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交汇：中国境内来自粟特的希腊化遗存

粟特地处丝路中段的核心位置，其本土和以外的聚居地不仅是联系东方、西方和南方的商业通道，而且也是重要的文化纽带。就粟特人进入中国的时间，哈尔马特和魏义天等学者认为，可能早在亚历山大征服粟特之际，粟特人为了躲避马其顿军队，就开始了迁徙活动，甚至有可能逃到塔里木盆地内。目前来说，这种说法并无多少实证，也仅是学界的一种猜测。1907年，斯坦因从中国敦煌以西的烽燧中发现了“粟特古文书”再现了公元4世纪粟特的贸易情况，说明一个较为系统的区域网络或者是撒马尔罕与甘肃之间的商业网络系统的存在。进入中国的粟特商人通过拓展商业网络、控制中转贸易等方法，几乎垄断了过境的丝绸之路贸易。他们在与古代中国的交往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多元文化传播的传递者，其中就包括希腊化文化因素的东传。

（一）墓葬浮雕上的希腊化文化信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我国境内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重镇陆续发现了超过百座的粟特人墓葬，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地。这一系列重大发现吸引了国内外学者们从考古、历史、语言、宗教等领域进行研究。这些墓葬既保留了本民族的原有习俗，也有入乡随俗的改变。笔者认为，结合粟特本土与入华粟特人的聚居地，具有相同主题的考古发现为了解其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以山西出土的虞弘墓为例，它主要反映了粟特人的祆教信仰。杨巨平教授根据石馆图像解读了祆教文化内涵，即“石椁底座上的祭火图体现了对祆教圣火的最高崇拜；图像中频频出现的人狮搏斗场面应是祆教善恶二元论的具体反映；图像中不少人物有头光，表明祆教灵光对善界神人的护佑无时不在；虞弘墓石椁内设石床与祆教人死后灵肉分离，尸体不洁的观念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墓中的一些画面也传递着明显的希腊化文化信息，其中，“夫妇对饮图”中的人物侧面像依然保持着3/4比例的希腊化艺术传统。无论是粟特本土早期钱币上的国王头像还是片治肯特壁画上的人物形象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风格，虞弘墓中的其他椁壁浮雕、安伽墓石榻后屏之三的“萨保夫妇宴饮图”都是如此。另外，虞弘墓石棺坐上的胡人牵马浮雕也值得注意，翼马的图像和两边石柱的花瓣装饰具有希腊化文化信息。在古希腊神话中，珀伽索斯（Pegasus）就是长着双翼的飞马。另外，北朝晚期到初唐时期出现了粟特人的丝织品中，也有翼马纹样，此种现象说明这种希腊化因素从地中海传到粟特，由此再传入中国境内。源自希腊的阿堪突斯叶（Acanthus）也出现在粟特人墓葬中，诸如粟特人墓葬浮雕中两侧柱栏上就有这种装饰。

虞弘墓出土的浮雕

（二）银器上的希腊化文化信息

金属器皿中的希腊化传统虽然表现得不是非常丰富、清晰，但结合中国多地发现的金银器，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希腊化文化的线索。银器的风格与产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根据齐东方的研究，“在中国发现的与粟特有关的唐代金银器皿中，一部分是输入的粟特银器，另一部分是唐代仿粟特器物制造的金银器皿”。

银壶。1983年，宁夏固原县南郊乡深沟村发掘出北周大都督李贤夫妇合葬墓，其中发现了目前境内出土最早的鎏金银壶。美国学者乐仲迪等学者也认为“尽管形状类似于萨珊波斯银壶，但是管口和手柄上的人头像不属于萨珊风格”，这很可能是来自在敦煌从事商业活动的粟特商人之手，是商品交换的一种结果。银瓶腹中部有6个半浮雕的人物，以银瓶把柄为界，从左起共包括三组，展现了古希腊“帕里斯裁判”和“特洛伊战争”的传说。另外，女性服饰风格和头部比例也具有希腊式的风格。

银碗。1963年，考古学者在陕西西安沙坡村发现了鹿纹十二瓣银碗。其碗壁锤揲出12个凸凹起伏的瓣状，口沿下渐收，成为略有弧状的斜壁，圈足。这种制作方法具有典型的西方特征。林梅村教授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因为地中海东北部地区银器在造型上较早、较多地采用了口沿下内束，使口以下出现颈部，并与器腹之间形成折棱的表现手法，但颈部高，无圈足，器体刻画或锤揲出起伏的瓣状装饰，其渊源可能是希腊建筑圆柱上带凹槽的做法在银器上的运用。银碗内正中装饰有一鹿形纹样，其口沿下还有一行粟特文，读作zrwmpntk，意思是“祖尔万神之奴仆”。1988年，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和M109也出土了鎏金錾花银碗和素面银碗。银碗纹饰以叶形作四等分，每一等分当中有一圆环，圆环内在素地上捶 雕一个半身像。器腹上有“阿堪突斯”叶形（Acanthus，科林斯式柱头采用），圆环内捶雕的半身像头部为侧面。受粟特银碗的影响，唐代也开始生产类似的碗，如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鸳鸯莲瓣纹金碗和双狮纹十云瓣银碗。

