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里，窥见钱锺书、何其芳和王水照的治学风采

12篇深度访谈，讲述王水照北大、社科院、复旦治学经历，追忆钱锺书、何其芳学术人生。

最近我社重磅推出了《王水照访谈录》，王先生是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

这本书中，王先生讲述了诸多治学细节和学人往事，广受读者关注，该书一出版便入选了“《中华读书报》8月好书榜”“《中国出版传媒商报》7月严选好书”等众多好书榜单。

王先生的治学有什么特点？他眼中的钱锺书、何其芳是什么样的形象？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责编是怎样一步步打磨书稿的？

让我们一起走进“编书记”第2期，请责编彭华为我们讲述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王水照先生访谈录

王水照 口述；侯体健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年7月出版

1

学术研究中的大判断与小结裹

书中讲到了王水照先生的求学经历与治学方法，您可以简单跟我们说说吗？

彭华：王先生自1955年进入北大中文系起，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后，一连参与编写三部文学史，并在编写时，负责宋元时代文学史的编纂，与宋代文学尤其是苏轼结下了不解之缘。

正是三次编写文学史的学术履历让王先生在建构“大判断”、反思“大判断”的探索中坚定了对于学理性建构的追求。

所谓的学理性建构，王先生解释说是要有一个贯穿性的、整体性的宏观把握。从曾经走过的弯路中，他领会到文学史规律的探寻一定要是“大判断”与“小结裹”的结合。

如最早完成的“红皮”《中国文学史》，以“民间文学是文学史的主流”等思想为指导，那种全然被“大判断”所左右的，理论先行，乃至生搬硬套的思维并不可取。诚如何其芳告诫的，“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

不久之后，他们放弃了“民间文学是文学史的主流”等先行判断，编成了立论更宽和、中肯的“黄皮”《中国文学史》。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说，“论析的全面性和深入性方面有所进步”。

王先生认为只有先读作品，由作品产生总体上的想法，然后带着这个想法，再读作品，再琢磨有关材料来印证这个想法，想法经过细化、纠正，形成文字，才可能做出好的学问。

除了编文学史，做普及读本也在王先生的回忆中占有一席之地。

如《宋代散文选注》《苏轼选集》等普及读物，使许多青年爱上了古典文学，也被许多后学奉为圭臬。《宋代散文选注》是王先生独立完成的第一个选本，行销二十多万册，也由此开启了王先生与我社合作的因缘。

此后，我社约请王先生作《苏轼选集》，为此他过上了一段三点一线的生活——家、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不上课的时间，都在上海图书馆“上班”。

《苏轼选集》出版后反响极佳，被何满子先生赞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钱锺书先生更是说它“卓然优入著作之林，成一家之学”。

以作严肃的学术工作的态度来编写普及读物，无疑是从“小结裹”出发，聚沙成塔的工作，对“一蓑烟雨”、“一犁雨”的赏析无疑是此中典型。而编选集的思考远不止步于此：

（王水照《“一蓑雨”和“一犁雨”：量词的妙用》，刊于《文史知识》1998年，第11期）

正是在做《宋代散文选注》时，他感受到散文独特而蓬勃的美，而这种美感并不那么能配适西洋文学观念中对于文学性与审美性的要求，于是从编选《历代文话》的基础工作开始，寻绎“中国文章学”的体系，这正是从“小结裹”出发，求索“大判断”的案例。

阅读本书，处处能感受到王先生对“小结裹”与“大判断”并重。访谈中他以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和陈寅恪对“牛李党争”的阐释为例，点明“大判断”的高处，和它对于后续研究的指导意义；又以回顾钱锺书的学术成就来展现“小结裹”的丰富与精微。

2

王水照先生眼中的钱锺书与何其芳

王水照先生与何其芳、钱锺书等前辈大师交往密切，他们在交往过程中有哪些有趣的事情？他们的治学方法又有什么各自的特点？

彭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和何其芳可谓是对王先生影响最深的两位前辈。钱先生是他的工作指导老师，何其芳先生曾任所长。

先说钱锺书先生，近四十年交往下来，王先生大约称得上是他比较亲厚也相当信任的晚辈了。钱先生送了他四版《宋诗选注》。其中一本的题款是：“水照不肯购此书，而力向余索之。余坚不与，至重印时始以自存一册赠之。皆悭吝人也，然而水照尤甚余矣。一笑。”

（《王水照访谈录》插页14）

王先生一直会说钱锺书先生指导过他工作、是他尊敬的导师，但是从来不会说自己是钱锺书先生的弟子，2013年复旦的某个校报要这样写，他还专门去纠正过。因为钱先生一生不认弟子，戏称王先生的本领是“如孙悟空所谓自家会的，老夫何与焉”。

