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法的温度｜瞧，那些可怜的债务人！

当地时间2022年8月24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宣布减免学生贷款。人民视觉  资料图

2022年8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他将行使总统权力，直接为联邦教育贷款债务人减免最高为2万美元的教育贷款。

这一教育贷款减免政策，要点有二：第一，对于个人年收入低于12.5万美元或家庭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债务人，每人直接减免1万美元；第二，对于获得联邦佩里贷款（PELL Grants）且年收入低于12.5万美元的债务人，每人还将额外获得1万美元的减免。凡是发生在2022年6月30日之前的教育贷款债务，都在这一减免范围内。

在经历旷日持久的激辩和博弈后，这一备受瞩目的教育贷款减免方案总算落地，十分不易。减免政策宣布后，债务人群体对这一壮举喜大普奔。对于教育贷款重压下的债务人来说，这称得上是“久旱逢甘霖”。拜登的民意支持率应声上涨，这或许也会为民主党的中期选举加分不少。

美国的教育贷款问题根深蒂固，但真正成为问题是在最近十多年。上世纪60年代，在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下，美国致力于人才强国、科教强国战略。为确保任何群体都能够有经济能力实现大学梦，美国联邦政府开发出一系列教育贷款项目。另外，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教育贷款项目也十分多元。

按照美国破产法的理念，绝大部分债务都可以通过个人破产程序免除，只有极少例外。而教育贷款就是这种例外的债务类型之一。例外的核心理由，是担心如果允许通过个人破产程序免除教育贷款，会诱导学生今天毕业、明天破产，滥用个人破产制度，也影响教育贷款项目的可持续性。

这种制度设计，使得个人破产制度在处理教育贷款问题上完全失灵。过去十多年来，教育贷款的高企产生了“负债的一代”（indentured generation），也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也正是因为社会问题的严峻性，教育贷款减免与否已经成为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核心话题之一。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曾在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力主每人减免5万美元教育贷款债务；拜登总统的教育贷款减免方案，实际上也是沃伦建议的缩微版。

根据沃伦的自传《这次是我们的战斗》（This Fight is Our Fight），激发她这一政策灵感的，则是“凯”（Kai）的不幸故事：

凯出生于科罗拉多，家境寒微。出于对艺术设计的浓厚兴趣，她上了私立职教学校 “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s）西雅图分校。在前两年，她共申请教育贷款4.5万美元。就读期间，她在兼职之余，努力学习，GPA高达3.9。但第三年后“艺术学院”西雅图分校陷入风波，招生欺诈、伪造记录的投诉四起，司法机构启动调查，教职员工全部下岗，学院关闭。

像凯这样的学生也陷入了困境。学院声誉一落千丈，已有学分不被承认。即便学院侥幸存活，其学历也不过一张废纸。凯不得不寻找新学校，继续她视频游戏艺术和设计的梦想。

最终，她选择了佛罗里达州私立的“瑞铃艺术与设计学院”（Ringling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该学院学杂费用贵得惊人。凯为支撑第一年学习，再度举借了3.05万美元教育贷款；此时“艺术学院”的教育贷款连本带利已经达5.5万美元。但第二年的学费成了大问题，告借无门。她不得不怀着怨恨离开佛罗里达，回到科罗拉多老家，前往科罗拉多大学旁听。

科罗拉多大学没有类似的艺术设计专业，但费用则便宜很多。她预期在科罗拉多大学旁听一年后，可以顺利获得学位。基于对游戏设计的酷爱，她决定继续学习，再度举借1.3万美元教育贷款。此时，她背负的教育贷款总额接近10万美元；而且，因为已触及联邦教育贷款上限，还有一部分贷款来自富国银行（Wells Fargo）。

最不幸的事情还在后面：距离在科罗拉多大学毕业还有几周时，注册官通知她，科罗拉多大学不承认她在“艺术学院”西雅图分校的学分，毕业无望。几经交涉，注册官建议她在科罗拉多大学再全日制学习两年，修满学分，然后获得学位。

但她已经难以为继：父母无力承担她的学费，联邦教育贷款已经触及上限，富国银行也不愿意再借钱给她。恰在此时，她的父亲罹患脑癌，更将这一家人逼上绝境……最终，凯未能完成科罗拉多大学的学业，也未获得学位。

