此预报日月食是钦天监的重要任务之一。明代使用的是以《授时历》为基础编成的《大统历》，但预测日月食屡有不验。至万历年间，改历呼声尤为突出。

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来华，可谓适逢其时。利玛窦来华之前在罗马学院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师从著名数学家丁先生（C. Clavius, 1537-1612），在科学方面有较高造诣。来华后，凭藉非凡的语言才能，很快掌握了汉语，采用适应策略，迎合儒家礼仪，博得了士大夫的好感，经过多方努力，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定居北京。

作为明末天主教的三大柱石之一，早在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时就与利玛窦相识，1603年入教，次年赴北京参加科举考试，与利玛窦过从甚密，开始合作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徐光启对欧洲数学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大率与旧术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旧所未之有也。旋取旧术而共读之，共讲之，大率与西术合者，靡弗与理合也；与西术谬者，靡弗与理谬也。”而对传统数学十分失望，认为“虽失十经，如弃敝屩矣”。

利玛窦、徐光启像铜版画，1667年，上海图书馆藏。 本文作者提供

在接触到欧洲科学之后，徐光启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对儒家文明加以审视。通过比较，考察相互的优劣，进而对传统文明进行反思。他分析了数百年来数学不能发展的原因，进而对中国科学的现状进行了批判，在“刻《同文算指》序”中称：“算数之学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徐光启的反思目光敏锐，颇有启发意义。除了对西方数学的翻译、介绍，徐光启的重要科学活动更在于对历法改革的领导和组织。

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因为发生日食，钦天监用大统、回回历所推有误，而徐光启用西方的天文学方法推算，与实测相符，于是徐光启被皇帝委以修历的重任，并招募传教士，《崇祯历书》的编纂从此大规模展开。

天文历法是皇权的代表、天子的象征，因此要改变传统的正朔，势必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明代的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外国使节——如周边的朝鲜、越南、琉球，乃至东南亚国家——来华，都以朝贡的方式，这些使臣大多被官方文书称作“陪臣”，言下之意，就是“附属的臣子”。当传教士来华之后，也被明朝的官员冠以“陪臣”的称谓，有时前面还加上“归化”两字，也就是他们是为了归依中华文化而来中国朝觐的。

万历年间，就使用“陪臣”来指代传教士。1601年初，当利玛窦进京时，向万历皇帝“贡献方物”，其奏疏就自称为“大西洋国陪臣利玛窦”。之后参与改历的西方传教士如龙华民（N. Longobardi, 1559-1654）、邓玉函（J. Terrenz, 1576-1630）、罗雅谷（G. Rho, 1592-1638）、汤若望（J. A. Shall von Bell, 1592-1666）等人，都被列入“陪臣”。这种称呼的背后，隐含了中华文化高于欧洲文化的优越感。

那么，在这种文化优越感的背景下，要向传教士学习，要把西方的历法引入中国，无疑会引起士人的反弹，会充满阻力。作为先驱者，徐光启如何说服保守士人，采取何种策略，以推行历法改革？

徐光启在解释为何要引入西方历法时，多援引前朝的例子，照搬洪武初年借用回回历的经验，作为明末改历的榜样，为崇祯改历制造舆论。

在崇祯二年七月十一日的礼部奏折中，徐光启提到明太祖朱元璋“尝命史臣吴伯宗与西域马沙亦黑翻译历法”。在同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奏折中，他又强调“修历用人三事”，首先要使用李之藻这样的“中外臣僚”；其二，要用西法，再次提到朱元璋翻译回回历法之事。

崇祯四年，在所上“历书总目”中，他再次提到了明初学习西域历法之事，并感叹没有大量翻译西域历法著作，使大统历法不能完备，于是提出：“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翻译既有端绪，然后令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徐光启认为，在《大统历》不能满足天文观测之需时，有必要大规模翻译西书，为“超胜”做准备。他主张借用西方的天文知识为“材质”，来重新研究和改造大统历，而不是照搬西法。

从崇祯二年（1629）到六年（1633）的五年间，徐光启全心投入了历法的改革。不论是西方天文学著作的翻译，仪器的制作，还是人事安排，日常的经费开支，都作出了通盘的考虑。1612年初，礼部访得大西洋归化之臣庞迪峨（D. de Pantoja, 1571-1618）、熊三拔（S. de Ursis, 1575-1620）等带有彼国历法，于是上奏皇帝，请求按洪武年间译修西域历法的事例，让他们和徐光启翻译成书。天启三年（1623），钦天监监正周子愚再次提出改历，并请葡萄牙耶稣会士阳玛诺（M. Dias, 1574-1659）参与其事。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先后被召至北京，由于他们在科学方面的造诣，使得改历得以顺利进行。徐光启当时推荐了一些对西学、天主教有兴趣的学者参与修历，如李之藻、金声、王应遴等即被举荐到局工作。1633年徐光启死后，由山东参政李天经（1579-1659）继任，主持历局工作，最终编成《崇祯历书》。

明朝末年，由于社会危机四伏，满族在北方崛起，一些有识之士忧心时艰，主张经世致用之实学。而此时耶稣会士藉欧洲科学来传播天主教义，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徐光启等人出于主实用、求富强之宗旨，试图借用西学达到拯救明朝之目的。徐光启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即提到历法修正十事、修历用人三事、急用仪象十事、度数旁通十事，在度数旁通十事中陈述数学是研究气象、水利、乐律、建筑、理财、机械、舆地、医药、计时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的基础。熊三拔编写的《泰西水法》、邓玉函与王徵合著的《远西奇器图说》，以及崇祯年间汤若望翻译的《坤舆格致》《火攻挈要》等书，涉及水利、机械、矿冶、造炮等，均为了满足当时的实际需要。

明清之际，如何合理地掌握西学、运用西学，成为许多有识之士思考的课题。徐光启“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他提出的“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就是其中一种较为成功的理论。这种既保留中华文明的构架，又能灵活运用西方文化先进性的做法，得到了清廷和明清之际绝大多数士人的认同。

但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如杨光先视徐光启为“名教罪人”，并说：“邪臣徐光启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荐于朝，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谋渐张。”乾嘉学者阮元对徐光启也有微词，在《畴人传》利玛窦传后论曰：“自利玛窦入中国，西人接踵而至，其于天学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礼失求野之义也。而徐光启至谓利氏为今日之羲和，是何其言之妄而敢耶。”到了晚清时，西学再次传入，徐光启在引进西学中的角色也被再次提及，保守派人士王仁俊提倡“西学源于中国说”，对徐光启也提出严厉批评：“自万历中利玛窦、熊三拔以西法入中国，其时徐光启不学无术，诧为绝诣，不知其衍中土之绪余。”

竺可桢先生曾对徐光启的近代科学方法给予了归纳总结，并把他与英国的培根作了比较，说培根虽崇尚实验科学，而徐光启注重实验，又应用演绎的方法，这是培根所缺乏的，并借用恩格斯在《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语句，称徐光启是那个时代的“学问上、智力上和性格上的伟人”。我们今天纪念徐光启，并不是要评说他的功过，而是因为他曾经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他提出的“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理论，经过去芜存菁之后，仍可为我们在世界文明碰撞频繁的今天，提供可贵的借鉴。

[作者韩琦，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主要研究中国科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明清史，代表作有《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获第11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图书奖（荣誉提名奖，Honorary Mention））《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康熙皇帝·耶稣会士·科学传播》，编有《〈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梅文鼎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