读《谈艺录》，可以看到钱先生犀利吐槽：“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师，而弟子之墨守者累其师。”王先生当然不至于背其师或者累其师，不称弟子是对钱先生意愿特别的尊重吧。

钱先生的学术取径也确实和以王先生为代表的这代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不同。钱先生有旧学“童子功”，从目录学入手，由目录一部一部地读下去，随读随记。而正如王先生介绍的那样：

《钱锺书手稿集》是钱先生生命的外在形式，他并不是把学术研究当成职业，而是他的志业。“职业”与“志业”，一字之差却相去万里。如果没有这种立场，钱先生也不会留下《手稿集》这么一大笔学术财富。我可以举个例子，在第十六册有一部分是读柳宗元集的笔记，我第一次看到时十分吃惊，因为钱先生的手迹一般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虽常用草书，但基本规范，可是这一部分的字却写得歪歪扭扭，多在行格以外，猛看起来连小学生的字都不如。怎么钱先生的笔迹会这么乱七八糟呢？后来在书影下看到杨先生识语，这一册应当是在1974年至1975年间的笔记，“观《柳河东集》以后笔迹，可知‘流亡’期间，哮喘，急救后，大脑皮层受损，手不应心”。所谓“流亡”期间，指的是与邻居不和，迁居文学所办公室的那段日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钱先生在重病未愈时，便开始做读书笔记了，这种勤奋、这种毅力，是十分罕见的。

在具体写作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上，王先生觉得自己还是受何其芳所长的影响更大一些。何其芳先生有官员的身份和作家的履历，也有学者的追求。他做事极其认真，这点连毛主席都称赞过。

王先生参与编写“文学所”版文学史，分到韩柳和苏轼，韩柳一章写出来就被何其芳所长否定了，说和既往的文学史叙述面目雷同，文学史著述也要“力争一寸之长”。于是在写苏轼一章的时候，王先生就学了乖，先给何其芳先生看很详细的提纲，讨论过之后再写，于是顺利通过了。

何其芳先生不仅对集体项目要求严格，精益求精，自己动笔时也是一丝不苟。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纪念时，他受命写纪念文章，提及“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那里面不是有个报长串人名的情节嘛，何其芳先生不厌其烦地一个个研究，还特地请年轻的同事帮助收集资料。

王先生因为研究苏轼，就提供了王朝云的材料。其实文章写出来，那些人物相关材料都只在注释中出现，而且王先生觉得自己提供的资料何其芳所长本来也都看过。

论及作为学者的何其芳，王先生说：

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层层推理，逻辑相当严密，而且“小结裹”与“大判断”结合得很好。比如他有一篇《论〈红楼梦〉》，是篇长篇论文。这篇文章一方面非常细致地分析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性格的不同，另一方面他又从这里面提升出一些系统而宏观的理论观点，如“典型共名说”、“爱情主线说”、“双重悲剧说”等。就凭借这一篇文章，使得他成为“红学”之一家啊，因为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不同于众的看法。我在《半肖居笔记》里有一篇文章提到这个事，我曾问过他：“你这篇文章我很佩服、很喜欢，你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就是读书啊。”他倒不做卡片的，就在书的天头地脚作批语。在写论文的时候不断地回忆当时直接的艺术感觉。

3

编书背后的故事：约稿、插图与封面

除了文字访谈，书中还有大量的插图，可以看出您在这本书的编辑背后费了不少功夫。从编辑的角度，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下这些插图，以及这本书的装帧设计。

彭华：2008年，当时还是王先生门下博士生的侯体健老师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对王先生的访谈录（收于本书第一篇），反响非常好。

2013年，考虑到王先生已不再开大课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约请侯老师深度访谈王先生，希望让更多无缘亲临课堂的学子分享到王先生的治学心得与问学门径。

侯老师很快通过整理王先生小课与私下谈话的录音资料，完成此书的初稿，并逐步发表了其中一小部分。

而本书的全部内容则放在王先生的案头多年。我入社之后，曾跟随领导多次拜见王先生，了解书稿情况。先生精益求精，几度批改，就这样斟酌了七八年。

王先生自己对这本书的配图是很有追求的，这也是他迟迟没交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交稿后侯老师承诺他尽量提供照片，希望我也一起寻找合适的内文配图。所以我在文字审稿完成之后专门为配图重读了一次，方向是提及的学者人像和著作书影。虽然这部分配图谈不上多珍贵，但也相当耗费工夫。尤其是书影，我尽量找早期、初版的书影。