2016年伊丽莎白·沃伦采访她时，她正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家意大利餐厅打工，用微薄的收入偿还教育贷款。在她节衣缩食还款5年半后，她背负的教育贷款依然还有9万美元。

凯的故事，给我们呈现出教育贷款重压下一个弱小的背影。但凯并非个案，她只是教育贷款重压下千千万万可怜的债务人之一。2013年时，学者丹尼尔·奥斯丁（Daniel A. Austin）在其有关教育贷款问题的实证研究中，采访了4位债务人：

债务人A，三十岁出头，2003-2008年就读于某私立音乐学院。入学前，她音乐零基础；但招生人员给她画了一个职业的大饼，她深信不疑。最终，她获得音乐教育和音乐疗法双学位，但背负20.26万美元教育贷款。后来，因无力支付考取专业证照的培训和实习费用，她最终无法从事专业相关工作，不得不受聘为接线员，每月收入扣除各项开销后，只能拿出124美元用于还债。2011年，她申请第13章破产时，债务本金加利息总额高达24.86万美元。因为无法按照重整计划持续偿债，利息还在增加中。

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她有朋友、有宠物、有社交，但永远买不起房、买不起车、申请不了信用卡；而且，这种情形在看得见的未来，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债务人B，同样三十多岁，单亲，有三个未成年孩子。她通过社保、儿童补贴、食物券等各种方式，每年收入约有3.07万美元，低于所在州收入中位线。先前，她曾参加过医疗项目培训，并为此举借1.72万美元教育贷款。但因为抚育孩子，她未能完成学业。由于生活开销，加上其中两个孩子需要特护，她已无力偿还任何债务。

因此，她申请了第7章破产。鉴于破产法不允许免除教育贷款，她还额外提交申请，请求免除其教育贷款债务。在个人破产程序中，她甚至都无力支付复印相关材料的费用。因为未能提交证明其自身状况的材料，债权人不同意给予其免责。最终，经过艰难谈判，她和债权人达成每月还款额度为0的所谓“偿债计划”，事实上获得免责。但她每年还要提供充分信息，证明其经济状况没有好转。

债务人C，年近半百，1989年大学毕业时，举借1.1万美元联邦教育贷款，另外还通过信用卡支付了一些学杂费。毕业后，她更换过几次工作，但收入一直处于低水平，不得不在1990年申请第7章破产，次年获得免责。由于法院裁定语言十分模糊，她将之理解成所有的债务都已免除，因此在破产程序结束后停止偿还教育贷款。当时她的信用报告里，也已无任何负债记录。但是，教育贷款催收员一直通过致电或发函向她催收债务。而且从1998年开始，教育部开始直接截留其退税；2006年开始，催收机构开始追踪并代扣其工资。

近年来，她一直无法找到固定工作。2011年她第2次申请第7章破产，其时拖欠联邦教育贷款2.5万美元，私营教育贷款2000美元。教育部明确回复拒绝给与她免责。经过持续近一年的诉讼，她最终与教育部达成偿债1000美元的和解方案。

债务人D，法学院毕业生，并未申请个人破产，但很有代表性。他在进入法学院之前，曾经工作过5年时间，每年收入能有5万美元。基于提高收入的愿望，他进入法学院深造，共举借教育贷款19.1万美元。毕业后，他从事着两份临时性工作，每月净收入有2000美元，但还款需要1500美元左右，支付生活费和房租等开支后，捉襟见肘。作为法学院毕业生，他对未来找到高收入固定工作充满信心，但眼下需要时刻与现金流做斗争。

跟凯的故事一样，这4位债务人的经历，同样很容易就能激发出人类的同理心。据统计，全美国现在有约4500多万人，生活在高达1.7万亿美元教育贷款的重压下。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教育贷款债务人，各有各的不幸。教育贷款的债务重担，导致大学毕业生收入更低、居有其屋更难、买车更不容易、房贷违约率更高、从事公共服务工作可能性更低、心理状况更差、结婚更晚，接受继续教育的可能性也更低。教育贷款导致的财务压力，正让债务人经历着高度绝望、家庭失调、健康变差等各种遭遇。

瞧，那些可怜的债务人！希望拜登的教育贷款减免计划，能够为那些因为追逐大学梦而负债的年轻人，带来一丝希望。

（作者陈夏红为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