何家村出土的鸳鸯莲瓣纹金碗

（三）钱币上的希腊化文化信息

斯塔特是希腊钱币中一种重量单位，一般用于金币。1907年，斯坦因从敦煌以西的烽燧中发现了用粟特文写的信件（Sogdian Ancient Letters）， 包括五封完整的信件及一些残片。这些信札逐渐被学者们解读。根据亨宁的推算，粟特文Ⅱ号古文书大致写于公元312-313年，从这份古文书提供的信息可以发现，粟特商人依然在使用斯塔特。该信是居住在甘肃河西某地的粟特商人那你槃陀（Nanai Vandak）寄给他在撒马尔罕的主人拔槎迦（Varzakk）。其中有关斯塔特的记载如下：

2—43行：

度路越飒槃陀之子毕娑从我这里拿走５（……）４个斯塔特，他把这些存了起来，没有转账。从现在起你应该封存这部分 （钱）……

56—57行：

当你 （俩）需要现金时，你（那你答拨）应该从这些钱中带上1000或2000斯塔特……

这封信中出现的斯塔特既可以作为重量单位，也可以作为货币单位。作为重量单位，斯塔特从公元前3世纪起在粟特地区开始使用，直到8世纪，这里的商人仍然用它来标注银（Silverdishes）的重量，如果银盘保持完整时，塔特等同于16克的重量。作为货币单位，有银斯塔特和金斯塔特之分，阿里安曾提到，亚历山大将斯塔特作为鼓励士兵攻占粟特的奖励。

（四）摩尼教文献中的希腊化文化信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敦煌、吐鲁番等地相继出土了多件摩尼教文献，其中，在粟特文书写摩尼教文献中出现的伊索寓言故事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希腊化文化信息的东传。亨宁教授对此予以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人们一直都很关注摩尼教在东西方的故事和寓言的交流中的作用，只是难以找到相关文献予以证实。而中国境内发现的粟特文故事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勒柯克发表了摩尼教文献中的一个 《伊索寓言》 故事，其开头部分是用希腊文书写而成的，大致意思是：

猴子在动物们的集会上跳舞，由于受到尊重，猴子被选为王。狐狸非常嫉妒，当它在一个陷阱中发现了一块肉后，就把猴子带到那里。狐狸说，他发现了一个宝物，但不是自己占有，而是献给国王的。并且建议猴子自己去取，（猴子）走过去，但是没有注意到……

在希腊文书写的内容之后，是由粟特文书写的内容，共30行，并由亨宁教授对此进行了解读。大致意思是：

……谁将合适成为我们的国王呢？没有谁比您再合适了!所有的动物都赞同您成为唯一的国王，现在正是宣布您成为我们国王的时候了。您的身体一半像人类，一半像动物。现在让我们快点出发，您应该坐在王位上，成为所有动物的国王。

愚蠢的猴子起来，跟随狐狸出发了。当他们快到了（陷阱）之际,（狐狸）转身对猴子说道： “好……已经来到我们面前，好运即将降临到您的身上……充满……你不会……（陷阱）（ptst’n），但是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请您像一个国王一样吃吧。因此，请您先拿着这个（陷阱）。”

愚蠢的猴子听到这些话，立刻变得高兴了……

这则摩尼教文献虽有些破损，但是并不影响我们从中汲取一些有用的信息。希腊文书写的基本内容与《伊索寓言》希腊文版本的“猴子与狐狸选王”故事内容颇为相似。这说明，粟特人应该熟悉希腊语和希腊人的一些故事。随着信仰摩尼教的粟特商人或者来自粟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所熟悉的一些希腊故事和语言也随之东传。

此外，中国境内的壁画艺术风格、来通杯、丝织品和物产等方面也反映了粟特人对希腊化文化的传播。希腊壁画艺术通过丝绸之路在西亚、印度、中亚以及西域等地区的继承和发展，并传入中国。2003年3月，在楼兰被盗壁画墓发现后不久，孟凡人先生根据该墓壁画图像资料判断此墓“有可能是丝绸道上粟特人的墓葬”。尽管墓葬形制和葬俗反映了本土特征，但墓葬残存的大面积壁画的画风、人物、形象、服饰、手持酒杯的姿势和酒杯的形制等与粟特壁画上所刻画的风格类似，其中，壁画色彩艺术和手持高脚杯都具有典型的希腊化艺术特征。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了大批唐代器物，其中镶金兽首玛瑙杯较为典型，该杯高6.5厘米，长达15.6厘米，口径5.9厘米，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汉文史料《旧唐书》中有 “开元十六年，大康国献兽首玛瑙杯”的记载，因此不能排除这是粟特人进献的礼品，或是通过商贸往来流转到窖藏主人手中。来通杯传入中国后，也引起了人们的纷纷模仿，制造了陶瓷质地的来通杯，在陕西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和湖北唐朝李微墓都保存与发现了大量的陶瓷质地的来通杯。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发现了具有希腊化风格特征的丝织品，上面绘有赫拉克勒斯正在杀死一条蛇，并用人头鸟身的动物和植物装饰。另外，在此还出土了对饮锦，尽管织物有些破损，但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珠环组成一个基本单元，一组是两人托腮对坐，一组是两人站立举杯对饮，饮者手捧来通杯。这组丝织品被认为与粟特人有关。一方面，《北史》和《隋书》都记载了来自粟特的安国人何稠家族善于织锦技术；另一方面，粟特商人在其向东进入中国之际，吐鲁番为必经之地，他们在此还建立聚落。鉴于此，笔者认为，这些丝织品与粟特人联系在一起是有其合理性的。

（本文选摘自《从马其顿到马拉坎达：粟特地区的希腊化研究》，齐小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