给侯老师确认配图的时候，他希望我配一张《中文笔记》里钱锺书“画胡子”的内页书影，这张图找出来之后我恍然大悟，觉得目录中可以看出端倪，但实际上是花了快一个上午，翻遍了二十册，倒回来才找到的。

现在书前彩色插页的第二、三、四、五张，都是王先生相册中珍藏的老照片，此前拍纪录片用过，但从未在纸质出版物中面世。因而虽然是黑白照片，我们还是将它放在书前，使用四色印刷，尽量还原老照片的质感。书前最后一幅插图是钱锺书先生赠予王先生四版《宋诗选注》的“全家福”，也弥足珍贵。

不过，配图也留下一些遗憾。比如王先生曾指示要给提及“板凳要坐十年冷”（第十章第四节）处，配一幅顾廷龙先生的书法，还提供了那张旧报纸：

但终因结集成书过程较长，临近出版却未能编入书稿，成为沧海遗珠。

这本书的装帧结合了烫金工艺和有特殊肌理的艺术纸包脊，内页使用80克的东方书纸，印制规格颇高。

封面设计中很早就定下了手写体签名烫金（签名截取自王先生书题签），但在照片的确定上经过了一番周折：我起初喜欢插页中那张拍摄于爱知大学的单人像，也有人喜欢先生一张带着笑容的合影，美编严克勤老师力排众议，说这张透过书堆拍王先生的照片最能凸显学者风范！于是就确定了用这张。底纹衬的是王先生《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后记的手稿。

4

审读《访谈录》，仿佛“回炉重造”

上古社的书，主要以文献整理、学术论著为主，作为编辑，您编这样一本访谈录跟编其他书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我社还出版过王水照先生的哪些书？可以向大家推荐一下。

彭华：作为编辑审读《访谈录》的感受之一，就是仿佛自己在“回炉重造”。我本科二年级的时候跟着侯老师做本科生学术项目。当时我专业课一共没上几节，除了考试什么都不懂；侯老师留校也不久，我这可能是他指导的第一个项目。他常常在课后对我耳提面命，指望我在做研究、写论文方面赶快开窍，读《访谈录》时偶然会发现有些教诲渊源有自。硕士时我曾获准旁听王先生的博士生小课，因为夙乏慧根，文章学听得我直打退堂鼓。读完《访谈录》之后觉得有点理解王先生建设“中国文章学”的苦心了吧。所以说有一种重回课堂、再续前缘的错觉。

感受之二是作为编辑对这本书特别有信心。这样说一是因为王先生、侯老师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稿件打磨得比较完善。二是有前社长高克勤编审担任三审，高老师是王先生的大弟子，对这本书的每一步进展都非常关心，在审稿方面也让我学习了很多。

现在业内在推介新书时，经常说某本书的作者“自带流量”。其实王先生此前在我社出版的多部作品，也是广受读者信赖的。从《宋代散文选注》开始，他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做普及读物，为解释字斟句酌，只为给初学者以准确可靠的第一印象。《苏轼选集》不仅受到钱锺书先生“优入著作之林”的称许，也成为上古选集系列约稿的模板。作为繁体排的进阶读本，该书选目精要自不必说，注释时常能展现由博返约的特征，可以说是堪为“苏海”灯塔了。

再简单一点的就是王先生和他的弟子朱刚老师合著的《苏轼诗词文选评》，简体的，我觉得这是最适合普通读者从阅读作品出发了解苏轼的入门选本，可以当“苏海”指南针，它兼有微型评传与名篇赏析的性质，总共换过三种封面，始终畅销。

去年出版的《北宋三大文人集团》，是王先生的第一本专著，从钱（惟演）幕僚佐集团、欧门进士集团、苏门“学士”集团的这三个时间上前后相继、人员上传薪接脉的文人集团入手，探讨了人物交游与文学活动，展现了北宋文学史乃至文化史极为重要的一面，从中也可以看到王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中如何把握“小结裹”与“大判断”。

普通读者稍微陌生一些的是王先生编的《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它最初也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1989年）。其中收了在日本教书期间发现的何抡的《眉阳三苏先生年谱》与施宿的《东坡先生年谱》，文献价值很高。

王先生主编的“日本宋学六人集”第一辑都是文学专论，第二辑扩展到历史和思想研究，在学界的呼声下，近年均已续约再版，其中东英寿《复古与创新》一书的修订本也上市了。

（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第一辑）

原标题：《在这本书里，窥见钱锺书、何其芳和王水照的治学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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